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往往通過限制人身自由、洗腦等方式誘騙、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下線”，以達到聚斂資金的目的

文/成曉

5名不法分子以銷售茶葉和亞麻籽膳食粉為幌子，通過逐級發(fā)展會員的形式組織策劃傳銷活動，在2015年4月起的半年內(nèi)，吸收近5000名會員參與傳銷，其中最高層級達到9級，累計涉案傳銷資金5.3億余元。

近年來，傳銷組織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實施犯罪的趨勢愈發(fā)明顯。（圖/郭笑呈 AI 繪制）

五人策劃傳銷活動

浙江人陳某式、錢某剛、盧某（另案處理），相互間都是朋友關系。2015年的時候，3人都因沒有正式工作，且渴望賺快錢而聚在一起，準備策劃一場利用傳銷活動圈錢的陰謀。

當年3月初，3人一起商量以上海儲金貿(mào)易有限公司（剛開始未注冊，后于當年8月5日注冊，法定代表人為陳某式，經(jīng)營范圍包括金屬材料、化工原料及產(chǎn)品、電子商務等，以下簡稱儲金公司），及當月還準備注冊成立的儲金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簡稱儲金杭州分公司，儲金公司及儲金杭州分公司合稱案涉二公司）為平臺，采取銷售產(chǎn)品的名義，通過向投資會員分期返利，同時采取獎勵的方式發(fā)展會員、吸收資金，并由3人共同分配利潤。

一個月后，3人與浙江人張某飛（另案處理）經(jīng)事前商量后，在浙江省杭州市簽訂書面合作協(xié)議，約定雙方于2015年4月1日開始合作運營儲金公司，合作期限為二年；合作運營期間利潤與風險均擔，如有一方成員中途退出合作，須交出所分配的利潤并按比例承擔相應的損失。

4月29日，盧某在杭州注冊成立儲金杭州分公司（有獨立法人資格，經(jīng)營范圍與儲金公司基本一致），并任該分公司總經(jīng)理，負責分公司整體運行、資金管理等事項，陳某式、錢某剛則按分工，分別具體負責開通銀行卡及具體的產(chǎn)品宣傳推廣，共同參與并組織實施傳銷活動。

由于開展傳銷活動需要有一個用于宣傳的實體項目，而錢某剛的一名朋友、湖北人孫某利名下有一家叫武漢××古門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旅游公司）的企業(yè)，由于旅游公司當時正好因為推進一個旅游項目缺少資金，因而兩人一拍即合，孫某利在錢某剛的邀請下加入傳銷活動中，并明確將旅游公司作為儲金杭州分公司宣傳推廣的實體。

就這樣，陳某式、錢某剛、盧某、張某飛、孫某利就成了準備開展傳銷活動的儲金公司及儲金杭州分公司的5名原始股東，為利用儲金公司、儲金杭州分公司實施傳銷活動，幾人按約定分工完成了相應的出資及購買產(chǎn)品等前期準備工作。孫某利出資50萬元作為公司啟動資金；陳某式使用個人名義辦理銀行卡，專門用于存放公司會員的投資款；盧某聘請他人建立了專門的公司互聯(lián)網(wǎng)投資網(wǎng)絡平臺，用于公司登記會員的投資報單。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方案，這伙人主要是以銷售茶葉、亞麻籽膳食粉等產(chǎn)品（以下統(tǒng)稱案涉產(chǎn)品）的名義招徠會員。一切準備就緒后，5人就開始通過召開現(xiàn)場宣傳會的形式，以儲金杭州分公司名義大張旗鼓地到全國各地宣傳推廣，聲稱只要花11400元購買3單案涉產(chǎn)品（單價為3800元），即可成為案涉二公司會員，從而獲得參與公司營銷，并賺取利潤的資格。

按照5人商量的分配方案，5人作為案涉二公司的股東，每月領取固定工資15000元，并定期從案涉二公司總營業(yè)額中提取10%作為獎勵平均分成。陳某式供述稱，除了每個月領取工資外，其與另外4名股東先后4次分紅，分紅金額分別為10萬元、50萬元、50萬元和20萬元，累計130萬元。

兩種投資模式

為擴大案涉二公司影響，快速吸引并發(fā)展會員，5人對外宣稱案涉二公司旗下有旅游公司等控股公司，具有非常好的發(fā)展前景，并可為投資者提供產(chǎn)品投資的機會。

5人對外宣傳的分紅政策十分具有誘惑力。他們在宣傳時對外承諾，成為會員后，每個分紅資格可連續(xù)享受九周的返利分紅，第一周至第四周分別返利360元、320元、640元和1280元，第五周停發(fā)，第六至第九周每周均返利2010元。他們同時明確，會員結算分紅時，需要扣除愛心基金200元，且提現(xiàn)需支付5%的手續(xù)費。這樣算下來，會員每購買一單商品，投資后可獲利9918元。

