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

朱維錚先生

（1936年7月14日-2012年3月10日）

謹轉舊文以為紀念。全文原載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的《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略有刪節。

朱維錚是位嚴厲的、同時又是富于激情并深受愛戴的學者和教師，……堅守良知和一絲不茍是他在科學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的風格。他的著述以材料翔實、可讀性強見長。他的意見為人所重，被視為頂級的“公共知識分子”，常常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聽眾。

——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在授予朱維錚先生漢堡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的祝辭

1

第一次見到朱先生是一九八六年六月。

當時我是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浙江省從政協到杭大等多家單位聯合舉行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暨學術討論會，我的導師姜亮夫先生從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后，在滬上又問學章門，我去參與會務。

那次并沒有跟朱先生說上話，只記得他的報告是論晚年章太炎的。他閉著嘴都不是混在人堆里找不著的主兒，何況開了口？所以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持論則精悍有力量，模樣則凜然有傲色。

會議頗具規模，還安排代表去馀杭倉前參謁了章氏故居。與會者海外有來自美國的汪榮祖先生，來自日本的河田悌一、近藤邦康先生；國內則有章門弟子朱季海、湯炳正、姚奠中先生。

既然是紀念會，其間總不乏研究有素的行家，也難免夾雜趕個熱鬧的玩家。一位年長的知名學者力褒章氏的文學，作為對比而惡貶其高弟黃侃，當場遭到朱季海先生的駁斥。

二〇〇四年也是六月，馀杭區政府在臨平舉行“緬懷太炎先生、弘揚太炎精神”紀念會，照例去了研究有素的行家——他們請朱先生蒞臨；照例也去了趕個熱鬧的玩家——我也忝在被邀之列。會后就近又到倉前故居，朱先生說來過這里，我說知道：“十八年前，我跟著你來的。”

南人即操北語，也不怎么習慣用“您”——跟朱先生說話，我一向是從不多“心”、直稱“你”的。

2

見到朱先生前，其實早聞其名。除了文章，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朱先生編定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是我已經購閱的；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朱先生校注的《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更是我反復熟讀的。

你就扯吧——拿證據來！

證明材料是：一九八五年我分別給《讀書》雜志投了一短文，在《歷史研究》露了一小臉，不夸張地說，都是讀朱先生所編書的結果。

而兩次瞄準的對象，都是曾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的蔡尚思先生。

先是拜讀蔡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要論》，論及崔述及《考信錄》：

是古代史學上疑古派的一個代表，但還不足稱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為他不僅不敢疑經，而且以經為其他一切的標準，這種疑古，還是一種信孔尊經的疑古，連王充、劉知幾、李贄等也不如了。梁啟超以崔述“經書以外只字不信”為“豪杰之士”，荒謬！

斷章取義——我聞并不如是。

當即撰文異議：這里所據以指斥的引語，與梁啟超的本意頗有距離，其言出自《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嘉慶間，則有從別的方向——和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東壁(述)，其書曰《考信錄》。太史公謂“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東壁墨守斯義，因取以名其書。經書以外，只字不信，《論語》、《左傳》尚擇而后從，《史記》以下更不必論。彼用此種極嚴正態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漢以來古史之云霧撥開什之八九。其書為好博的漢學家所不喜，然考證方法之嚴密犀利，實不讓戴、錢、段、王，可謂豪杰之士也。

很明顯，梁氏在這里提到“經書以外只字不信”，旨在介紹《考信錄》的得名之由與著述體例；而所以贊賞崔氏為“豪杰之士”的原因則主要在于崔氏把“云霧撥開什之八九”的考史成績以及他“嚴密犀利”的考證方法——“經書以外只字不信”與“豪杰之士”之間，決沒有如蔡先生所拼接的那樣直接的因果關系。

更明白的是，在這段文字下，梁氏接著寫道：

“考信六藝”固視輕信“不雅馴之百家”為較有根據，然六藝亦強半春秋前后作品，為仲尼之徒所誦法，仲尼固自言夏殷無征，則自周以前之史跡依然在茫昧中，六藝果能予吾儕以確實保障否耶？要之，中國何時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狀況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學大興，不能得正當之解答。此則不能責備清儒，在我輩今后之努力耳。

正值讀了點書就好顯擺的年紀，因為韓愈《進學解》有“卓犖為杰”的名句，即以“傅卓犖”為筆名，把文章寄給《讀書》，在第十一期發表了。

碩士畢業后，我留在古籍研究所擔任亮夫師的學術助手；同時應郭在貽師之命，接手他在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訓詁學課。當年的學生、現在已是浙江大學中文系文獻專業負責人的陳東輝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在課堂上向他們推銷《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并說雖然二書后出的版本甚夥，而他現在給學生首薦的，也還是朱先生的校注本。

3

其后拜讀《歷史研究》第四期蔡先生的《王國維的學問、思想及死因》，文中敘及：

二十年代與王國維同事的趙元任，斥王為“此人無學問而濫竽院中”，卻又過甚其詞，沒有任何根據。王國維是一個對青年學子循循善誘的好教育家。我向他請教有關經學文學問題，他總是很虛心和善地多鼓勵我。趙元任說他“時時有不滿意同學處，亦一怪人也”，我倒一點也不覺得。

所引趙語，標明都出自《中國文化研究集刊》所載陳守實先生的《學術日錄》。

拍案驚奇——我聞更不如是。

原文一清二楚地記述：王國維自沉后，同仁與門生都為在清華籌建紀念坊捐款，“教授中唯趙元任不肯出，此人無學問而濫竽院中，且時時有不滿意同學處，亦一怪人也”。

仍署以“傅卓犖”，把這段材料抄示《歷史研究》，于是第六期刊出了蔡先生致編輯部的信：

拙作《王國維的學問、思想及死因》一文引陳守實先生的《學術日錄》，以陳評趙元任之語為趙評王國維之語，此一則史料確實有誤，是我疏忽。承杭州大學古籍所傅卓犖同志指出，請《歷史研究》立即照登，至感至要，并聲明將有關十句作廢。

一九九三年冬， 上虞舉行紀念杜亞泉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暨學術思想討論會，年登耄耋的蔡先生赴會講話。主席臺上的老爺子氣宇軒昂，聲音洪亮，每講一句話都要做兩個以上的手勢；手之舞之不足，再濟之以從左邊邁步到右邊，復從右邊邁步到左邊。

沒好意思告訴老爺子：八年前向他放過黑槍——還是兩槍。

更沒好意思挑唆老爺子：那兩槍的彈藥——全是他嫡系的部下提供的。

4

再見到朱先生，已是六年后了。

王元化師復出后，一度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負責《中國大百科全書》尤其是《中國文學》卷的組織工作，亮夫師是先秦文學分支主編，因此時有聯絡，元化師還來杭州擔任過亮夫師博士研究生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

王元化先生與朱維錚先生

一九九二年秋，由亮夫師推薦，我到元化師兼職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就讀，成為元化師最后一個博士研究生。

而朱先生正是王府里常見的座上客。

朱先生在《元化先生二三事》中回憶，還在學生時代就讀到了胡風集團材料按語中對元化師的凌厲譴責，后來又聽導師周予同先生提及熊十力晚年寂寞，常去看望的就是周先生和元化師，直到在周先生的病榻前結識剛平反的元化師：

我自始就視元化為罕覯的良師，忘年的畏友。不僅由于他較我年長十六歲，還在我出生那年便已投身于革命理論活動，更由于他學識淵博，思想深邃，與他談學論史，無論是說黑格爾、馬克思的哲理，還是評論孔子到龔自珍的史觀，總會受到啟迪。令我感動的，還有他對學術自由的由衷尊重，例如說到五四時期的杜亞泉等，從不因我見解相左而有拂逆感。

“維錚”是元化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名字。比如正談著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元化師會突然插進一句：“這個可能維錚不一定同意。”

不知遠在復旦、沒準還在國外的朱先生會不會頃刻間耳根發燙？

“維錚”也是元化師《九十年代日記》中出現頻率很高的名字。比如一九九四年籌辦《學術集林》，“托維錚約請復旦諸人為叢刊組稿，計有陳絳、章培恒、周振鶴、葛劍雄、張汝倫等，我亦趕去藍天賓館參加此會”。

原來我到復旦之前，元化師就拿朱先生當通訊員用——真是暴殄天物。

一天元化師告訴我：有友人打來小報告，稱朱先生在外揚言：上海也就是王元化還可以談談。“這個朱維錚！我跟他說：你愛怎么得罪人我管不了，你別把我帶進去啊。”

