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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翰烽/文

據中國新聞周刊日前報道，呂德文在多地調研發現，由于“過度留痕”的工作要求，幾乎每個鄉鎮、每個村都要找一個專門寫文字材料的人。

某小學教師說，“網絡防詐、防溺水、用火用電安全、交通安全等都需要老師教導，老師要對這些教導內容做記錄，并且這種教導和記錄不是一次性的，可能每隔兩個星期就要重申一下，然后反復記錄”。此外，學校要求這些記錄全部由教師手寫。

在“過度留痕”的要求下，不少“痕跡”實際是通過造假完成的。南部某村一名村干部說，村里有一些土地已經難以恢復，卻仍要恢復并拍照留痕，無奈只能作假。“有些農田是靠海的，過去海水倒灌不那么嚴重，但是現在海水倒灌嚴重了，土壤改變、水質改變，已經種植不了了，怎么恢復？沒辦法，還是用挖土機去整地，然后一排一排插上番薯。” 為了拍照留痕，村里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最近一次翻整土地、插番薯就花費了大約10萬元。

可以說，無論是在機關，還是在鄉村，恐怕都有不少人困于“留痕”當中。而這樣的“留痕”，不僅是嚴格按照上級有關規定程序流程，而且還可能陷入內卷之中，以至于有的地方和單位“留痕”都能留出新高度、新花樣。

其實，大家都能認識到“過度留痕”的危害，也能識別什么是“過度留痕”，但是想要徹底根治這種“過度留痕”，卻還是有些難度。

一者：避責。這可能是最直接的因素，特別是有些會議、活動方面的記錄、拍照，明顯就是如此。正如前述教師所說，假如學生在學校出了什么問題，比如在學校里摔倒磕碰了，或者是坐電瓶車上學時沒戴頭盔出了問題，家長來問責學校，學校就可以拿出手寫記錄，證明學校就這些事情教導過學生。

對避責影響最大的無非就是兩種：一種是檢查考核；另一種是問責追責。這兩種都可能對“留痕”提出要求。雖然說強調不以“留痕”為主要依據，但一旦有了什么問題，完全沒有“留痕”，恐怕也是有嘴說不清，而有了“留痕”之后，至少可以提供。這也是當前一些基層干部仍然自我加壓“留痕”的心理寫照。

二者：懶政。主要表現為一些檢查、監督、管理等方面的懶政。也就是說，為了自己更為省事，一些檢查者、監督者、管理者，往往都要求被檢查監督管理的對象自己提供相應佐證。

比如做了什么工作，要自證做了；比如發現某某問題，要自證沒問題。這樣的自證，對于檢查監督管理者來說，當然就會簡單、舒服得多，只需要被檢查監督者拿出來即可，如果拿不出來，就可能是個問題。這也是為什么一些檢查監督管理喜歡坐在室內看臺賬資料？

三者：政績。關于“過度留痕”，對于熱衷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者來說，覺得是一種“政績”。比如，某某工作如果有很多的“留痕”，有的上級就會覺得自己的工作部署在基層得到了落實，自己提的要求是正確的、有創意的。還有，作為有的基層，也會想著以“留痕”的政績來向上邀功請賞。

如此，“留痕”成為一項專門工作。文字材料工作也成為一項專門負擔。

其實，真正的“留痕”本是落實工作的痕跡，本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數據。然而，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因為“過度留痕”制造了不少數據垃圾，特別是那些弄虛作假的數據，不僅增加了基層負擔，而且讓工作脫實向虛、助長形式主義，還會大大干擾正確科學的決策、脫離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