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科技領域里，基本都是美國引領，中國跟隨。在數字化、智能化領域，這個規律也適用。

但在數據領域，有一件事情，如果中國做成了，那將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的路。這件事情，就是數據要素化改革。

在AI發展的敘事中，幾乎所有焦點都曾集中在技術演進的前臺：模型有多大？參數有多少？推理速度多快？誰率先實現了千億級參數、萬億級語料、類人對話？

但今天，我們已來到一個新的臨界點：所有領先的大模型都已經“能說會寫”，卻在“深度認知”上開始撞墻。

為什么？問題并不出在算法本身，而在算法背后“認知能力的供給體系”——即：數據從哪里來？是否可信？能否被持續調度和泛化利用？

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工程問題，還是一個制度設計問題。

模型的智能邊界，已不再只由參數量決定。

隨著模型訓練的邊際收益遞減，AI能力的差異，正在從“模型結構”轉向“數據治理”——誰擁有可控、可信、可協同的數據生態，誰就能訓練出更穩健、更具場景理解力、更少幻覺的大模型。

但我們也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一個全球性難題：公共語料已被挖掘殆盡，私域數據則深鎖于孤島，數據的流通和使用，正被制度壁壘深度卡脖子。

在這個背景下，決定大模型未來性能上限的，不再只是GPU數量，也不只是Prompt優化技巧，還是——一個國家或組織是否具備系統性的“數據制度能力”。

某種程度上，“數據制度紅利”，成為全球AI競爭的新變量。這是AI發展史上的一次范式躍遷：從“誰能訓練更強模型”，走向“誰能構建更優的數據制度”。

而這場競逐中，一個極具戰略性的變量正在浮出水面：中國的數據要素化改革。

這項改革，曾被視為產業數字化的一部分，或是數據資產定價、數據交易的國內探索。但今天，它的意義遠超于此——它正在提供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數據治理路徑、主權框架與協同模式，成為全球AI生態中被低估、卻最具制度穿透力的變量之一。

接下來，我們將從全球視角出發，透視大模型所面臨的數據資源瓶頸，解析中國“數據要素化”背后的制度邏輯，并探討其在全球智能體系中可能帶來的規則重塑與價值重構。

全球大模型走到“數據主權”的十字路口

大模型的發展，正在逼近其“語料臨界點”。

從GPT-3到GPT-4，再到各類開源模型的百花齊放，背后支撐的，是過去二十年間互聯網所積累下來的海量公開語料。但今天，高質量的公開文本資源幾乎已經被用盡。據OpenAI、Anthropic等多方研究預測，全球范圍內適合用于訓練的“公開語料紅利”將在2到3年內完全枯竭。

這意味著，大模型的“喂養邊界”已觸手可及。

下一步競爭，不是拼語料總量，而是拼“誰能合法使用私域數據”。

當開放數據資源即將見頂，模型要繼續提升認知能力，就必須深入到更多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私域數據”中：