語氣是嗔怪的， 但元化師的笑容卻燦爛之至。跟朱先生一樣，元化師當然也不是怕得罪誰的人——他的得意是顯而易見的。

5

我讀碩士生時受的訓練是文字訓詁版本目錄，由此而涉足學術史。跟元化師治學術史，博士論文討論的是錢穆的學術觀，最后以《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一章提交答辯。

甲骨文自發現以來，學者對其真偽或有疑慮，但基本上都是由疑趨信。唯有錢穆，早年在足以證明《史記·殷本紀》可信的甲骨文的發現粉碎了疑古者“東周以上無信史”的諫言時，對甲骨文報以熱烈歡迎；中年在傅斯年倡導要將歷史學變成生物學、地質學一樣的科學，學者專注文物而忽略了載籍、專注片段的深究而忽略了根本的弘揚時，態度轉趨冷淡；晚年在臺灣主流學術界仍然偏重考訂之學、對中國文化復興大業殊少措意，大陸則一面批判傳統文化、一面大力宣傳新中國的考古成就的雙重刺激下，對甲骨文與考古學從局部的批評發展為根本的否定。論文以此為線索考察了錢穆的心路歷程，并梳理了他和胡適、顧頡剛、傅斯年、李濟等的糾葛。

當然只是習作，但角度有點特別，解析還算具體，也指名道姓地駁正了一些有影響的誤說，所以還是得到了答辯委員會主席李學勤先生、評閱人裘錫圭先生等的好評。

無論專業，還是與元化師的交情，朱先生都責無旁貸——他既是評閱人，也是答辯委員。他在評閱書中寫道：

從二十年代初錢穆躋身學林到不久前去世，他的學術生涯長達七十年。這期間，他對清朝至民國的統治文化形態，包括清代列帝倡導的朱子學和國民黨執政后倡導的“國學”，都視作中國歷史在“活的人事”中間的延續，而表示“溫情與敬意”，因而他的論史著作，長期以來受到不同取向學者的駁難攻訐。批評的立足點很不相同，有一點則無不同，即認為錢穆論史治學，態度是主觀的，取向是非科學的，旨在使學術服從現行權力結構的需要，因而基本上屬于史學中的辯護論。然而批評者以及反批評者，有一點都說不清楚，乃至回避討論，那就是錢穆盡管否定以乾嘉史學為代表的“記誦派”，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考訂派”，但他本人論史，卻很重視史料，包括考古發現的地下材料。如所周知，他雖是對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史料懷有否定傾向的呂思勉的學生，而呂思勉正是以與章太炎不信甲文而聞名，但他卻是本世紀早期便承認甲文對于研究中國上古史具有征信意義的學者之一。這種主觀與客觀極端相反的例證，使錢穆的論敵和傳人都大感困惑。據我所知，在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后，正面討論錢穆的這一困惑并給予同情的理解的，在大陸出版物中唯有周予同先生的舊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時逾半個世紀，而后才有傅杰的這篇論文，從系統整合的角度，進行更詳盡的討論。

評閱意見一共五點，上引只是其中之一。而在概括拙文所解決問題的那一點中，他又一二三四，列出了四小點。

天曉得朱先生這一生中，光是這種不會發表、不會結集的文字就寫過多少——馬虎一些，應付一下，本來評閱一百份論文也許只需十萬字；但要像他這樣一點再點，點了又點，無形的工作量成倍激增，就可能變成三十萬、五十萬字了。

天曉得朱先生這一生中，光是這種不會發表、不會結集的文字就耗掉了他多少個不眠之夜。

是啊，不眠之夜——青年時代用功，熬夜成為習慣，夜里他從來都通宵不眠，要到天亮才睡。

6

博士畢業那年，命運之神對我特別眷顧。

天賜良機之一：復旦就在這年成立了中文學科博士后流動站，經元化師與裘錫圭先生推薦，我成為第一個被收容進站的幸運兒，住在國定路中心村教師公寓。從此開始旁聽朱先生的一系列課程——除了研究生課，還有本科生的中國史學史。

天賜良機之二：過不多久，朱先生就告別國年路上的舊居“破壁樓”，搬來了中心村，跟我隸屬同一個小區，出入同一個大門。從此在他上課的日子，我得以常常當跟班，隨他或騎著、或推著自行車，一起去文科樓，一起回中心村。

當時還孑然一身的朱先生會買菜，有廚藝，但要那么天天拿自己當回事地好生伺候，他怎么還能讀那么多書、做那么多事？所以我經常看見他在小區門口一家只有七八張桌子的只賣面條、不供炒菜的小面館里對付午餐。更經常的是他每周煮一鍋茶葉蛋囤積著，餓了就拿一個熱熱吃。

我說：有醫生稱茶葉煮蛋破壞營養。

他說：好吃。

我說：有醫生稱隔夜熟食不利健康。

他說：方便。

那會兒師母王醫生還沒出現——而除了王醫生，別的醫生的話他是不聽的。

7

一到復旦，所有通訊員的事務自然由我承包，元化師不用再勞駕朱先生了。朱先生的地位急遽升高——每到有他參加的活動結束，元化師就命令：

“傅杰啊，你把朱先生送回去。”

哈，元化師說話真藝術——好像是他派我專程把朱先生送回家似的，其實我就是跟著朱先生一起回家罷了。而且更多的時候簡直像朱先生送我：車到小區門口，一進去就是我住的那幢樓了，朱先生則要再拐兩個彎才能進門。

那真是老成凋謝前的黃金時代呀！

一次社聯開會，聽元化師、朱先生，還有辭世已十多年的唐振常先生在會上、在席間高談闊論。

一次友人陸灝請元化師、朱先生和黃裳先生吃飯，要我作陪。

一次元化師、朱先生共同的朋友孫長江先生來，我也得以侍坐。因為政治有欠正確，這位昔日中央黨校的大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炮制者被掃地出門，校長王震指示：調他到一所小的大學去。談起往事，孫先生嚴肅地說：“我很感謝王震同志——他只說要調我去一所小的大學，沒說要調我去一所大的小學……”

朱先生逢席必飲。某天在上海社科院開會，會后便宴，主人謙稱招待不周，飯菜簡陋，朱先生面對斟滿的酒杯表示有酒足矣：

“我是孔夫子的信徒：惟酒無量。”

他把自己聽來不夠入耳的下半句“不及亂”——也就是別喝醉——毫不手軟地腰斬了。

鄰座一位學者發問：“孔子在哪里說過這話？”

不知是對問者不熟悉《論語》不屑，還是對問者疑心他杜撰典故不滿，朱先生手一揚，很話劇地——據說他在學生時代是復旦劇社的明星——吐出四個字來：

“請讀《論語》！”

揚出去的手，是在親自確認了四個字的馀音已徹底銷聲匿跡后，才收回來的。

8

一身而兼史家與小說家的廖梅，在長篇新作《象牙塔下》里描繪主人公讀研期間“最重要的就是導師開設的學位基礎課中國文化史要籍選讀，每周瀏覽一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或篇章，并寫作一篇讀書筆記”，從《論語》、《老子》開始，直到戴震、惠棟，“如此一年，基本上能夠把握古代中國思想和學術的發展線索了”——這顯然不是小說家的虛構，而是史家的紀實。

朱先生不止一次地絮叨年輕時遭受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心理創傷：畢業留校，安排他給陳守實先生做學術助手，陳先生布置他讀《資本論》，抄正史中的土地制度資料。才過一周，陳先生就沖系主任嚷嚷：這個助手我不要了！我讓他讀書，這么些天都不見動靜，這個助手我不要了！

“我天天都在讀都在抄，哪里知道要去找他匯報？” 時隔半個世紀，差點被休的朱先生還是滿懷委屈。

剛過門就挨了殺威棒，從此更沒有隨便打盹的膽量——大半生的夜以續日，就是因那會兒的小兒驚恐而落下的終身后遺癥……

他就是這樣被自己的嚴師整成著名學者的，套個流行句式——朱維錚是這樣煉成的。

等媳婦熬成婆，整自己的學生，也就成了他不好意思秘藏不用的祖傳必殺技。

不拘一格整人才——朱先生的門徒都是給整出來的。除了高強度、大運動量的訓練，還有多種隨機點化的方式。

有時是冷嘲熱諷的。例如授課涉及上海，吸口煙，頓一頓：

“李天綱，報上說你現在是著名的上海史專家了，是嗎？”

“著名”的發音有點重，“是嗎”的拖腔有點長，眼神居高臨下，直掃天綱。

在職讀博士的天綱已是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每周回學校來聽課。

猝不及防的天綱一激靈，紅著臉無力地招架：“哪里……”

