《更新學堂》·第539篇

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書籍

《大出海：中國制造全球出征的關口和突破》林雪萍 著

責編 | 柒排版| 鵝妹子

第 8916篇深度好文：3949字 | 10 分鐘閱讀

世界貿易摩擦不斷，關稅問題日益成為全球企業出海的巨大暗礁。截至4月10日，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力度不斷升級，最高已攀升至125%。

這種前所未有的貿易壓力，不僅對中國制造業的成本結構造成沖擊，更迫使企業在供應鏈布局、屬地化運營以及全球化戰略上重新審視方向。

然而，關稅從來不是孤立的經濟現象，它背后折射的是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深層邏輯。

如何在貿易摩擦的風暴中找到安全著陸的航標？如何在復雜的國際規則中辨明方向？

林雪萍的《大出海》基于對100余家出海企業的深度調研轉化為可復用的策略框架，直擊關稅壁壘、供應鏈荒野、文化鴻溝等核心挑戰。

今天這篇文章，摘自《大出海》關稅文章，林雪萍認為，全球貿易關稅與反補貼措施的本質，是工業領先者對后發國家產業升級的刻意阻滯。

從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到當下中國面臨的挑戰，貿易保護政策雖無法真正扼殺追趕者，卻通過消耗戰策略重塑全球產業鏈格局——而理解這套"關稅悖論"背后的邏輯，正是中國企業破局的關鍵。

一、全球貿易關稅：

本質是工業領先者干擾后發者的追趕

全球制造產業在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會受到貿易關稅的困擾。

來自進口國的反補貼、反傾銷等各種調查，使得中國企業疲于應付。它們不得不在不同的國家尋找更低關稅的落腳地。

從1995年WTO成立到2024年，針對政府補貼的反補貼案例共700多起，而針對企業低價格的反傾銷案例為6000多起，二者數量幾乎相差8倍。

但從涉案金額來看，反補貼對當事國帶來的損害遠大于反傾銷措施。就貿易保護的強度而言，這是一個以少勝多的國際貿易反制措施，它將矛頭對準了國家的行為。

反補貼措施從何而來?這是全球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雙重作用下的產物。

就利益而言，每個國家都有一種沖動，希望對自己國家進行貿易保護，而對其他國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但在多邊貿易體系下，每個國家必須對此沖動表現出明面上的克制。越是相對優勢明顯的產業，國家越容易顯示出對自由貿易的大度。反之，則對貿易保護有更多的偏愛。

而政府對本國產業進行補貼，會有助于改變國家之間的相對優勢。產業補貼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因此成為許多國家爭先使用的重要貿易工具。

有升級的盾，就有更鋒利的矛，這也使得補貼與反補貼成為二戰后國際貿易體系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并持續至今。

全球貿易關稅的關鍵問題，就是工業領先者干擾后發者的追趕。

二、美日德貿易博弈：

歷史經驗與啟示

日本在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的崛起，得益于主動將更多補貼與稅收優惠傾斜到拉動力大、知識外溢的行業。

在承接了美國紡織服裝的產業轉移之后，日本主動在家電、鋼鐵、船舶、半導體、機床等行業向美國發起了進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相對于日本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挑戰，德國的選擇則另辟蹊徑。德國并非全面出擊，而是在化工、機械、汽車、電氣電子等領域選擇重點突破。

由于推行雙元制教育，德國擁有格外優秀的技術人員，這也使德國中小企業在全球占據獨特位置，并以“隱形冠軍”而知名。

德國政府似乎對培育中小企業情有獨鐘，在一段時間內，甚至一度放棄了對大企業的拯救。德國政府曾眼睜睜地看著昔日的工業巨頭如電氣巨頭AEG(安亦嘉)、鋼鐵與電信商曼內斯曼等逐漸瓦解。

二戰后日本和德國崛起背后的不同策略，觸發了美國不同的反應。德國安全地崛起，日本則遭受了美國的直接打壓。

日本豐田汽車和東芝收音機曾經被當眾砸爛，兩張充滿憤怒和喧鬧情緒的黑白照片，呈現出貿易保護主義極具沖擊性的畫面。

美國針對日本工業化對本土的侵蝕，做出了激烈反應。但是，即使是在美國奮力反擊的芯片領域，也并未正面壓垮日本半導體產業。

美國只是轉向了更有價值的邏輯計算芯片CPU(中央處理器)。日本企業曾經最有優勢的存儲芯片，輸給了后來居上的韓國三星和海力士。

美國對于日本的貿易措施，并未能保護好本土的產業。它甚至也沒有延緩日本的發展，而只是將日本制造推進新的地理空間。

美國自有經濟領先的方式。它通過孕育創新技術，創造全新的賽道，而放大了新的貿易空間。

在這個“戰略性貿易”空間中，獲取超級利潤是關鍵命題。美國利用先發優勢享盡利潤的財富，并在這里為追趕者設置了足夠多的圍欄。

而對于普通商品，美國則繼續打開傳統的貿易工具箱，一邊修補，一邊敲打離得太近的競爭對手。

雖然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沖突持續了很長時間，但為美國帶來的收益比看上去的損害更大。這一悖論依然是源自“自由貿易理論”。

