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云福

無錫素稱是古代吳文化、近代民族工商業和當代鄉鎮企業的發源地。開啟吳文化之源的泰伯及其精神對無錫工商業有何關聯與影響？近代錫商先驅對其人文精神又是如何評價的呢？筆者通過史料檢索，發現錫商杰出代表榮德生先生對泰伯十分推崇，有著極高評價。泰伯“至德求真、靈動開拓”的精神源遠流長，成為無錫經濟文化之根基，也形成錫商品格底蘊與長遠價值取向。

泰伯被視為江南人文始祖

榮德生對泰伯的直接評價，主要反映在其所著或所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實業救國芻議》和《人道須知》《榮氏家訓》等文集中，也散見于商會演講與工廠訓詞等文獻中。他在這些文字中，常以吳泰伯為文化符號，強調其精神對無錫工商業乃至經濟社會的重要指導作用，集中反映在四個方面：

一、評價泰伯精神是無錫近代實業勃興之淵源。

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榮德生提到吳泰伯南下開發江南的歷史，并稱其精神為“無錫之根”。他寫道：“吾邑自泰伯奔吳，以禮讓開基，化及南服，民風淳厚，工商始興。后世子孫承其遺澤，故能務實重商，此無錫近代實業勃興之淵源也。” 榮德生認為，泰伯不僅是道德典范，更是江南開發和經濟發展的先驅。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泰伯帶領中原先進文化和技術南下，推動了江南地區的文明進程，這與近代實業家通過引進技術、發展工業以振興國家的目標一脈相承。

榮德生所著《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無獨有偶。無錫籍著名思想家薛福成在《庸庵文外編》中，深度闡述了吳泰伯的歷史功績和文化影響。他特別強調吳泰伯南下開拓江南的意義，認為吳泰伯的開拓精神為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奠定了基礎。薛福成寫道：“泰伯之奔吳，非徒避禍也，實開化江南也。江南之地，自泰伯始啟其文明，其后吳越之興，皆泰伯之余澤也。夫泰伯之德，不僅在于讓，更在于創。其開創之功，可謂偉矣。”薛福成認為，吳泰伯南下不僅是為了避禍，更是為了傳播文明，不僅是吳國的始祖，更是江南經濟文化的開創者。薛福成和榮德生的表述都說明，吳泰伯具有開化之功，吳文化中的禮讓和開拓精神是近代無錫崛起的文化根基。

榮德生積極支持無錫“泰伯文化節”等地方活動，主張將泰伯精神作為無錫的“文化名片”，稱其“至德之光照千年，今人尤當效之”。此類公開倡議直接體現了對泰伯精神的推崇。

榮德生出于對吳地始祖的崇敬，對泰伯廟的修繕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泰伯廟是祭祀吳文化始祖泰伯的重要場所，歷經戰亂和年久失修。1930年代，無錫地方士紳發起修繕工程，榮德生與其兄榮宗敬作為無錫實業界領袖，積極參與其中。根據《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及相關地方志記載： 1934年，榮德生出資修繕泰伯廟部分建筑，并資助相關祭祀活動。1936年，泰伯廟大修期間，榮德生通過榮氏兄弟企業“申新三廠”提供資金支持，并動員無錫商會共同籌資。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梅村泰伯廟

二、強調學習“泰伯之胸懷”和勇于開拓的氣魄。

榮德生在《實業救國芻議》中，就討論民族工業發展問題，榮德生強調企業家需具備“泰伯之胸懷”，即不計私利、以大局為重的精神。他認為，吳泰伯讓位南遷的抉擇，與近代實業家“舍小利謀大業”的理念相通。

榮德生認為，要學泰伯禮讓精神，提升企業家格局。他認為吳泰伯的“三讓天下”不僅是個人道德的高標，更體現了一種超越私利的格局。他說： “泰伯讓國，非獨為弟，實為周室之興。吾輩辦廠興業，亦不可囿于私利，當以國計民生為念。”

榮德生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1943年紀事中又提及："余讀《史記·吳太伯世家》有感，古之讓國者為天下，今之興業者亦當如是"。

這種思想直接影響了榮氏企業的經營理念。例如，榮德生提倡“戒欺”，注重誠信經營，堅持提升國貨品質，創立并打響“兵船”面粉和“人鐘”棉紗等民族品牌，以抵御洋貨沖擊。又如，在抗戰期間，榮氏企業實施內遷，支持大后方生產，在陝西寶雞開辟“窯洞工廠”，服務國家戰時經濟與民生大局。