大概是借這樣特別的手段來警告正聲名鵲起的杰出弟子戒驕戒躁。

有時是聲色俱厲的。例如發泄對某篇顯然是匆匆急就的讀書報告的憤慨：

“你的這個東西”——抖一抖手上那個在他眼里實在不是個東西的東西——“我扔到廢紙簍里去都嫌費勁！”

而這一次被棒喝的當事人根本不具備被正眼掃一下的資格。殺一儆百，旁觀者也可以怵然心驚，不敢老虎頭上搔癢——隨便再拿沙子來揉他們導師的虎眼。

9

要求既嚴格，又充分尊重各人不同的學術興趣，所以朱先生指導的學生，人數眾多，領域廣泛，遠古如郭永秉的《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近代如廖梅的《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不僅都是優秀的博士論文，也成為各自領域里站得住的著作。

不過作為學生，先得是可以被整的過硬材料，再得有樂于被整的健全心態——否則我行我素，刀槍不入，被整的可就是倒霉的朱先生了。

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二，雖然未必都是實數，出類拔萃者的比率總歸不到百分之三。教了大半輩子書、培養名士無數的名師朱先生面對學生，也有一籌莫展的時候。

有位女博士生——朱先生憋悶時抱怨是“我出國時他們給我弄進來的”，為人聰明，但志與力都不在史學，人脈廣活動就多，讀書少基礎就差，老師一再敲打精疲力竭，學生遍體鱗傷依然故我，以致老師一提起學生血壓就高，學生一想起老師心里就抖。

朱先生每周三下午上課，跟那位女生同宿一舍的章培恒先生的博士生爆料：“太可憐了，每到周一她就開始臉色發白，嘴唇發青，等周四才會紅回來。”

一天下課，朱先生跟我推著自行車回中心村，言及這位“低足”，氣不打一處來：

“我讓她交開題報告，她千方百計躲著我，實在躲不過了，今天就交給我這么皺巴巴的一張紙。”

他一手握車把，一手從擱在車兜的包里摸出一張真的是皺巴巴才寫了大半頁的信箋。

氣急敗壞之下，連著蹦出兩聲國罵。

我苦笑著搖了搖頭，沒告訴他：在他之前，我已經先氣急敗壞過一回了。

有時她向朱先生提的問題實在太初級了，我看不過去，就主動攬事：有些問題歡迎找我討論，解決不了你再問朱先生。

于是某天便來敲門：她在管理學院頗有關系，管院將成立個什么東西，香港某資本多文化少的大佬要致電祝賀，得代他擬份文言的電文，管院把任務托給她，她不能勝任，希望我幫忙。

我有點不悅，但第一次求上門來，又不算太麻煩，當即寫好交她帶走。

于是兩天后又敲門：所擬電文對方非常滿意，成立大會召開在即，校長也將親臨，管院把為校長起草發言稿的任務也托給她了，她仍不能勝任，希望我再接再厲。

我終于失控：“我是看在朱先生份上，才讓你有學業上的問題來找我的，你當我是沒事干的？你是朱先生的學生，那么多書不讀，成天忙這些事，你不覺得丟臉？”

是的，因為她是朱先生的學生——她要不是朱先生的學生，我大概不至于這樣發飆。

過后朱先生去上課，幾位學生正好同上電梯，那位女生也在，有點沒話找話：“朱先生，我幫您拎包吧？”

高她一個頭的朱先生黑著臉，雙目平視，雙手握包，雙唇緊閉，一聲不吭。

沒到兩年，女生離開歷史系去另謀發展了。強扭的瓜不甜，對她，對朱先生，應該都算好事。

10

廖梅是朱先生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同鄉。她在杭州名牌的學軍中學就讀時，最欣賞這位高材生的班主任鄔錫非——祝福他在天堂的每一天，他英年早逝已十多年了——后來考入杭州大學，成為古籍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研究生。那屆招了三個男生，我是其中最小的一個，因此得以在錫非兄栽的樹下不勞而獲地乘涼——打一認識直到現在，廖梅都戲稱我師叔。

一天剛上完課，廖梅找我，當眾就叫：“師叔啊！”

虎眼瞪了起來：“你什么時候成師叔了？”

我不僅忘形地叫囂這是秘密，還猖狂地進攻：“不服啊？”

朱先生吸口煙，不加思索就接了話：“哪里！我怎么敢不服？我是周予同先生的學生，周先生是錢玄同的學生；而你是姜亮夫先生的學生，從章太炎那里論下來，我都要叫你一聲小師叔。”

魂飛天外——我趕緊求饒讓他打住。而他又吸了口煙，為自己的敏捷反制得意地笑起來——這種用上海話說帶點“賊忒兮兮”的笑是朱先生特有的：看上去有點兒不懷好意，卻又有孩子氣的單純。

11

林語堂曾述及牛津學生的學問都是導師用香煙熏出來的，在這一點上，朱先生的學生享受到的待遇直逼牛津，足以不讓牛人獨牛。

而吞云吐霧的架勢跟朱先生的滿腹經綸、挺拔身姿與自信神態融合在一起，我沒見過一個比他更有風度的邊抽煙邊講課的教授。

邊抽煙邊侃侃而談的朱維錚先生

無與倫比。

硬要比一比？

不認識的人，我無從比。

認識的人嘛，實話實說吧——我不忍比。

否則我會有失厚道的。

上研究生課朱先生不用講稿，在自己的辦公室——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邊抽煙邊漫談，雖然海闊天空，但卻不枝不蔓——這是大半生修煉成的境界。

連著講半年，講一年，自然不可能沒有失口的時候。

有一天他言及顏之推的觀點，一時口誤，所述跟《顏氏家訓》正相反。下課我又跟他推著自行車回家，我一提你剛才講到顏之推如何說，他就反應過來了：糟糕，我弄反了。

一周后再上課，內容順流而下，而中間回溯到前一次的相關內容時，他又提到《家訓》：

“上個禮拜我把顏之推的意思講反了，傅杰給我指出來的。”

從碩士研究生畢業任教算起，我濫竽學林快三十年了，閱人無數，所感知的基本規律是：你指出他著作的失誤也好，指出他授課的疏忽也好，答辯時對他的研究生發難也好，他越有真才實學，就越不以為忤。

這也并不奇怪。只要是人，做事治學總不可能滴水不漏。學問為人公認，地位不可撼動，你指正的一兩下子不過拾遺補闕，是為使之盡美盡善。

于是自然可能獲得出于至誠的感謝。

這樣的例子我親遇的——如朱先生，如裘錫圭先生。

而越是學問不過硬，地位不穩固，你一有所指正，他很容易疑心你想將他連根拔起（事實上也確有這樣的危險）；一教育他門生，他很容易疑心你想將他斬草除根。

于是自然可能結下成為深怨的梁子。

這樣的例子我親遇的——且聽下下回分解。

于是清者自清，越來越清。

于是濁者自濁，越來越濁。

我那點可憐的所謂學問，自然也在容易被連根拔起之列，但只要有學生糾謬，我基本能記著在下節課公開更正。

避免謬種流傳——如此庶幾對得起我教過的學生。

雖然東施效顰——如此庶幾對得起教過我的先生。

12

在中心村，隔著一排房子，我住南邊的六樓，朱先生住北邊的三樓。

那時別說手機，我連座機都沒有——我們是真經歷過不用電話也能活著的日子的。

只是有事確實不便。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個晚上，朱先生來敲門——他沒辦法傳諭召見，只好自己爬上來接見我，并告訴我下午已來撲過空了。

且不計朱先生那廂的樓層，只算我這里的：撲個空一上一下就是十二樓，不撲空一上一下又是十二樓。

原來他有兩個碩士生畢業在即，讓我參與論文答辯：“我知道那些家伙（他真這么稱他請來的答辯委員們）看我的面子，對我的學生不會多說什么，你來幫我修理修理他們。”

我說我在杭州大學當了四年講師，沒等到可以升副教授的第五年就來滬讀博士，是沒有充任答辯委員的資格的。

又是虎眼一瞪：“我說你有資格你就有資格！”

