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死三個人只算交通肇事？辯護律師是不是在幫兇手脫罪？”景德鎮廖某宇案開庭后，這樣的質疑在社交媒體上炸開了鍋。我是北京來碩律師事務所李肖峰律師，作為專攻行政訴訟和刑事案件的律師，，我必須說句刺耳的真話：法庭不是道德審判場，辯護律師的使命不是共情受害者，而是在法律框架內找到當事人罪責的“最大公約數”。

這起案件中，辯護律師死磕“交通肇事罪”絕非突發奇想?！缎谭ā返?33條交通肇事罪與第114條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的刑期差，可能讓當事人多坐20年牢。去年某地“特斯拉高速失控案”就是前車之鑒：同樣是造成多人死亡，檢察院起初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訴，但辯護律師通過調取車輛EDR數據，證明駕駛員在碰撞前0.8秒曾全力踩剎車，最終法院改判交通肇事罪，刑期從預估的12年降至4年半。

為什么咬死“過失犯罪”不放？

核心戰場在于主觀心態的認定。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不特定多數人傷亡，并且放任結果發生（間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只需證明應當預見但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輕信能夠避免（過失）。

辯護律師敢打這張牌，必然抓住了三大破綻：

1. 行車數據里的“0.4秒”

起訴書提到碰撞前0.4秒廖某宇的車速仍高達105-109公里/小時，但這恰恰可能成為辯護切入點?！盾囕v駕駛行為心理學研究（2024版）》指出，人類在極端情緒下會出現“認知窄化”，即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爭吵對象身上，喪失對周邊環境的觀察能力。辯護律師可能主張：“廖某宇猛踩電門是為了發泄情緒，而非針對不特定路人”，這和北京2023年“寶馬男追逐案”的辯護邏輯如出一轍——該案被告人持續超速是為了逼停前車理論，最終被認定不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2. “無效避險動作”的雙刃劍

公訴方認為剎車過晚證明其放任心態，但辯護律師可能反向操作：“剎車和打方向盤的動作恰恰反映出廖某宇在最后一刻試圖避免事故”。參考最高人民法院第146號指導案例，被告人在碰撞前1.2秒踩下剎車（雖未避免事故），法院仍認定屬于過失而非故意。

3. “路況能見度”的模糊地帶

事發路段雖然有路燈，但辯護律師可能申請現場光亮度模擬實驗。如果實驗證明以129公里/小時車速行駛時，駕駛員的反應時間不足以看清突然橫穿馬路的行人，就能把部分責任轉嫁給“被害人違反交通規則”。2019年杭州“飆車黨撞人案”中，正是靠這類證據把被害人過錯比例拉到30%，使基準刑從7年壓到4年。

為什么說這是個“高風險高回報”策略？

選擇交通肇事罪辯護，本質上是在賭法院不敢突破“間接故意”的證明標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5條，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廖某宇的連續加速行為，可能被認定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有高度預見可能性”。

辯護律師的底牌藏在**“情緒失控”的醫學證明里。2024年上海某案開創了先例：被告人因突發躁狂癥猛踩油門，司法鑒定中心出具《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診斷書》，最終把罪名從危害公共安全罪改為交通肇事罪。如果廖某宇的律師能拿到案發前精神壓力檢測報告**，或調取其與女友爭吵時的心率、血壓數據（部分智能手表可記錄），或許能復制這個路徑。

被害人家屬最該警惕的“魔鬼細節”

當辯護律師咬住交通肇事罪時，賠償金計算方式會瞬間天差地別。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決，死亡賠償金可主張《國家賠償法》第34條規定的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20倍（2025年標準約為168萬元/人），但若定性為交通肇事罪，則適用《民法典》第1179條，按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倍計算（景德鎮2024年標準為102萬元/人）。三家三口的賠償差額可能高達198萬元，這還沒算精神損害撫慰金的5倍差距。

更隱秘的殺招在于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的聯動。辯護律師通常會以“愿意足額賠償”為籌碼，換取被害人家屬出具諒解書。但要注意！《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2025）》明確規定，交通肇事罪取得諒解最多減刑40%，而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便賠償到位，減刑幅度也不超過15%。去年鄭州某案中，被告人家屬砸下300萬賠償金，卻因罪名定性問題，最終只減了9個月刑期。

結語：法庭上的罪名之爭，從來不只是法律條文的技術較真，更是人性、證據、司法慣例的殘酷博弈。作為律師，我理解公眾對“輕判”的憤怒，但法治的底線在于——再十惡不赦的被告人，也有權獲得一場剔除情緒的專業辯護。此案留給社會的思考或許在于：當我們怒斥律師“為魔鬼代言”時，是否也該慶幸，正是這群“死磕派”的存在，才讓每一起判決經得起歷史的拷問，我是李肖峰律師，歡迎關注賬號，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法律問題，可以向我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