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佳

東南亞地區是海外華僑華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們的祖籍大多分布在我國東南沿海，可謂衣食同源。經過幾代人的賡續奮斗，當地的華商規模逐漸擴大，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領域脫穎而出，展現實力。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海外華商群體通過其在所在國的影響力，與中國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將對內地企業提升治理水平、實現高質量“出?！碧峁┲Α?/p>

鄉緣為基：早期墾荒與社群構建

近代中國的海外移民多為離鄉謀求生存或躲避戰禍，大多是同鄉或宗親，擁有同樣的姓氏、鄉音、信仰和文化傳承，通過建立同鄉會、商會、工會等社會團體，發揮其社會組織紐帶作用，而后逐步發展壯大，并建立和鞏固在海外的根基。

馬來西亞沙撈越州詩巫市就極具典型性，在這個30多萬人口的小城，華人約占40%。大概在100多年前，福州人黃乃裳帶領1118名鄉民穿越中國南海定居詩巫，開始了詩巫福州人的大規模墾荒活動。英國學者沃克爾曾在其著作中，記錄了當時在詩巫市看到的華人經商情形：“詩巫的這條河非常寬，寬度將近一英里，河岸旁就是馬來人的村莊。華人在這里大做生意，通過這條河從達亞人和其他當地人那里獲得巨大的利潤?！?/p>

在這個被稱為“新福州”的城市中，華人多為福州十邑移民及其后裔。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他們逐漸在當地筑牢華人社群根基，并通過世代耕耘的傳統棕櫚油業、木材業等活動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當社群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基于鄉音相連、風俗相通、利益相關等特點，這些華人開始通過建立組織的方式，推動當地社群的社會化發展，其中以商會最為典型。

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商會包括詩巫中華商會、詩巫福州公會等。憑借貿易活動帶來的經濟收益及經商群體的壯大，商會成為這些華人在海外立足、興業、辦學的基礎，在助推詩巫市——這個馬來西亞新興城市的商業繁榮、基礎設施及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后，更多的“詩巫”在東南亞各國發展起來，它們各具特色，福建、廣東、海南等地的鄉音也逐漸遍布東南亞。

除了商會，這些華人也以文化為紐帶建立了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宗親會、懇親會，其中大多由海外華商牽頭發起并組織活動，定期尋根祭祖，訪問交流，尋找商機。例如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就是全球福州十邑籍華人的國際性聯誼組織，由同屬于福州語言文化圈的華人組成，定期選擇不同地區輪值主辦大型全球性懇親大會。

組織演進：從家族企業到跨國商網

海外華人商業團體最早脫胎于鄉團組織，初期多為家族或宗族式企業，之后隨著企業規模和貿易規模的擴大，在商業發展進程中依托緊密的商業紐帶逐漸形成所在地的商會、工會，并壯大為全國性及區域性的商業社團組織。

在眾多華商社團組織中，具有規模性、影響力及代表性的是中華總商會及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與各國經貿主管部門共同設立的商務理事會。兩者相同之處在于，皆是依據當地政府法律法規注冊成立的非營利性商業組織，理事及成員均有各自的商業及企業體系；不同之處在于，相比中華總商會，商務理事會旨在加強國家之間或區域經濟合作關系，帶有一定的政治或政策屬性，更加注重發揮促進經貿合作的職能作用。

中華總商會的歷史悠久，現已遍布全球，但在東南亞各國更具代表性。中華總商會在東南亞各國不同城市設有分會，分布較廣。各地分會依托商會平臺，發揮會員自身的行業及專業特長，共享商業及政策資訊，團結華商企業，密織商務網絡。例如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原名“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是在東南亞較早設立的跨越地緣和行業的華人商會之一，由其發起的世界華商大會，至今已舉辦十七屆，召集人組織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和泰國中華總商會等，旨在向全世界的華商提供加強經濟合作的平臺。

隨著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華商開始與當地政黨建立密切聯系，并通過選舉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參政，謀求政治地位，以維護華人及社團的權益；同時，通過參與政黨事務等渠道回饋經濟支持者以及包括華人在內的各方支持民眾，從而影響執政黨在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從這個層面來說，華商群體對中國外交及經濟政策在海外的實施及影響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跨地區政策溝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反哺故土：與中國式現代化雙向奔赴

百年間，海外華商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資金支持、文化支持、技術及管理支持等。從改革開放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海外華商助推了內地企業家商業思維的成熟，拓寬了中國現代公司治理的維度，也為內地企業在法治化、市場化等層面與國際接軌提供了幫助。