大姑娘沒領到結婚證就上了轎——于是在沒有高級職稱的時候，我平生頭一回擔任研究生論文答辯委員，而且還越位到了歷史系。

論文兩篇，是吳通福的《閻若璩與毛奇齡——散論清代〈晚書〉的一段公案》和顏玉科的《李光地與康熙文化政策——以康熙晚期提倡理學為重心》，啃的都屬于硬骨頭，內容也做得很實在。如通福的論文不僅史料翔實，辨析入微，還有四種附錄：一、閻、毛生平事跡編年簡表，二、閻、毛著作及其流傳，三、《疏證》引諸家姓氏表，四、疑辯《晚書》諸家姓氏表。答辯委員們公認已經超出了碩士論文的一般水準。

對二文吹毛求疵最多的，是答辯委員中最名不見經傳、又唯一沒有職稱的我。

后來混到了由副教授而教授的職稱，更參加了多次朱門由碩士而博士的研究生論文答辯，一以貫之地保持了我抵瑕蹈隙、窮兇極惡的難纏小鬼形象。

因為我一直都記著：我是年過花甲的朱先生起碼爬了二十四樓叫來的——是朱先生專門叫來打架，而不是叫來打醬油的。

在朱先生追思會上，我提起了這個故事。會一結束，主持人也是現任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高晞說：

“我就看你每次來答辯都是一副揪住不放的樣子，原來你們之間有這樣的默契啊！”

13

剛進博士后流動站時，中文系主任朱立元先生召我訓話，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做你的老本行古漢語與古文獻；二是出站后留在中文系任教。

我信誓旦旦，說博士論文跟古漢語與古文獻都不無關聯，在讀期間還參與了大型工具書《古文字詁林》的編纂，做所謂的老本行正是我的意愿。至于在中文系終老，更是我求之只怕不得的。

今已年逾八旬的中國語言學史專家、當時的漢語教研室主任胡奇光先生出任我的聯系導師。五十多年前，胡先生跟周先生合寫了《孫詒讓與中國近代語文學》，已收在朱先生編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中。二十多年前，胡先生出版了《中國小學史》，也收在朱先生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中——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

出站前夕去教研室，從來都笑容可掬的胡先生不見一絲笑意，滿臉陰霾地沖我說：

“傅杰啊，你不可以這樣子的！”

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茫然不知所對。

胡先生不是朱先生，不具備電閃雷鳴風狂雨暴的能量，只下了點稍大的毛毛雨，但我明白那已到了他惱怒的極限：

“朱維錚跟我講，他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沒有人，要你去他那里。我跟他講，這怎么行？我們早就說定你要留在中文系的。”

我大吃一驚——我根本沒聽朱先生提起過這樣的打算，更不曾想他會自說自話直接來跟胡先生要人。

我趕緊保證：“我完全不知道這事啊。”

聽上去太像是我串通甚至攛掇朱先生來做說客幫我跳槽，陰謀敗露后又急于抵賴撇清。

胡先生是出了名的厚道人，不知道他聽了我的矢口否認肯不肯信——換了是我，絕對不信。

我壓根兒沒想過叛離中文系，更做夢都沒想過投身歷史系，既無此心，也無此膽，不是給臉不要臉——不錯，畢竟是學古文獻出身，我對史學有濃厚興趣，但有興趣是一回事，玩真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憑我這點一知半解、千瘡百孔的歷史學常識，我怎么敢去歷史系攬瓷器活？

哭笑不得——朱先生呀朱先生，你就這樣害我沒商量地陷我于不義。

感激涕零——朱先生呀朱先生，這輩子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我的好意。

14

由于興趣到了像真的一樣的地步，于是身份到了像假的一樣的地步——在那些年，曾有不止一位外人認定我是歷史系的。

一次去北京大學謁見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說我給你寄書，怎么查無此人退回來了。我問寄哪兒了，周先生說：復旦大學歷史系呀。

一次去上海博物館參加上博簡第一冊出版座談，與會代表清單上，賤名下的單位赫然白紙黑字：復旦大學歷史系。

還有一次，在學校附近的鹿鳴書店挑了堆書，邊上一位其貌不揚的老者翻了翻：“你是歷史系的？”

我說不是，中文系的。

“中文系？那我看你買的都是歷史書。”敷衍了興趣之類的話，他接著問：“跟歷史系的人熟嗎？”

帶著出身名門的優越感，我夸口一直跟朱維錚先生學習。

他立刻笑吟吟地宣稱：“他是我師弟。”

嚇得我一哆嗦：“您是……？”

他更加笑吟吟地宣稱：“我是朱永嘉。”

嚇得我二哆嗦——原來這就是傳說中一度叱咤風云的小朱師弟的大朱師兄。

15

雖然拂了朱先生的好意，沒真入歷史系的門，但我仍時不時在歷史系門口探頭探腦：一是奉命頂包給歷史系本科生上了一次中國史學史——幸好沒被學生轟下來；二是給朱先生推薦了個博士生——幸好不僅入了學，而且畢了業。

九十年代后期，學校開始文科基地班試點，讓上海的名牌中學推薦尖子生，由文史哲三系聯合選拔，擇優錄取，每屆僅收三十人左右，課程涵蓋文史哲各科，學生則由三系輪流主管。

頭三屆的學生，第一屆歸屬哲學，由王德峰先生任導師；第三屆歸屬歷史，由姚大力先生任導師；第二屆歸屬中文，新任系主任陳尚君先生把導師的頭銜封賞給了剛從博士后流動站里流出來的我。

郭永秉是班里五個男生中的一個。

讀完《論語》、《孟子》，暑假我布置讀《老子》，勒令開學每人交一篇讀書報告。

交來的報告五花八門，最別致的是永秉的：兩個普通練習本，仿照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孟子譯注》后附的詞典，做了一部《老子》詞典，每個詞的詞性、詞義、出現頻率，逐一都有標注。那時電腦還沒有今天這樣普及，詞典是人工統計、手工謄抄的。

我說《老子》傳本復雜，要編詞典問題甚多，但下了這樣的工夫，你對《老子》的熟悉程度就跟別的同學不一樣了；你受到的文獻訓練乃至耐力訓練也跟別的同學不一樣了。

我以永秉為榜樣號令全班：能進這個班的同學天資都無庸置疑，誰益之以踏實的工夫，誰才有希望出類拔萃。

永秉本科沒畢業，就直升跟我讀碩士；碩士沒畢業，我就推薦他跨系直升跟朱先生讀博士——一來我當時還是沒有被扶正的副教授，二來我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教他了。

還是本科生階段，在鹿鳴書店偶遇，永秉讓我推薦古漢語讀物，我拿給他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和李學勤先生的《古文字學初階》，十多年后永秉接受報紙采訪，說這影響了他一生學術方向的選擇。

從此永秉迷上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朱先生對某些不能確知來歷的出土文獻心存疑慮，對某些研究者的夸大其辭、顧此失彼也不以為然，但還是既給了他自由的選擇，又給了他關鍵的指點。永秉在博士論文《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的后記中衷心感謝：

朱先生同意接納我從中文系轉至歷史系，在他門下攻讀專門史博士研究生，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幸。在博士論文開題的時候，先生認為我原來定的題目范圍太過狹窄，不能充分體現文物材料與古文獻相結合研究的長處，希望我能夠全面系統地整理楚地出土文獻中的古史傳說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上古古史傳說的一些問題作整體性的研究。在先生的鼓勵下，我決定把研究范圍擴展為古史傳說研究中的古代帝王世系問題，從楚先祖世系、遠古帝王世系、堯舜世系三個問題切入，搜集整理出土文獻的材料，結合古史辨派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戰國時代上古帝王世系的形成、演變進行探討。先生對我的想法予以了肯定，認為“選題涉及歷史學和文物考古學的交叉課題，在前尚少有人注意”，指出“文物材料需注意時空相續問題”，提醒我要在“文獻和文物的兩重證據的結合論證”上下功夫。如果說我學術研究開始起步的這篇小文能夠取得一些新的成績的話，應該歸功于先生為我指明的研究方向。先生對我的論文寫作十分關心。他要我經常向他匯報研究的進展，并向我指出論文寫作要著重注意的環節，其中有很多問題都是我在寫作時沒有注意到的。比如先生指示我去看張光直先生的考古學著作，去看章太炎的《檢論·序種姓》等等，對于我這樣一個讀書不多的初學者，這些指示無疑就是學術航程中的明燈。

但朱先生坦率地表示：對出土文獻部分他沒有把握，得請他的“學長”——比他更早畢業于復旦歷史系、這時又回到了母校的裘錫圭先生來把關。

朱先生對永秉說：裘先生說可以就可以。

于是裘先生受聘擔任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我叨陪末座。

結果跟朱先生一樣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裘先生不僅說可以，而且說很好——直接把永秉拐帶去了他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擔任他的學術助手。