吳泰伯南下江南、開荒拓土的壯舉，被榮德生視為“無錫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源頭。他在演講中提到：“泰伯以中原之賢，辟草萊于荊蠻，此等開拓氣魄，正為今日實業家所當效法。吾輩興辦紗廠、面粉廠，亦是‘辟草萊’于工商之域。”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續編》1948年紀事中，榮德生在記述創辦天元實業公司時提到："吾邑泰伯奔吳，化荊蠻為禮義之邦。今之辦廠，猶古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特工商之戰耳。"

榮德生于1946年無錫縣商會演講《工商與地方發展》時又講：

“諸君觀梅村泰伯殿可知，三千年前中原賢者來此‘斷發文身’之地，終成魚米之鄉。今我輩在荒灘設紗廠，何異泰伯當年？所謂‘辟草萊于工商’，正是此意。”該演講后經整理發表于《無錫雜志》1947年第23期。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無錫一批商界前輩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的擔當，興辦實業，抵制洋貨，維持民生，拯救家園。他們在“商戰”中開拓先河，沉浮騰躍，堅韌創業。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錫商已相繼崛起楊、周、薛、榮、唐蔡、唐程等六大家族集團為龍頭的企業群落，稱得上大商如云，王者崛起。他們傾力實業發展，投身慈善公益，關注惠工厚生，更讓這群商人成了社會前進的推動力量。榮德生將近代無錫民族工業的崛起，視為對吳泰伯精神的千年認同與弘揚傳承，也是對無錫先賢薛福成論述的百年呼應。

悠悠伯瀆河相傳為泰伯首開

三、提倡孝道于家族傳承，孝悌之德通于商道。

榮德生將吳泰伯的孝道（尊重父親傳位季歷的意愿）與家族企業的傳承相結合。他認為，家族企業的穩定發展需要“孝悌”精神的維系。他說“泰伯之讓，非唯讓國，亦讓以成父志。吾輩治家業者，當效其誠愨。父兄之訓導，子弟之恭承，非獨血脈之序，實乃立身治業之本。若子嗣但爭權柄而忘孝義，縱得財貨萬貫，亦如沙上筑塔，終必傾覆。故曰：家道昌隆不在資財厚薄，而在人心聚散；企業永續不恃機巧權謀，而賴倫理綱常。”

榮德生編《人道須知》

在這一論述中，榮德生以吳泰伯“三讓天下”的典故為隱喻，提出家族傳承的三重維度：倫理認同，繼承者需超越個人利益，將家族共同價值觀內化為行事準則；代際溝通，權力交接應兼顧傳統智慧與時代需求，在守正中創新； 責任讓渡，長輩須如周太王般審時度勢，適時放權培育新生代領導力。

榮德生在《申新三廠二十周年紀念會訓詞》（1935年）中講： “昔泰伯成全父志而南奔，今我榮氏子弟守父兄之業，當思創業維艱。若爭權忘孝，縱得萬貫家財，終是沙上筑塔”。

《榮氏家訓·丙戌篇》（1946年）明確記載榮德生專論家族企業傳承原則：“泰伯之讓，非唯讓國，亦讓以成父志...企業永續不恃機巧權謀，而賴倫理綱常。”

《梅園豁然洞讀書處講學錄》1947年記有他的講話：

"吾邑泰伯三讓天下，其孝悌之德通于商道。企業代際交接，當以‘成父志’為要，非獨股權分配事也"

他在無錫申新三廠實踐中推行“家族議會”制度，要求各房代表以《朱子家訓》為綱，通過“孝悌協商”化解利益分歧。這種將儒家倫理嵌入現代企業治理的模式，使榮氏企業歷經戰亂動蕩仍維系完整，印證了“倫理資本”對家族基業長青的深層支撐。榮德生將吳泰伯的孝道也體現在對后代的教育中。他要求子女“以德為先”，將家族企業的成功與社會福祉緊密結合，與泰伯“讓天下而利萬民”的精神相呼應。

四、推崇泰伯至德精神，呼吁以德興業以德化民。

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為“至德”。榮德生深受這種“禮讓天下”精神的影響，認為泰伯的謙讓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仁德”與“大局觀”的核心價值觀。

2024紀念泰伯公誕辰大會

榮德生曾多次資助無錫泰伯墓、泰伯廟的修繕工程，并在相關儀式中發表講話。例如，1930年代修繕泰伯廟時，他公開表示泰伯是“江南文化之祖”，其“三讓天下”的德行是“無錫人精神之本”，直接呼應了孔子“至德”的評價。

在泰伯廟的題詞中，榮德生曾書寫“至德無稱”四字，此語源出《論語·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表明他對孔子“至德”概念的認同，并將其與泰伯精神直接關聯。