其中，東南亞華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見證者、參與者和推動者，中國的發展成就、市場機遇及資源，也被他們通過自身視角、資源及多種平臺，推介給世界。

享有“亞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稱的郭鶴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重要外資投資的推動者之一。他通過嘉里集團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建設了北京國貿中心等標志性商業地產項目，推動了中國現代商業基礎設施的升級。他還將國際化的酒店管理經驗引入中國，提升了國內酒店業的整體水平。郭鶴年注重規范化管理和透明化運營，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國際化治理范本，同時大力培養本土管理人才，幫助中國企業提升管理能力，還通過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參與教育、環保等公益事業，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郭鶴年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還通過其國際化視野和先進理念，推動了中國企業的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成為中外商業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

現已是百年老店的泰國正大集團，是泰籍華人謝易初先生創辦的跨國企業。20世紀20年代，祖籍廣東澄海的謝易初遠赴泰國謀生，在曼谷從賣農作物種子的“正大莊”起家，逐步壯大。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正大集團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并不斷加大在華投資力度，秉承“利國、利民、利企業”的三利經營理念，在農牧食品、批發零售等領域深耕多年，大力支持中國的產業扶貧、公益慈善工作，在廣大華僑華人、海外華商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的歷史時期，海外華商通過大規模投資和技術引進，推動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綠色能源和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利用其全球化網絡和資源優勢，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拓展國際市場，提升中國品牌的國際競爭力；通過文化交流和民間外交，促進了中外經濟互信與合作，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

時代機遇：開啟區域合作新篇章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海外華商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2025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倡議提出12周年。國務院新聞辦披露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中國與東盟貿易年均增速7.5%，2023年雙邊貿易額達9117億美元，中國已連續15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連續4年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與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規模均突破一千億美元。《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正式生效也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及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提供了強勁助力。2023年，中國對RCEP其他14個成員國合計進出口12.6萬億元，較協定生效前的2021年增長5.3%。深入推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有利于華商在政府、產業和企業中構建“三位一體”的國際經貿合作新空間。中國—東盟區域性合作的重要抓手將會越來越多，合作載體會越來越豐富，開放合作也會更加機制化、常態化。

國際產能與投資新合作。中國與東盟國家互設的國家級產業園區等多種合作方式和投資形態，推動內地與海外華商合作共贏的紐帶越來越長、越來越牢固。

自1994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以來，中國與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先后在國內設立產業園區，吸引外資、借鑒經驗、發展產業、再造新城。中國—馬來西亞“兩國雙園”模式更是開創了中國同東盟國家互設國家級產業園區的先河，成為中國—東盟合作的旗艦項目。在政府引導及政策支持下，其中不乏華商的身影。利用這些平臺，中國企業也在積極借船出海，在新能源、交通、機械、金融、通信、物流等行業與海外華商進行合作、互動，利用華商的媒介作用及平臺資源合資辦企或設立機構，促進一批重大合作項目在中國和海外雙向落地。

截至2024年7月，中國同東盟國家累計雙向投資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東盟累計完成承包工程營業額超過4400億美元。2024年全年，中國對東盟地區投資增長較快，較上年增長12.6%，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

從19世紀的拓荒墾殖到21世紀的全球布局，海外華商始終是中華文明與世界對話的踐行者。他們以鄉緣為起點，用商業智慧在異域開枝散葉，又在改革開放中反哺故土，書寫了“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雙向傳奇。如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這一群體賦予了新的使命：他們既是區域產業鏈的整合者，也是民心相通的傳播者。面對數字化與綠色經濟浪潮，華商需進一步融合傳統紐帶與現代治理，在維護文化認同的同時創新合作模式。歷史證明，他們的成功從來不止于商業利潤，更在于構建跨越國界的信任網絡。未來，隨著RCEP深化與東盟共同體建設，海外華商必將以更開放的姿態，架設中國與世界的合作之橋，在全球治理中發出更響亮的東方聲音。

獨家對話

拿督馬漢坤：

華商和商會應積極扮演橋梁角色

馬來西亞拿督馬漢坤先生擔任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會董事，也是中國—東盟（馬來西亞）企業家協會會長、世界馬氏聯誼總會會長。作為中馬“商務使者”，他見證了中馬兩國的合作與發展。

作為《董事會》雜志的撰稿人、長期關注并積極投身中馬合作的人士，筆者前不久與拿督馬漢坤先生進行了深入交流。拿督馬漢坤先生從海外華商的視角，分享了他的理解和感受。他認為，在中國與東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背景下，華商和商會應積極扮演橋梁的角色，特別是在經貿合作項目上要起到牽頭作用。