博士論文后經修訂，改名《帝系新研》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畢業不到十年，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及其《續編》，三十五歲的永秉現在是復旦乃至全國最年輕的古文獻專業的教授，也已成為古文字學界無人不曉的后起之秀。

16

而當年三十出頭的朱先生，卻因才學卓異，加上造化弄人，正被政治運動的洶涌洪流裹挾得身不由己。

本來就熟悉如此之多的歷史典籍，如今又見識了如此之多的政治把戲，等到他從淤泥里灰頭土臉地掙扎上岸的時候，至少他自以為對歷史的政治與現實的政治都已洞若觀火，了如指掌。

現實幫助他理解歷史，歷史幫助他認識現實，他每一天都在研究歷史，也每一天都在關注現實，因此在言談中熱衷議政，在論著中也不乏對政治的批評。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以此自負，當然他也有足夠的自負資本。

朱維錚先生文集紀念版

朱先生《音調未定的傳統》初版是收在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書趣文叢》中的。加盟叢書的還有金克木的《蝸角古今談》、施蟄存的《沙上的腳跡》、董樂山的《邊緣人語》、辛豐年的《如是我聞》、唐振常的《饔飧集》等。

最年輕的是揚之水，收的是她的《脂麻通鑒》。作者翻史書而“竟有陳子昂式的愴然悲懷”，遂作《春秋筆法》、《納諫》、《同文館獄》、《遺詔》、《議大禮》、《廷議與廷推》等札記——一望而知，這都像或都該是朱先生寫的題目。

但這些文字是混不進朱先生的文集的——跟朱先生的文字放在一起，太寒磣啦！什么“愴然悲懷”，簡直大言不慚，分明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懷著無比真誠的憐憫，帶著不加掩飾的蔑視，朱先生對揚之水說：“唉，你這么單純，怎么讀得懂歷史呢？”

呵呵，如今名滿天下的揚之水大姐，還經歷過這樣屈辱的難堪時刻。而且遭受的殘酷打擊不止一次——她告訴我后來在北京，已故考古名家陳公柔先生也對她作了大意跟朱先生一樣的教導。

“從此我就洗手不干，再也不敢談政治啦。”

遠離了駭人聽聞的機心，沉醉于琳瑯滿目的名物，中國少了個業馀的史論愛好者，多了個一流的名物學權威。

誨人亦即毀人——這是朱先生的慣技。

毀人亦即誨人——這是朱先生的功德。

17

除了學問淵博、見解深刻，朱先生的桀驁不馴、特立獨行也是有口皆碑的。

所謂桀驁不馴、特立獨行，就是跟正常人不大一樣或大不一樣。

而天下皆知正常之為正常，斯不正常矣。

小到學府，大到政府，要是天下各色人等都以不學有術為正常，都以結黨營私為正常，都以趨炎附勢為正常，都以厚顏無恥為正常，那么，不會或不愿揣著明白裝糊涂的不正常的特立獨行之士，就是黑暗世界里的一線光明——哪怕他盛氣凌人乃至出口傷人。

不正常的朱先生對他人的正常越深惡痛絕，對自己的不正常就越孤芳自賞。

自吹自擂之一：話說某次開會，有主校政的自然科學家言辭中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對人文學科的輕視，朱先生忍無可忍了：“你不要以為在國外幫人涮了幾年瓶子就了不起，我告訴你：你出去是學人家，我出去是人家學！”

自吹自擂之二：話說某次又開會，討論來自學校上級主管部門推行的某項明顯違背學術發展規律的大躍進計劃，多位教授紛紛叫好，朱先生又忍無可忍了：“我們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教授名目：杰出教授，首席教授……我看還應該再增加一個：馬屁教授！”

千羊之皮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兮，不如一士之諤諤。

要是別人這樣自撰世說新語，我也許會懷疑他想冒領見義勇為獎。

至于朱先生這么說——至于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18

朱先生在海德堡大學客座時，跟龍應臺合編了影響廣遠的《維新舊夢錄》。

龍應臺來復旦演講，地點在校正門對面的第六教學樓。我和她以前在元化師那里見過不止一次，就跟朱先生一同去校門口接她。她來早了，當時周邊沒有咖啡館，只能到政肅路上一家也有咖啡供應的小飯館稍坐。

過了飯點，沒了客人，只留下幾個蒼蠅嗡嗡地飛來飛去。蒼蠅的小眼自然識不得泰山，所以沖著朱先生既不知回避，也不肯肅靜。朱先生揮之不去，便質問女服務生：“你們這里怎么會有這么多的蒼蠅？”

龍應臺拉拉他：“你別這么大聲，嚇著人家。”

我說：“被你教唆的啊——‘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

龍應臺大笑起來。

晚上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宴請龍應臺，姚大力先生和我作陪。

朱先生和章先生有一位在，酒就是必須的；兩位都在，酒就是必須中的必須了——所謂 “重中之重”。

元化師五十年代初曾在復旦中文系兼課，章先生是受過教的學生。來到復旦，章先生是我的頂頭上司——中文學科博士后流動站站長。章先生的海量是名震遐邇的。元化師曾讓我傳話：你讓培恒少喝點酒。我把口諭帶到，章先生嘿嘿一笑，誠懇地說：“我就喝到哪天完了也就算了。”

酒過三巡，章先生開始揭朱先生的短：在章府對飲，朱先生醉了，章先生只好安頓他睡下。第二天朦朧中睜開睡眼兼醉眼，一生中對歷史對現實提出了無數問題的朱先生面對章先生，問了一個他一生中最不應該問的問題：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朱先生否認在近代挨打的中國是落后的，但他并不能否認落后是容易挨打的——留下話柄、受了奚落的朱先生只好認栽陪笑。

其實朱先生不自掩其短，這等丑聞他自己也坦白過。喝不過章先生，得找人來墊背。他說起他們共同的酒友還有中國哲學史專家潘富恩先生。早年的某一天，三人喝到深夜，潘先生已搖搖晃晃，仍然騎自行車回家。因為車常失竊，潘先生習慣把車扛上樓，半道難勝酒力，身上壓著車倒在樓梯彎道口就打起了呼嚕，直到凌晨被人發現……

章先生有恙在先，很多年滴酒不沾。

朱先生一進醫院，每天聞到的也只有酒精味了。

不到一年，章先生和朱先生相繼駕鶴西去。

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杯——廣陵散于今絕矣！

19

鄧正來先生調至復旦，創建了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海內外知名學者，舉辦世界社會科學高等講壇，每講還設立評論人。校內所請的第一位就是朱先生。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晚，朱先生在光華樓講《帝制中國的黃昏——滿清在十九世紀》，評論人是他欽定的：天綱和我。

天綱是正派，從三方面明晰地闡述了朱先生演講的意蘊。

我是旁門，只能劍走偏鋒，借題發揮。

我說朱先生剛才在演講中介紹了龔自珍對衰世與盛世似而不同的判別；也批評了當下一些投資巨大意義無聊的科研項目。龔自珍是出類拔萃的思想家，也是出類拔萃的好色者，上至達官太太，下至街頭小販，都可來者不拒——這不是我說的，是他兒子寫的。當然他也更少不得光顧青樓。集敏銳的思想鋒芒與豐富的漁色經驗，他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觀點：開設妓院是統治者的陰謀。因為妓院興盛之后，讀書人要嫖娼，或得忙著賺錢，或得忙著賦詩——那時有的妓女很有文化——你就沒有多馀的時間和精力去關心時事，去參政議政了，經營溫柔之鄉尚且不暇，哪有閑心再管天下興亡？統治者的陰謀就成功了。雖然他講的是妓院，但很多東西我們也可以借這個視角來觀察，比如說編《四庫全書》，用一個大項目，用一點實際的好處，把讀書人的精力、愛好全圈在里頭了。如果一個高校的讀書人都沒有對能給自己帶來實際好處以外的東西的關懷了，那就是一個高校的悲哀；如果一個國家的讀書人都沒有對能給自己帶來實際好處以外的東西的關懷了，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悲哀。而朱先生對歷史的追問，對現實的關懷，不僅給我們提供了知識，也使我們有機會領略到當代一種已經稀有的動物——“士”的風采。

我說朱先生勉勵我們要讀一點真正的歷史。懂得一點歷史，對能夠直接給自己帶來好處之外的東西有所關懷，我們才能活得不糊涂，活得不愚昧，雖然我們常常是糊涂、愚昧并快樂著，因為清醒了，明白了，往往是很痛苦的——如朱先生，就很痛苦。