那么，案涉二公司是通過什么方式支付如此巨額返利的呢？陳某式供述稱，就是用后面發(fā)展會員收到的錢款來支付的。因此，一旦后續(xù)發(fā)展會員的速度跟不上支付高額返利的要求，就會出現(xiàn)資金鏈斷裂的情況。5人對于這個情況也是有預判的，陳某式供述稱，當時5人商量通過將支付返利周期拉長來應對。

為鼓勵會員發(fā)展下線，除了投資分紅外，5人還明確，對上線會員發(fā)展其他下線會員的，可按發(fā)展人數(shù)給予獎勵，目的是通過上述手段引誘老會員繼續(xù)發(fā)展新會員加入，從而延展案涉二公司的資金鏈。

在發(fā)展會員時，案涉二公司會與每一名會員簽訂由他們擬定的《買賣協(xié)議（含網(wǎng)購）〈委托理財〉》（以下簡稱案涉協(xié)議）。案涉協(xié)議約定：甲方（指會員）在商品促銷期間，將部分商品利潤以分紅形式回饋給乙方（指案涉二公司），促銷期間的終止、商品分紅回饋的比例由雙方另行約定。

案涉協(xié)議還約定，由于受經(jīng)濟環(huán)境、商品銷售、合作項目進度、盈利能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甲方不保證商品分紅回饋的比例始終一致，但甲方會在作出改變前通知乙方，乙方對新方案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甲方如在3個月內(nèi)未能按時兌現(xiàn)分紅，乙方有權要求甲方按未兌現(xiàn)分紅額的三倍兌現(xiàn)產(chǎn)品。乙方違約應當承擔當批訂單額度30%的違約金。甲乙雙方行為是消費投資、委托理財、循環(huán)分配、自負盈虧。

相關宣傳單資料證實，案涉二公司的投資模式有兩種，第一種是“自我消費型投資”，明確最低投資3單即11400元，投資后可獲取上述兩個分紅資格，扣除本金和一切稅費后凈收益為8436元，以后每增投一單，可增獲一個分紅資格，相應凈收益增加6118元；第二種是“推廣型投資”，明確老會員發(fā)展一名新會員可獲得推薦獎1140元，于第五期分紅日發(fā)放；同一周內(nèi)發(fā)展兩名新會員的，則可額外獲得1個分紅資格；發(fā)展4名新會員的，則可獲取兩個分紅資格……以此類推。

設立50個報單服務中心發(fā)展會員

這伙人還規(guī)定，會員報單達到一定的數(shù)額可以申請設立報單中心，且明確報單中心發(fā)展的會員每投資一單，報單中心可以再從中提成200元。

儲金杭州分公司在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某小區(qū)，伙同萬某英設立常州報單服務中心，通過何某兵、朱某勝（均另案處理）等人發(fā)展會員。

案涉產(chǎn)品每單事實上并不值3800元，錢某剛供述稱，其中茶葉的成本只有每單180元。相關證據(jù)顯示，即便是這種名不副實的產(chǎn)品，5人甚至還沒有完全發(fā)貨，從而導致許多會員購買了產(chǎn)品，卻沒有收到他們宣傳的茶葉或亞麻籽膳食粉等產(chǎn)品。

相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4月至案發(fā)，儲金杭州分公司陸續(xù)在江蘇省常州市、浙江省金華市、義烏市等地與他人聯(lián)手在線下設立50個報單服務中心發(fā)展會員，網(wǎng)絡平臺等線上注冊會員4943個，最多層級為9級，累計涉案傳銷資金共計5.3億余元。其中，僅2015年4月29日至5月29日一個月間，儲金杭州分公司用于收取資金的5個銀行賬戶累計收到資金9239.1萬余元。

東窗事發(fā)，組織者悉數(shù)落網(wǎng)

被告人陳某式因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9日被逮捕；被告人錢某剛因涉嫌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于2015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被告人孫某利，因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于2015年11月7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12月14日被取保候?qū)彛ê竺撎樱?/p>

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三被告人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于2016年8月24日提起公訴。天寧區(qū)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天寧法院）受理后，依法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在該案審理過程中，因被告人孫某利脫逃，天寧法院于2016年9月1日裁定對其中止審理。2016年12月18日，天寧法院對另外兩名被告人作出一審判決：一、被告人陳某式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被告人錢某剛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二、對凍結的上海儲金貿(mào)易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涉案款項7512.94萬余元及其孳息、被告人錢某剛的違法所得130萬元及其孳息，予以沒收并上繳國庫。對被告人陳某式未退出的違法所得130萬元，繼續(xù)追繳并上繳國庫。尚未追繳的繼續(xù)予以追繳。

孫某利再次被抓獲歸案后，也于2019年1月因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陳某式、錢某剛均不服，提起上訴。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常州中院）受理后，被告人陳某式撤回上訴，常州中院于2017年2月18日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

2020年11月13日，常州中院作出二審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fā)回天寧法院重新審判。不久后，公安機關再次將已脫逃的被告人孫某利抓獲，天寧法院遂同時裁定恢復對被告人孫某利的審理。

案件重審時重新認定案件事實

天寧法院重新受理本案后，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其間，經(jīng)公訴機關建議、被告人陳某式因嚴重疾病申請及其他不能抗拒等原因，天寧法院依法延期、中止后恢復審理。