從理論上講，進口國利用出口國的政府補貼，為本國企業帶來了物美價廉的產品，而進口國則可以利用節省下來的資源，從事利潤更高的戰略性貿易。

盡管本國生產這類產品的同行利益受損，但被轉讓到消費者手中的價值往往會更大。因此，進口國應該給有產業補貼的出口國發一封“產業補貼感謝信”。

三、中國企業破局之道：

看清差異與理解規則

1.看清關稅背后的本質

在加入WTO之后，中國的高效率制造成為全球貿易體系中奔騰的生產機器。

那些外交官的“感謝信”能夠發出來的話，來自美國的應該最多。美國對中國正在發起的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跟它當年對日本發起的策略如出一轍。貿易、補貼都不是關鍵，要防止追趕者的產業升級才是頭等大事。

這些貿易關稅政策，如同在車后方拋撒下來的釘子，它不會讓自己跑得更快，但可以大幅延緩競爭對手的步伐。

這種“撒釘子”的方式可以看成先行者消耗追趕者資源的一種策略，追趕者只能四處在全球建立新的生產基地。這對于未能完全進行全球化布局的企業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消耗。

如果追趕者無法形成足夠多的利潤，就很難完成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投入。先行者和追趕者如果一直存在巨大的產業落差，那么貿易保護就只是一種平衡的工具。

而當產業差距變小的時候，經濟威脅就變得真實起來，先發者的貿易保護就會變成鋒利的武器。

新的工具箱正在接連打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已經制造了很多新的工具。歐洲的補貼法案、數字服務法案、數字市場法案，以及國際采購文書(IPI)等，都對進入歐洲的中國企業露出了獠牙。

貿易措施已經不再是一種新武器，而是一種新的世界觀。舊有的規則依然在發威，而更嚴厲的框架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國企業開始進入四五十年前日本曾經進入的跨欄賽道，到處都是欄桿。然而，美國心態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美國華盛頓的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說過，美國從未試圖切斷對日本的技術流動。美國只是試圖阻止以低于生產成本的價格進行傾銷，但從未將日本視為對美國地緣政治的威脅。

很顯然，中國產業面臨的美國打壓，跟當年日本的遭遇相比，只具有表面的相似性。二者不相似的地方才是關鍵。

只有充分理解規則的運行邏輯，才能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選擇對策，將出海風險降至最低。

2.關稅政策是發達國家對付身后追趕者的阻滯器

無論是貿易關稅，還是反傾銷、反補貼政策，都是發達國家對付身后追趕者的一種阻滯器。

但這種政策的效果看似適得其反，出現了一種“關稅悖論”——被關稅保護的產業反而在制造能力上呈現了越保護越孱弱的局面。

2010年，歐洲不銹鋼的煉鋼量達790萬噸，占當時總量的近1/4。到了2023年只有590萬噸，全球占比約10%。其間，美國對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不銹鋼施加了各種關稅壁壘。

然而，即使是通過了嚴厲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也依然保護不了歐洲不銹鋼的冶煉能力，其價格依然高出中國很多。歐洲不銹鋼只能在內部供應，而無法出口到其他國家。另外一個原因在于歐洲市場需求的減少。

不銹鋼是生產刀叉、家用電器等下游產品的工廠的必要原材料，但這些終端產品也在失去競爭力。

終端產品跟上游不銹鋼一樣，也是靠著雙反的“價格保護套”而生存，產能在不斷降低。減少的需求形成了反向傳導機制，使不銹鋼產能進一步萎縮。這是整個供應鏈因同頻共振而受損的現象。

即使以各種理由征稅，美國產業也無法在征稅期內恢復和發展起來。

大量產品仍然靠國外進口，只是制造產地在不斷更換，從中國換成了越南、墨西哥。這些產品在很多時候會導致價格抬高，而價格多出來的部分，往往是由美國消費者所承擔的。

3.加征關稅最終將加速全球工業化的空間分層

那么，征收的關稅去哪里了?

美國頻繁發起反傾銷稅，導致這些收入大多成為那些立案申請人的補貼。申請立案的美國行業組織成為關稅征收的既得利益者。

可以說，整個懲罰性關稅的游戲規則的一部分就是以犧牲美國消費者為代價來補貼缺乏競爭力的美國制造商。

這種變相補貼自然也受到其他國家的抵制，很多案例被送到WTO仲裁。

美國在打輸很多官司之后，就不再將征稅直接返還給立案企業，而變成貿易調整的援助項目。立案企業和產業組織仍然可以向政府申請援助，但直接的定向性補貼則被取消。

在這些受挫的案例中，美國逐漸意識到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不利一面。

WTO作為全球化最重要的調節機制，對于美國而言不再是友善的工具。認定“WTO工具變弱”的基本邏輯，使得美國加強雙邊貿易談判而疏遠多邊貿易機制。

美國的制造業回流不是通過對國外產品加征關稅就能夠解決的。無論是“雙反”還是貿易征稅，都無法解決美國的產業結構問題。關稅不能使美國產業恢復發展，也無法縮小中國產品競爭的價格優勢。

從某種意義而言，美國征稅是對本國產業的一種交代。它的政治意義遠大于恢復產業競爭力所需要的激勵。

關稅工具并不能讓美國制造能力變得更加強大，也未必能讓中國制造能力變弱。然而，它造成了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對全球工業化的空間分層進行了攪拌。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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