我還引了前一天《上海書評》發表的復旦外文學院陸谷孫先生的文章，就名校教師把Mencius譯為“門修斯”、把Chiang Kai-shek譯為“常凱申”，陸先生不主張圍剿譯者，但勸他們好好歷煉“童子功”：

令我感到悲哀的倒是眼下的教育。當年周揚還強調過“三基”，即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理論。今天如果重新在“基本”兩個字上提出嚴格要求，別忙著“接軌”、“擴招”，以一年讀過幾本或幾十本書（爾后才是發表過幾篇文章）來有效考查教師，我看“常凱申”和“門修斯”類的謬譯說不定可以避免。提出“研究型大學”本身是沒有問題的。這種類型的大學可說是人類從中世紀向現代過渡過程中，響應理性、適應市場的必然產物。但看看我們現在如何在相當程度上，仍得依靠人脈關系獲得排名占先，立項優先，提職超前，是否有點像仍然生活在中世紀的“失樂園”中？

基本知識中很重要的內容之一是歷史。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史書讀得多的人，結合譯出語的上下文，怎么也不會犯“常凱申” 和“門修斯”之類的錯誤。“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細”之類的話說多了，誤導作用已經十分明顯……我們這兒有位哲學教授把歷史說成“奢侈品”，好像只講“民生”才是發展正道，好像國人全是飲食男女。其實，歷史教會我們“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常凱申”和“門修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我們的文化軟實力還遠不像我們中一些人自己認為的那么強大。連老祖宗（我是說孟老夫子，不是蔣介石）的名字，在名校學者手里回譯過來，都能鬧出如此笑話，在外建再多的孔子學院，恐怕也是騏驥踞躅，虛名大于實效。

我說朱先生的演講，陸先生的文章，對我們都是可以具有開示作用的。有人一生也沒有機會受到這樣的開示，未免可惜。而對于有心和有慧根的同學來說，這樣的開示來得越早越好。

同學們熱烈鼓掌。

嚴肅點兒說——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率眾學生向朱先生致敬。

庸俗點兒說——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率眾學生拍朱先生馬屁。

吳中杰、朱維錚、陸谷孫先生合影

20

友人李慶明主掌設在深圳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附屬南山實驗學校時，為了營造文化氛圍，提高教師素質，殫精竭慮，輾轉托人，邀請多位學者前往演講。在認識他之前，已去布過道的朱學勤先生跟我說：他很不容易，你多幫幫他。

幾次赴港講學，我都順訪他的轄區。

除了中青年學者，他還請過資中筠、袁偉時等前輩先生。慶明說：前輩中非常非常想請的，是朱先生。

這么多年過去，朱先生還是一成不變地在周三下午給研究生上課。安排出來的動身時間正是周三，他要上完課后——身為不退休的資深教授，他不是不敢、而是不肯逃課，否則他早就可以不上課了——趕往虹橋，坐晚八點的飛機。

我打前站早一天到深圳。過了九點，慶明開車，我和他一起去機場接駕。

沒給我們意外的驚喜，航班屢教不改地晚點——還趕上了超混帳大晚點：凌晨四點半，朱先生和師母延誤了六小時的航班才抵達。

當天下午，朱先生為所有教師和部分學生作題為《中國·中國人·中國歷史》的報告。

慶明關照：飛機晚點，旅途勞頓，時間請朱先生隨便定，感覺累了馬上就結束。

這一隨便不要緊——中間沒有休息，整整講掉三個小時。

仍然高屋建瓴，縱論古今。最后朱先生總結道：

我以為中國歷史從一開始到現在，不僅需要深入研究，某些問題還需要重新研究。在重新研究還沒有結論之前，大學里介紹不同的學派對同一個問題怎么看，這是比較好的辦法。當然在中小學里有困難，因為不能夠講不同的觀點，免得引起混亂。不過我想問題應該沒有那么簡單。我回憶我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偶爾講一個不同的觀點，講一點關于歷史的不同見解，起碼就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后來我違背我父母的意愿，堅持一定要學歷史，我想恐怕有一點，是因為我在小學年代——因為當時戰亂，不同的小學我都去讀過，讀過私塾，讀過教會小學，讀過公立小學，在這樣的過程中聽到不同的見解，促使我思考。我想我們的孩子們恐怕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幼稚。對有些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可以講我同意這個意見，但還要注意另外一些不同的意見，這樣也許會對我們未來的中國年輕人、對未來的中國社會棟梁們有些好處。現在大家在討論錢學森問題，就是我國的教育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想他提出這個問題，一定不是因為覺得中國人笨。為什么國內一些那么聰明的人，多少年以來慢慢地思想變得很僵化？我想這和我們的教育體制有關；還和我們近代一貫的訓政傳統有關，慢慢訓得不敢想，訓得不敢說。這就是我為什么說中國歷史不僅需要深入研究，有很多問題還需要我們重新認識、重新研究的道理。(下略)

較之大學，他在中小學的講壇上更見苦口婆心，語重心長。

21

慕名來聽演講的還有慶明的一干朋友——區教育局和兄弟學校的頭兒。慶明留下幾位陪宴，錄取標準是酒量好。但酒量好的人往往話多，慶明又怕他們屆時從嘴里吐出來的字不像從嘴里灌進去的酒那樣足以跟朱先生相匹配，糾結之下，在朱先生入席前，他竟然指著其中一位擅長嬉鬧的大嘴喝令：

“等一下朱先生來了，你只許吃喝，不許說話。”

而那天朱先生非常興奮，眾大嘴也很快進入狀態——朱先生的好心情就是特赦令，他們誰也不必冒被憋瘋的風險假充啞巴了。

師母提醒：“你少喝點。”

朱先生乖乖地說：“好的。”

話音剛落，一仰脖子，杯中酒被一飲而盡。

師母急了：“跟你說少喝點，你就是不聽。”

朱先生繼續乖乖地說：“我就是聽你的話才喝的呀！我本來不喝了，你讓我少喝點，那我只好再少喝點。”

得意洋洋的臉上又露出了不懷好意卻孩子般單純的“賊忒兮兮”的微笑。

舉座哄堂大笑。

師母也只好邊搖頭邊苦笑。

慶明說：想請鄧正來先生講一次，跟他聯系，大概看我們是中小學，他聽上去不怎么積極。

我說：我當然也可以代請，不過要令出必行，那就得朱先生下圣旨啦。

朱先生一口應承：我來跟他說。

一個多月后，在光華樓下，鄧先生遇見我就拱手：“深圳我去過了，哎呀，你那位朋友太好了，那里的老師素質也太好了。”他剛去講了國家與社會中的市民社會問題，本來覺得他們不可能聽懂，結果聽眾所提問題的到位讓他意外，慶明對他著作的熟悉更讓他意外，因此他高興地向我致謝。

其實我深圳回來后根本沒見過他，也沒聯系過他。所以他去講學，不是小弟請的，而是大哥派的——頗帶江湖豪氣、常跟朱先生聚飲的鄧先生一直稱年長二十歲的朱先生“大哥”。

朱先生演講的第二天，還是慶明駕車，我跟教師文化中心主任李冰陪朱先生與師母去著名景區東部華僑城看山景，泡溫泉。

朱先生興致真高啊！

和師母結婚后，朱先生的生活才算走上正軌。在師母無微不至的悉心照顧下，朱先生的晚景是幸福的。

而幸福總是短暫的。

這是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離朱先生被查出絕癥，只不到一百天了。

22

也許是我見過比朱先生年長的老者多了些，也許是我認識朱先生早了些，更也許是朱先生的精神狀態太好的緣故，我從來不覺得他是老人——所以有時才會沒大沒小；更從來沒料到他會這么快就撒手人寰——所以放過了更多可以請益受教的機會。

二〇一〇年七月四日，《東方早報》為慶賀《上海書評》版創建兩周年，特邀北京大學李零先生來上海圖書館演講，由我主持。活動結束，在淮海路致真酒家晚宴，朱先生與師母、葛兆光先生與戴燕夫婦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趙昌平先生都來聚談。

十多天后，就傳來朱先生被診斷出了兇多吉少的惡疾的噩耗。

手術后的一個傍晚，我去肺科醫院看他。他的虛弱是顯而易見的，他對術后生命重新開始的信心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信心到后來才被逐漸擊碎。

他從床頭取過新鮮出爐的《重讀近代史》，像以前每本書那樣，一筆不茍地簽上“傅杰兄正”，說書編就有日，序卻拖著沒寫：“來這里前一天，我想這下子進去了不知道還出不出得來，不好再拖了，搞了一個晚上，到早上七點多總算改完。九點就進來了。”

