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容得下翅膀與爪印的城市，才配得上“文明”二字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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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徐斌榮（自然保護工作者） 編輯/馬小龍 校對/劉越

▲資料圖：夜鷺正在休息。圖/新華社

據中國新聞網綜合報道，近日，鄭州鬧市區的“天屎之路”引發熱議。春夏時節，夜鷺在街區法桐樹上筑巢繁殖，鳥糞隨風飄落，行人、車輛頻頻“中招”。有人認為這是生態環境改善的象征，也有人抱怨生活受到了實際干擾，關于夜鷺的“留”與“遷”一時眾說紛紜。

“天屎之路”一詞頗似黑色幽默，卻也折射出城市化進程中人與動物共處的深層矛盾。隨著城市生態的逐步修復，當野生動物以“常住居民”身份進入鬧市區，類似問題只會越來越多，傳統的城市治理邏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因此，如何在保護動物棲息權與優化人居環境之間找到平衡，已成為現代城市治理的“必答題”。這場“不請自來”的生態回歸，正在重塑城市文明的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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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中心”到“共生共存”

傳統城市治理的邏輯是以人類需求為核心的，動物被視為需要被驅逐或管理的“他者”。然而，隨著生態意識的覺醒，這一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動物不再僅僅是“資源”或“景觀”，而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存權與人類的生活權同等重要。

這種倫理轉向對城市治理提出了全新要求。也即，城市治理理念需要從“控制自然”轉向“適應自然”。

事實上，鄭州城區夜鷺的聚居并非偶然，而是歷史遷徙路徑與城市生態的交互結果。簡單地驅趕或遷移夜鷺，不僅違背動物習性，還可能破壞其種群穩定性。與其試圖改變動物行為，不如通過調整城市空間布局，為人類與動物的共存創造條件。

這就要求，相應的治理手段需要更加“精細化”。在夜鷺問題上，鄭州市民采取的“撐遮雨棚”“隨身帶傘”等應對措施，實際上是對治理方式的民間補充。城市管理者其實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例如，在夜鷺繁殖期設置緩沖區，限制車輛停放；在鳥類活動頻繁區域安裝防護網，減少鳥糞對公共設施的損害；通過生態教育提升市民對野生動物的包容度等。

在這個過程中，城市治理尤其是鬧市區的治理目標，需要從“零和博弈”轉向“多贏共生”。要明晰的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可以通過科學規劃實現雙贏。

這方面，有不少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比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為蝙蝠設計“生態廊道”，既保護了蝙蝠的棲息地，又避免了其對居民生活的干擾。一些地方的“垂直森林”建筑也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很多國際經驗表明，城市治理的終極目標不應是消除矛盾，而是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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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持續的沖突轉化機制

考察國際上成功的治理案例，我們會發現，成功的城市人獸共生實踐往往具備三個共性特征：尊重自然規律，避免其過度繁殖破壞生態平衡；建立彈性治理機制，從系統性視角解決問題；培育社會契約精神，形成自組織的共生秩序。

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消除沖突，而是建立可持續的沖突轉化機制。這種“順勢而為”的治理智慧，展現了對生態規律的深刻敬畏。

鄭州夜鷺的“留”與“遷”之爭，最終應導向“如何讓共處更舒適”的解決方案。正如新加坡將城市定義為“花園中的城市”，其本質是承認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是城市生態系統的平等參與者。

“天屎之路”的爭議不是單純的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話題，而是現代城市生態建設與治理的課題。站在城市文明演進的維度看，這恰似一面鏡子，照見我們從“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的認知躍遷。

未來的城市不應是人類的專屬城堡，而應是萬物共生的生態共同體。當我們將鳥類糞便視作生態系統的代謝產物而非骯臟廢物，當城市規劃預留出“非人類居住區”，城市才能真正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畢竟，能容得下翅膀與爪印的城市，才配得上“文明”二字的分量。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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