行業數據（醫療記錄、制造日志、金融交易、客服語音）

企業數據（用戶行為、設備狀態、內部知識庫）

跨境數據（供應鏈履約記錄、IoT互聯數據、國際業務流）

這些數據極具價值，卻高度敏感、結構復雜、邊界模糊，不是“爬取”就能合法使用的。

大模型時代的智能鴻溝，不再取決于誰“爬得快”，而是取決于誰“調得動”——誰能構建可信的數據使用規則，誰就能訓練出真正具備場景能力與業務洞察力的模型。

然而，全球數據治理，正陷入三大結構性瓶頸：

1. 權屬不清：誰擁有數據使用權？用戶？平臺？采集者？服務提供商？

面對龐大的數據資產，各國尚未形成統一確權機制，法律界定模糊，模型調用“處處踩雷”。

2. 價值難衡：數據作為商品缺乏定價模型，作為要素缺乏收益分配機制

用戶愿意授權模型使用數據嗎？企業愿意開放數據協作嗎？沒有可預期的“激勵結構”，數據不會自發流動。

3. 治理割裂：每個國家、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監管口徑，難以協同

歐盟GDPR強調數據主權，美國強調數據自由流動，亞洲國家政策多元，跨境模型的訓練與調用陷入灰區地帶。

算法越來越強，數據卻“關在門里”，這是一幅矛盾圖景：模型能寫詩、能畫畫、能規劃財報，卻因為缺乏合法數據支撐，頻繁出現幻覺、偏見、事實錯誤；

這不是模型的錯，而是數據的世界正在變得碎片化、封閉化、治理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說“AI的下一個難題，不是生成什么，而是‘如何合法地知道’。”

因此，全球大模型的發展，正在從“技術突圍”進入到“制度突圍”的新階段。接下來，我們將聚焦中國數據要素化改革路徑，深入分析它如何在這一全球博弈格局中，提供出一套具有制度原創性與實踐落地性的答案。

“數據要素化”不是經濟術語

而是制度體系設計

過去幾年，“數據要素”這個詞頻繁出現在政策文件、研究報告和市場展望中，似乎成了數字經濟的關鍵詞匯之一。但真正理解它的深意，必須先跳出“資產化”與“定價權”的窄視角。

數據要素化的真正意義，不是“把數據賣掉”，而是“為智能社會構建一套可確權、可流通、可協同的數據制度體系”。

這不是產業層的改革，而是一次制度性架構重塑。

“數據要素化”，本質是重建信任機制與協作規則。

在大模型時代，數據不再是被動存儲的資產，而是構成“認知引擎”的能量源。它的流通、調用、聚合、壓縮、泛化，決定了模型的智能邊界。

但沒有制度保障的數據流動，是不可持續的。只有構建一套“可以使用、可以追責、可以再組織”的體系，數據才可能以可信方式融入智能系統。

這正是中國“數據要素化”改革的核心使命。

它不是簡單地給數據“貼個價格”，而是通過制度性安排，將數據從資源狀態，轉變為可組織、可授權、可治理的智能系統第一性要素。

目前，三個關鍵制度躍遷，正在中國落地：

1. 從“資源所有”到“使用權確權”

傳統數據治理強調采集者/持有者的所有權，而要素化邏輯關注的是：“誰可以在什么場景下合法使用這些數據，誰可以獲取價值回報”。

這促生了“數據三權分置”的法律結構探索——將數據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進行分離管理，讓“被使用”本身成為合法動作。

2. 從“系統孤島”到“可信交換協議 + 監管中臺”

各地正在試點建立支持數據跨平臺調用的數據交易所、聯盟鏈平臺和“監管沙箱”機制，使數據在不同系統、不同機構間流通時，有身份、有履歷、有規則、有邊界。

這背后強調的，是一種“可溯源 + 可審計 + 可調度”的信任架構——為AI提供真實、合法、透明的數據基礎。

3. 從“單點整合”到“跨域協同機制”

“數據孤島”不是靠收歸一統消除的，而是靠協議機制與中臺系統建立數據聯邦。

典型機制如“數據中介組織”“數據托管節點”“異地聯合建模平臺”，已在醫療、金融、交通等多個行業落地實踐。

讓我們來看一些樣本：

政務領域｜上海城市大腦、粵港澳政務協同平臺：實現跨部門、跨地區的政務數據標準對齊與共用，以制度托底實現智能服務能力。

行業場景｜醫療/金融數據中臺：通過行業數據聯盟推動數據供給側改革，在監管參與下構建“可信半公共平臺”，支撐多模型、多任務、多機構AI應用落地。

基礎設施｜數據交易所與數據確權鏈：北上廣深已建立多個數據交易機構，深圳、雄安等地推進“數據三權分置+聯盟鏈確權”機制，為“可信調度 + 合理定價”打下基礎。

換句話說，中國要做的，不只是“把數據商品化”，而是通過制度架構，讓數據成為可以被智能系統真正調用的“可信語義資源”。

這不是對市場邏輯的微調，而是對未來智能文明基礎設施的主動定義。

下一節，我們將把目光投向全球，對比中美數據治理范式，揭示中國路徑如何提供另一種數字主權與智能系統共生的可能性。

數據主權、信任協議

與全球認知秩序的再平衡

當大模型成為國家競爭力的代表性技術之一，圍繞AI的競賽早已不僅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逐步上升為制度范式之爭。在這場深層次博弈中，數據制度的選擇方式，正決定一個國家未來AI能力的邊界——不僅是能不能訓練模型，更是能不能可信、合法、穩定地讓模型運行起來。