朱維錚先生所賜簽名本

肺癌的病源不全因抽煙，但嗜煙者而肺癌，煙自然是罪深孽重的第一嫌犯。我借機進諫：出院不能再抽煙了。

“除非我以后不工作了。”他本能地拒諫，隨即帶著一種盜光了國庫卻逃脫了法網的成就感炫耀道：

“來這里前一晚弄這篇序，我還抽掉了兩包煙。”

臉上又一次浮現出“賊忒兮兮”的朱式微笑——只是這次笑得有點吃力。

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這樣笑了。

23

從入院到生命終結的二十個月，作為資深煙民的朱先生終于跟香煙徹底告別；但作為資深學者的朱先生跟學術卻并沒有徹底告別——事實證明：在沒有香煙提神的時候，憑著信念支撐，拖著如此病體，他仍然可以堅持最后的工作。

二〇一一年是朱先生與病魔日夜搏斗的一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上海文藝出版社老編輯徐如麒先生來電話：他們擬以線裝本形式出版《辛亥先哲詩文選》，請教了朱先生，朱先生推薦我編。

于是先在大陸查閱相關人物的別集。五月我有臺灣之行，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逗留了三個月，又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翻檢了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輯印的逾千萬言的《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等大陸不常見的資料。

完工已是八月中旬，出版社希望十月紀念日前出書，我只好拿初校樣就送去請朱先生寫序——不少篇幅是由簡體字轉換的繁體字，錯字幾乎每頁都有——限時十天。

這個要求別說對病人，就是對健康的老人也是不人道的。但一來出版社催得緊，二來我的本意，只想由他看看選目，寫上幾句引言了事。

只是我不敢想，到了這時候的朱先生還是秉持了他的一貫作派，把校樣逐頁看了個遍。三天后他就把改了錯字的部分稿子交我勘正，并讓我轉告出版社：保證質量，不要趕什么紀念日。

九月中旬，朱先生讓我去取序言——一字一句全是親筆，方格稿紙整整九頁。開頭說：

傅杰教授編成《辛亥先哲詩文選》，要我兌現為選本作序的諾言。

“子路無宿諾”，而我總是文債纏身。即此一例，便可證我當不成孔子之徒。不過藉作序表明我還沒有淪為老子所云“輕諾必寡信”的滑頭，也未必非計。

結尾說：

罹病逾年，握筆為難，草此小文，即耗時一周，已失信于傅杰教授。只好貽讀者以草率之譏，倘蒙指正，將至感。

末署“二〇一一年農歷辛卯年八月丙子，逢‘九一八’八十年矣”。

距手術已過去一年。

朱先生一臉的倦容，說背部開始出現大面積疼痛。

這絕對是不祥之兆。

24

阻不斷的疼痛阻不斷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思考，朱先生在序言中撥亂反正：

如書稿目錄所示，所選原典作者，固然限于當年顛覆滿清的造反者，但他們的共同點，也僅在于此。休說社會歷史觀念，單看他們各自的政見，在清末便不一致。譬方說那時他們的共識，在于滿洲的統治，已經腐敗得無可救藥，非革命不可。然而“革命”僅僅意味著用暴力手段“排滿”么？至遲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以前的十年間，即使所謂革命黨人內部，爭論也從未暫停。

表明有過共識的同盟會十六字綱領，以“平均地權”一則爭論最烈。反對孫中山的主張，提出將這一則改為“平均人權”的同盟會成員，以原華興會系統的湘鄂青年居多。恰是投身新軍的這班青年，不顧孫中山堅持武裝起義必由兩廣肇始而屢試屢敗的所謂方略，發動了實現“建立民國”的武昌首義。假如尊重歷史實相，那就應該承認，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滿清王潮并終結中國中世紀帝制的成功，是違背孫中山意愿的一種歷史效應。（下略）

死神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朱先生用他最后的時光，一如既往地苦苦追尋著歷史的真相：

在辛亥革命前夜，鼓動社會文化認知很不相同的各派政治力量，起來從事反清事業的一個信念，喚作“滿洲一倒，萬事自好”。但清帝退位，民國成立，接踵出現的，似乎社會現狀的態勢及取向，總在否定“萬事自好”的理想。于是被革命解脫了滿清慈禧集團以萬金購買其頭顱的威脅的康有為，竟如此忘恩無義，惋惜滿洲權貴沒有采納他的“保救大清皇帝”的主張，“不幸而言中，不聽而國亡”。

不過無論孫中山或者康有為，以及他們各自的追隨者，都無視近現代中國的歷次革命，力量的基礎在社會底層，而沒有走出中世紀的底層社會，不是農村，便是農村化的城鎮。他們無不感受對付滿清，缺乏的是人力財力，卻都認定聚眾集資的形式，以遍布江湖的幫會最有效，因而他們結黨保皇或立會造反的組織力量，總類似久見民間的秘密社會，而他們總要求與聞黨派密勿的精英分子，盲從他們的任何言行。這就是孫中山每逢失敗即歸咎黨人對他效忠不足，越到晚年越愛重彈“知難行易”老調的理由。（下略）

徐先生又來電話，說社領導看了序言，問會不會有問題。

由朱維錚先生作序的拙編《辛亥先哲詩文選》

我說朱先生所論都有事實根據，有的意思在已出版的著作中也表達過，應該沒有問題。

徐先生仍支支吾吾。

他是我敬重的老編輯。開工以來，我們一直都是客氣愉快地合作——比如直到出書，我從沒問過他將支付我多少編選費，合同還是出書后補簽的。比如我本來選了多首汪精衛——真是不該因人而廢的好詩啊，但他說那得特殊審批，恐怕出版無期，我也只好讓步。但在這一刻，我突然熱淚盈眶，撂下了句狠話：

“朱先生的序言，一個字也不能動！”

25

二〇〇六年，朱先生出任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大師》欄目首席學術顧問。

他是陪著那些大師——或者說是那些大師陪著他——最后離開人世、走入歷史的。

《大師》有后來的口碑，一是由于有總導演王韌先生率領的團隊廢寢忘食，精益求精；二是由于有朱先生的悉心指導，嚴格把關。

朱先生這樣預設《大師》可能也應該具有的效應：

第一，使觀眾可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師。二十多年前，拙著《走出中世紀》就引用過馬克思《資本論》的這段話：“在某種程度上，人是和商品一樣。因為人到世間來沒有攜帶鏡子，也不像菲希特派的哲學家一樣，說‘我是我’，所以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別一個人身上。一個名叫彼得的人所以會把自己當作一個人來看，只是因為他把那一個名叫保羅的人看作自己的同種。因此對彼得說來，有皮膚毛發的保羅，就用保羅的這個身體，變為人這個物種的現象形態了。”《大師》已用那么多形象證明“同種”的現代中國大師是怎樣的人，不是給“這個物種的現象形態”，提供了參照尺度嗎？

第二，使觀眾可以了解我們的前輩大師，都是經過多么曲折的乃至以生命為代價的歷程，才修成正果的。他們成為世人公認的真大師，沒有依權仗勢，沒有結黨營私，沒有跟風變臉，沒有借機炒作，相反都有信仰，重操守，講誠信，形成學說的認知的體系，決不輕易動搖，即使犯錯也光明磊落，因而個個都名副其實。

第三，使觀眾領悟真大師的尺度，重睹真大師的風采，再看現今那班官封的，自封的，利用媒體狂炒的，乃至背后干著骯臟交易而成暴發戶的，種種冒牌大師，不就真假可辨了嗎？

第四，使觀眾可知前輩真大師，均非可被權力金錢玩諸股掌的阿貓阿狗式“寵物”。馬相伯揭露民初孔教會藉使孔教變國教以達斂財目的，蔡元培在官在野都堅持教育學術都必須兼容并包以實現思想言論自由，陳寅恪寧死都要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傅雷被打成右派還為自己相信的真理獻身，諸如此類的形象比照，不就能使那班號稱大師而實為城狐社鼠者流露出原形嗎？

第五，使觀眾對于某些不學有術的官僚，某些見利忘義的媒體，某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黠儒，以及某些“和尚打傘”式的愚人，聯手打造光怪陸離的假大師，同樣也有了真大師的多面照妖鏡，更能洞察以假亂真的種種伎倆。

由此可以理解，朱先生的觸電完全不是玩票——他是把《大師》制作的意義，看得跟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一樣重的。他沉痛地說：