在重審中，有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解或辯護稱其行為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對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發(fā)表有利于自己的辯解或辯護意見，且對公訴機關起訴指控的本案投資人數(shù)、數(shù)額、層級等事實提出異議。對此，天寧法院一一作出了回應。

關于本案投資人數(shù)、數(shù)額、層級等事實的認定問題，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guī)定，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中，確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逐一收集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的言詞證據(jù)的，可以結合依法收集并查證屬實的交納、支付費用及計酬、返利記錄，視聽資料，傳銷人員關系圖，銀行賬戶交易記錄，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數(shù)據(jù)，鑒定意見等證據(jù)，綜合認定參與傳銷的人數(shù)、層級數(shù)等犯罪事實。

本案中會員人數(shù)較多無法一一收集，根據(jù)查獲的后臺數(shù)據(jù)、銀行轉(zhuǎn)賬記錄、司法鑒定意見認定報單中心有50個，網(wǎng)絡平臺注冊的會員共計4943個，最多層級為9級，結合已取證的40余個報單中心的證據(jù)，可以采信鑒定意見的結論，從而認定本案的事實。

傳銷還是非法吸收存款

關于本案的定性問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區(qū)別在于：從法益侵害上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核心特征是以高利息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體現(xiàn)對金融秩序的影響；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表現(xiàn)為推銷根本不存在的或價格與其實際價值嚴重不符的商品或服務，要求新加入的參加者交納一定費用購買該商品或服務以獲得入會以及介紹他人入會的資格；往往通過限制人身自由、洗腦等方式誘騙、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下線”，以達到聚斂資金的目的，主要表現(xiàn)為對經(jīng)濟秩序的破壞。

從犯罪的客觀方面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強調(diào)融資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以合法經(jīng)營為掩護，以高回報率為誘餌，通過“點對點”方式吸收存款，并且資金主要用于維持信貸活動或業(yè)務經(jīng)營等；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強調(diào)傳銷組織的層級性以及最大限度的傳播，并且資金并不用于實體經(jīng)營，而是作為提成被層層抽取，直接成為更高層級的收入，被非法占有。

本案中，第一，投資風險提示明顯，不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客觀方面的特征。從涉案二公司與投資人簽訂的案涉協(xié)議可以看出，公司未承諾保證資金的安全，還提示存在一定的風險；從宣傳的投資模式看，3單11400元63天內(nèi)可以得8436元收益，即參加者在63天內(nèi)就可獲得74%的超高回報，而且參加者之后再投入獲得的回報更高（投入3800元可分紅10440元），推薦他人投資則獲益更高，兩種模式均遠遠超過正常收益，資金的安全性明顯難以保證，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客觀方面的特征不符，更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客觀方面騙取財物，擾亂經(jīng)濟社會秩序的特征。

第二，本案的投資模式有以人頭計利及發(fā)展層級的特征。首先，設定必須交納會費成為會員，才能獲得分紅的資格；其次，直接推薦他人獲得獎勵，推薦的人越多取得的分紅資格越多，報單的金額達到一定數(shù)額可以成立報單中心，并按照順序組成層級，每單投資均提取服務費，會員提取分紅還需支付手續(xù)費，會員發(fā)展越多，最高層級因此獲得的收益就越多；本案查獲的多個報單中心的層級已經(jīng)超過3級，層級最多的達到9級，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會員迅速擴張到4900余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直接或間接以人頭計利及層級的特征。

第三，本案應當認定為個人犯罪，本案雖有公司作為平臺，但該公司在成立后主要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故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綜上，本案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且應以個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關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問題，被告人陳某式、錢某剛、孫某利均明知儲金公司的運營模式仍積極參與，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關于被告人陳某式、錢某剛的作用，從犯意提起和事先共謀看，被告人陳某式、錢某剛和盧某等人進行了預謀；從參與整個犯罪的分工和時間看，被告人錢某剛負責對接企業(yè)并聯(lián)系宣傳平臺，被告人陳某式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銀行卡接收資金，從合同簽訂到公司資金鏈斷裂其都沒有離開公司，二人均積極參與了儲金公司宣傳，均不宜認定為從犯。關于被告人孫某利的作用問題，被告人孫某利提供了儲金公司的啟動資金，但并未參與公司的實際運營，對資金無支配管理的權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較小，可以認定為從犯。

2024年5月13日，天寧法院作出重審一審判決：一、撤銷（2014）杭臨刑初字第8號刑事判決書第二項對被告人錢某剛判處的緩刑部分；二、被告人陳某式、錢某剛、孫某利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零一萬元；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五十萬元；三、對凍結的儲金杭州分公司涉案款項7512.94萬余元及其孳息、被告人孫某利、錢某剛等人退出的違法所得予以沒收并上繳國庫。對被告人陳某式未退出的違法所得130萬元，繼續(xù)追繳并上繳國庫。

重審一審判決宣判后，被告人錢某剛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訴。常州中院經(jīng)審理，于2024年8月28日公布本案二審裁定結果：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來源：《法制與新聞》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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