問：關于東南亞華商，您能談談他們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嗎？

馬漢坤：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經濟地位是幾代人發揚勇于開拓、敬業奉獻的精神，在付出無數艱辛與努力后取得的。他們從一無所有、背井離鄉，憑借令人嘆服的開拓精神和辛勤勞動，不僅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來，還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在馬來西亞，部分華商早期先從事勞力工作，后來開始做一些面向當地華僑華人的小生意，并逐漸將家里的親戚、鄰居、同鄉也一同帶到馬來西亞發展。

行業上的發展和帶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華商群體的行業習慣并沿襲至今。比如早期的福建人多數從事建筑、建材和五金等相關行業，一直延續至今；海南籍華人原給英國人打工，或到雇主家里幫忙照顧家庭生活，或在英國人開設的俱樂部里做餐飲、做服務生，后來這部分人多從事餐飲、咖啡店等行業；客家人多開藥材店和布莊，因此華商群體中從事藥材、布匹等行業的多以客家人為主。

問：東南亞華商群體在推動馬來西亞等國家發展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馬漢坤：這些華商在馬來西亞（英殖民地時期叫馬來亞）的城市建設和開荒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馬來西亞許多主要城市早期都是由華人開拓的，比如廣東惠州惠陽客家人葉亞來，1854年隨鄉人乘船至馬六甲，先以普通勞力為生，后通過努力不僅任吉隆坡地區的行政首長，當時有“吉隆坡王”之稱，也擁有龐大的商業資源。另外，馬來西亞當時的霹靂州太平市、吉隆坡等地有很多礦業（主要是錫礦）也是由華商開拓的，他們通過自己的智慧與勞動，幫助馬來西亞把這些地方發展成為大城市，帶動了城市及商業的發展與繁榮。

馬六甲海峽地區是東南亞華商最活躍的地區。這里的華商主要從事地區的國際貿易，也進行對華貿易，他們的商貿活動帶動了周邊內陸地區的商貿活動和經濟發展。馬六甲作為早期中國和東南亞的貨物交換轉口港，曾吸引了一批商人來此停留和進行貿易，華商對這一地區的商業開發貢獻很大。1819年新加坡開埠后，馬六甲逐漸成為東南亞的商貿中心，而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可以說，華商盡管從事的行業不同，但他們對東南亞國家的城市開發、地方建設、商業及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問：在中國與東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背景下，馬來西亞華商、商會如何在其中發揮獨特作用，推動形成更緊密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馬漢坤：共建“一帶一路”及中國—東盟合作主要是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作為華商和商會，應在其中積極扮演橋梁的角色。在諸如政策聯通、貿易互通等大合作、大聯通的背景下，馬來西亞華商、商會在一些合作項目，特別是經貿合作項目上都積極地起到牽頭作用。比如，我擔任董事的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會就是一個兩國經貿合作的平臺，這個平臺在許多合作項目中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推動項目引進等相關事宜。

在這個過程中，華商與政府部門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2017年，應當時的馬來西亞農業及農基產業部邀請，在我本人和一些華商的推動下，2017馬來西亞（南寧）榴梿節在南寧盛大開幕。這是馬來西亞政府部門第一次在中國舉辦以榴梿為主題的農產品推介活動，當時這場活動的宣傳、推介很成功。榴梿節兩天吸引了16萬人次，為提升馬來西亞榴梿在中國的知名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推動了之后馬來西亞整顆冷凍榴梿出口項目的順利落地。2024年8月24日晚，第一批馬來西亞鮮食榴梿送抵鄭州新鄭國際機場后，陸續分撥至北京、上海、深圳、廈門、沈陽等地，全程冷鏈配送。這是繼2024年6月中國海關總署發文批準馬來西亞鮮食榴梿正式進入中國市場后，首批入華的馬來西亞鮮食榴梿。這些新鮮的榴梿的運送，成為華商搭橋、民間交流、戰略合作的經典案例。

中馬兩國一直是友好往來、真誠相待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2024年是中國、馬來西亞兩國建交50周年。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會的作用已不僅僅局限于地域性的商會組織，而是發展成為具有較強雙邊屬性的商會組織。理事會的工作范圍涉及面很廣，但專注于促進中馬雙方在各個領域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同時，由于馬來西亞華商對中國文化比較了解，且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政府關系相對密切，兩國之間的往來日趨頻繁，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也趨向深入。未來，馬來西亞以及其他東南亞華商，將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等東盟國家與中國的互通往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現任職于廣西中馬欽州產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