上世紀中葉以來，學風文風陋劣，教育領域弊病尤甚。無論大中小學，總視有學問有思想的教師為異己，當作改造乃至革命的對象。相反，曲學阿世或者不學有術之徒，常可名利雙收，成為學界的不倒翁。這在年輕學生看來，與時俯仰最保險，堅持真知很可怕，追逐權力才有利，那效應就是置公共利益于不顧。

2011年12月15日，重病中的朱維錚先生在復旦大學

第五教學樓5301講《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

而讓他欣慰的是“當《大師》連續播出后，最感興趣的是中學生”，看到杰出人士的成長過程，有助于他們“了解怎樣做一個真正有出息的人”。

也許是太投入了，以至于朱先生不切實際地幻想《大師》還可以發揮更強有力的作用，成為“科教文衛當局”的行為參照指南：

《大師》也向現行的學術文化政策提出了問題。比如說對知識分子以左中右劃線，把“聽話”、“緊跟”、會揣摩、善附會等，當作人文社會科學是否為己服務的尺度，賞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盜名的假大師層出不窮。我們的科教文衛當局，普遍面臨誠信的缺失，而表彰假大師，阻遏人們對學術騙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評，無疑是一大原因。但愿官位與智商背逆的某些教育文化決策者，能從《大師》悟出一點什么。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但愿朱先生的“但愿”真有變成現實的一天……

26

尾隨首席顧問，我也“學術顧問”了一位學術大師。

自大學本科起，我就是鐵桿錢迷——不是錢穆，是錢鍾書。到讀碩士研究生，由于指出一個小小的疏誤而得到錢先生“獨具只眼非君誰屬”的夸張表揚，不禁受寵若驚，日益變本加厲。

《大師》中《錢鍾書》的拍攝腳本初稿是我執筆的，國內受訪人的名單也是我開列的。

王導看看名單，不滿足地——他從來都是不滿足的——追問：“還可以找誰？”

被逼急了，我噎他說再找就得去美國了：他早年的朋友夏志清，晚年的朋友余英時，英譯《管錐編》的艾朗諾全在那兒。

王導滿不在乎：“那就去呀。不過你得一起去，由你提問。”

總算沒有顧而不“問”——還問到了大洋彼岸。

于是我和王導派出的包括一位導演、一位攝像、一位燈光的特別行動小組，從東岸到西岸，連日征討了哥倫比亞、普林斯頓以及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將鎖定的目標一網打盡。

人老而春心永不老的夏先生依然對年輕時沒追到楊絳的妹妹楊必耿耿于懷，對楊必先生后來被逼自盡的悲慘境遇不勝唏噓，當著夫人的面，公然馳騁妄想：“要是那時她嫁給我，可能后來就不用吃那么多苦頭了”，而尤其重要的——“那我跟錢鍾書也就是連襟了，我的名氣就更大啦！”

目光如炬的余先生強調，錢先生既聰明又博學，把書真正念通了，根基深厚，不會一個新的學說出現就震動，不會為一種學說所俘虜：“我們普通人常常會被一種思想俘虜，并不是那個思想力量大，而是那個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現實力量支持。他能夠在這種情況之下，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書的結果。”

總是樂呵呵的艾先生深情地回憶當初起意把《管錐編》選譯為英文，壯著膽子懇請著者俯允，不料錢先生那么爽快就答應了，沒提任何條件，只有一個要求：翻譯時有任何問題別來問我。搭進了自己的青春歲月，經受了多年的甜蜜痛苦，大功告成的那一刻，“我真是舍不得啊！”雖然非我族類，居然其心不異，聽說艾先生對他的中文啟蒙老師大作家白先勇給起的“艾朗諾”這個曖昧得不像中文的中文名字并不喜歡，良有以也——他應該改名叫“愛錢”。

而朱先生則保持著他冷峻的批判精神：“你要了解這一段歷史中間，有一群知識分子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么活動，從《圍城》可以了解歷史大潮流中間某一個點。錢鍾書的觀點是，我暴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在大時代的漩渦中間這樣一群在漩渦邊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就像我們今天，誰要寫一部真正的大學教授的生活，恐怕比《儒林外史》、《圍城》要更丑惡一些。”

面對鏡頭的朱先生現出了一絲嘲諷的微笑。

不知道那一刻他腦海里閃過了哪一位或哪幾位“大學教授”？

我主保佑我——只要沒有我。

27

也因為錢先生，我見到了一九八六年章太炎紀念會后未再謀面的汪榮祖先生。

汪先生從美國退休回了臺灣，受聘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講座教授。他跟錢先生頗有過從，八十年代他在大陸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史傳通說》就是由錢先生題簽并賜序的。二〇〇九年底，經楊絳先生同意，汪先生在中央大學舉辦了小規模的紀念錢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

從二〇〇五年起，在受教于錢先生多年的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與系主任陳思和先生的支持下，我開設了《管錐編》導讀課，給本科生宣傳錢著，一心想讓更多的后學不能自拔地掉進錢眼里，在學習中領略各科打通的開闊眼界和興致勃勃的游戲精神。二〇〇八年，應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先生之邀，還在城大作了十二次關于錢先生與《管錐編》的系列演講，既得到了鄭先生，也得到了同在城大執教、與錢先生交往甚密的張隆溪先生的鼓勵。

張先生就向汪先生推薦我參會。沾他捎帶的光，在桃園我受到了主人如葉嘉瑩、余光中、艾朗諾諸先生——當然還有張先生同樣規格的款待。

二〇一一年夏季我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訪問學人，應張壽安先生之邀去近代史研究所旁聽她主持的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學術研討會，又邂逅了兼任近代史所研究員的汪先生。問起他正在寫作中的錢傳，我請他來復旦講兩次錢先生。

二〇一二年三月下旬，汪先生如期光臨。動身前我請示：有想去的地方請告知，以便我提前安排。

汪先生說：講完就赴北大，不在滬上滯留，唯一的意愿，是去朱先生家看看。

于是我陪他去看望師母。

這是在朱先生辭世的十多天后我第一次去復光苑。

又走進那間堆滿書的客廳，一種前所未有的奇怪感覺慢慢浮上來，緩了緩神，我意識到，這也是第一次我來這里的時候，朱先生卻不在。

復光苑朱維錚先生的書房

曾經熟悉的尊嚴形象，曾經熟悉的挺拔身姿，曾經熟悉的犀利言辭……只在一個瞬間，全都煙消云散、不復可見了。

他怎么可以不在？

他再也不會在了。

28

在告別儀式的前兩天，我去歷史系參與朱先生后事的商議，見到了從外地來滬奔喪的朱公子，歷史系主任章清先生介紹：

“這是中文系的傅杰教授，是朱先生很欣賞的學者，也是朱先生的學生。”

朱先生的學生？不避攀附，確實是的。從博士論文的評閱到答辯，從課上聆教到課下小灶，雖然較廖梅、天綱、高晞、志鋒、姜鵬等升堂入室的博士，我之所得僅是皮毛，但我耗去的朱先生的心血，不一定比他們少。

跟他參加活動的場合，我聲稱是他學生時，他間或會頂真：“哪里！他是元化先生的學生。”但更多的時候，他是不否認的。

在馀杭的章太炎紀念會上，我一開口就說：“今天我不敢亂講，因為我的老師朱維錚先生坐在這里。”這個發言跟朱先生發言的記錄，都被刊登在馀杭文聯主辦的《藕花洲》雜志上，忠實的整理者把開場白也保留了——朱先生沒有抗議。

在深圳主持他的演講，我一開口就說：“在座有很多老朋友，因為我來過不止一次了。不過今天我比哪一次都來得理直氣壯，因為我請來了我的老師朱維錚先生”——朱先生也沒有抗議。

而同是朱先生學生的朱圣弢、高晞夫婦為他舉辦六十壽宴（他的七十大壽是在德國度過的，去漢堡大學亞非學院出席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有十多位新老學生躬逢其盛，我也承蒙恩準混跡其間大快朵頤……

1996年7月14日在朱維錚先生六十壽宴上的合影

朱先生欣賞的學者？我何德何能，可以成為朱先生欣賞的學者？盡管這樣的意思，實事求是地說還是有那么一點的。但我當然知道，那也主要是出于特別的原因——從元化師那兒論，是及烏；從他自己那兒論，是護犢。

無論作為學生，還是作為學者，在成長的歷程、生命的歷程中，有這樣的一位長者愿意不懈地給你激勵，給你提攜，給你指點，給你批評，這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幸福。

從我來上海讀博士算起，這種幸福已經持續了二十年——這倒是一種不算短，卻永遠也不嫌長的幸福。

這種幸福一去不復返了。

編輯 / 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