榮德生在1920年代撰寫的《無錫之將來》中提出，無錫的發展需以泰伯精神為根基，稱其“讓位南遷，化荊蠻為禮義之邦”是“無錫立市之魂”。他雖未直接使用“至德”一詞，但將泰伯的謙讓、開拓與教化視為無錫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資源，實質上是對“至德精神”內涵的延伸闡釋。

他在多篇文章中呼吁“以德興業”“以德化民”，將泰伯的德行視為企業家的楷模，認為“無德之業不可久，無德之財不可守”，這種表述可視為對“至德精神”的間接提煉。

鄧小平所題“戒欺室”匾額

榮德生將創辦實業視為“現代版的泰伯奔吳”，認為引進西方技術、振興民族工業與泰伯“攜中原文明南下”具有同樣的開拓意義。他在申新紡織廠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上曾說：“吾輩辦廠，非獨為利，實承泰伯遺風，以利民生。”

他捐資修建學校、橋梁（如無錫寶界橋）時，多次表示這些舉措是“效泰伯之讓利與民”。1934年無錫《人報》曾報道其言論：“泰伯讓天下，吾輩讓利于民，其德一也。”此處將個人行為與泰伯的“至德”直接類比，體現了對至德精神的價值認同。

榮德生將泰伯視為道德典范，認為泰伯的“至德”精神與儒家“仁德”思想一脈相承，強調企業家在追求實業發展的同時，也需注重社會責任和道德修養 。榮德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泰伯的“至德”精神，認為其“讓賢開拓”的品格與近代實業家的社會責任相通。他認為，泰伯的“至德”精神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在于“無私”與“奉獻”。他在晚年回顧自己興辦實業、捐資公益的經歷時，常以泰伯為榜樣，強調企業家應超越個人利益，承擔社會責任。榮德生本人也以實業報國、服務社會為己任，其興辦工廠、學校、橋梁等公益事業的行為，被視為將泰伯的謙讓、仁德和開拓精神轉化為實業報國、教育興邦和公益惠民的具體行動，體現了近代中國企業家在傳統文化與現代轉型之間的獨特思考。

作為無錫本土實業家，榮德生對泰伯及其精神的贊揚，也包含了對吳地文化的自豪感。他將泰伯視為無錫乃至江南地區的精神象征，認為這種文化底蘊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榮德生等人對泰伯的推崇，不僅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千年認同與致敬，也反映了他們這代人將儒家倫理與現代實業結合的實踐理念。在20世紀初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他們試圖通過弘揚泰伯精神，倡導一種以道德為根基、以實業為路徑的救國之道。這種思想對近現代錫商價值觀乃至無錫城市精神“尚德務實、和諧奮進”的塑造具有深遠影響。

紀念榮氏創業120周年大會場景

例如，2020年11月，無錫舉行紀念榮宗敬、榮德生鄉賢創辦實業120 周年活動，作為企業家代表的周海江表示，無錫的民營企業家群體要從錫商先賢身上學習好“三個有機統一”，即“義”和“利”的有機統一，就是追逐利潤與追求仁義的有機統一；謙讓和爭先的有機統一，就是做人要謙讓，做事要爭先的對立統一誠信和靈活的對立統一，就是企業家要重誠守信，有契約精神，同時也要根據市場變化靈活經營的對立統一。他認為，前者突出“義利合一”，弘揚關愛社會的奉獻精神；中者強調競合中的包容和堅韌；后者則凸顯守信和靈動進取的發展之道。又如，無錫市吳文化研究會吳仁山會長2023年著文《至德源流綿長 道正方致榮歸》，其中提出在江南經濟文化歷史中有兩座聳立的高峰：一是古代至德吳泰伯；二是近代民族資本首戶榮家。吳文化是吳地文化的源泉和根基，在吳文化的滋養下，融入現代發展理念，榮氏企業文化和錫商企業家精神豐富發展了吳文化。日前，無錫市吳文化研究會召開泰伯精神與無錫工商業專題座談會，參會學者表示要深入開展吳文化、民族工商業、鄉鎮企業三個發源地的貫通研究，以更好地發掘吳文化中彌足珍貴的創業傳統。

榮德生所著《無錫之將來》

溯往開來，在新時代弘揚泰伯精神，以德為尚，以榮為榮，以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和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激發工商基因與優秀企業家精神，朝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續寫吳地經濟文化的歷史榮耀，這應該是當今吳文化研究乃至史學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而現實的課題。

吳文化對無錫工商業的深遠影響座談會

作者簡介

沈云福，共和國同齡人，中國經濟史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無錫榮德生企業文化研究會理事，無錫市吳文化研究會特約研究員。長期關注無錫工商文化歷史，并著有數部專集，與友人合著的無錫百年工商史紀實作品兩度獲太湖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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