>中國模式的優勢，不是數據總量，而是制度組織力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在大模型領域的最大優勢是“數據規模”，但這只是表象。

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是中國正在構建一種“在可控邊界內實現可信協作”的制度能力。

在“數據確權+數據流通+監管中臺”的組合機制下，中國正在試圖回答一個智能時代最核心的問題：“如何讓數據既能高效參與AI訓練與運行，又能兼顧安全、合規、信任？”

這一制度體系，不再單純依賴個人授權或平臺自律，而是通過立法、標準、平臺、交易規則等多層機制，實現數據權益、風險與使用效率的平衡。

>全球影響：制度競爭成為AI時代的新博弈場

隨著AI模型逐步走向跨境部署、跨域協同，原有的數據治理邏輯正在面臨挑戰：

模型可以“走出去”，但數據不能“帶出去”；

算法可以全球部署，但訓練過程可能觸碰不同法律雷區；

智能系統的泛化能力受限于數據邊界與授權障礙；

這就提出了三大關鍵問題：

1. 是否可能建立一套“跨國AI數據協作協議”？

類似WTO、碳排協定的數據治理框架，推動形成國際標準。

2. 制度是否可以成為算法信用的來源？

模型可信不再由技術驗證，而由其數據治理路徑提供信任基礎。

3. 誰將主導下一代AI價值體系的底層協議與運行規則？

是沿用硅谷的“技術自由主義”，還是構建一種“治理增強型數字秩序”？

在這三道關鍵博弈題面前，中國的數據制度路徑正在以某種“全球變量”的姿態浮現。它不是為了封閉，而是試圖為AI運行建立一種“邊界明確、行為合規、價值清晰”的基礎秩序。

數據不是金礦

是文明操作系統

人類社會歷經資源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每一次范式躍遷，最終都由一種全新的“底層生產組織邏輯”所驅動。而今天，AI 時代的底座正在顯現：除了GPU、大模型本身，還包括誰掌握了數據制度。

在這個智能系統崛起的關鍵節點，數據不再是“等著被使用的原材料”，而成為認知系統的邊界線、演化能力的載體、社會信任的接口協議。它決定了：模型訓練是否可持續；智能系統能否泛化適配；算法行為是否可解釋、可審計、可托付。

這意味著，數據制度不只是技術創新的配角，而是數字文明的“憲法級組件”。

中國的數據要素改革，要做的就是試圖構建一種“制度性紅利”。中國通過確權機制、可信流通協議、跨域中臺與交易網絡，力圖打造一套“數據驅動但制度可控”的生態結構——不僅為本國模型提供合法、高質量、可追責的語義支撐，也在為全球AI生態提供另一種智能社會構建范式。

這是對“算法-資本-平臺”敘事的系統性補充，是一種以制度設計替代無限擴張的路徑創新。

在未來的全球智能競爭中，誰能率先構建“可信數據秩序”，誰就擁有輸出AI治理標準、主導國際規則設定的底氣。

未來的AI強國，不僅是模型最強、GPU最多的國家，還是最早定義“數據制度”的國家。

當所有模型的能力趨近時，決定系統上限的，將不再只是算力和算法，還是我們愿意以怎樣的方式組織數據、管理知識、重構信任。

能否構建起來一套能真正釋放出數據價值的機制體系，那將是一場關于智能文明底層架構的較量。但實事求是的說，這條路我們能走多遠，還不好說。但總要有人去走進無人區，哪怕跌跌撞撞，也要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