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網

【環球網報道 記者 文雯】在考古學界，鄭嘉勵的名字早已家喻戶曉，而他“網紅考古學家”的身份更是讓大眾對考古工作有了全新的認識。他以獨特的視角和生動的筆觸，將考古現場的點點滴滴轉化為充滿溫度的文字，讓公眾看到了考古工作背后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與情感。他的新作《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歷史人生》，更是將考古與人文關懷完美融合，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多面的考古世界。

環球網：您被稱為“網紅考古學家”，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考古經歷可以分享？

鄭嘉勵：我這樣的年齡和成長經歷，從來沒有做“網紅”的主觀愿望。十多年前，在杭州的報紙上開專欄，寫自己的考古工作和生活。那時，我正在金華武義明招山調查南宋呂祖謙家族墓地，那是宋室南渡以后東萊呂氏在江南地區形成的五、六代人聚葬的多達近一百座墳墓的大型家族墓地。那段段時間，我今天調查呂祖謙的曾祖父呂好問的墳墓，明天探訪呂祖謙父親呂大器的墓葬，不是這座墓就是那座墓。所以，我寫《呂祖謙墓》專欄文字時就說“我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是上墳”，當然有點自我調侃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對那階段考古工作的客觀描述。

后來，《讀庫》主編張立憲老師讀到這組文章，刊發在《讀庫1602》里，并將“上班就是上墳”作為引首語。原先我的讀者主要局限于杭州，由于《讀庫》影響力大，讀者群就拓展了，尤其是“上班就是上墳”這句段子，可能迎合許多年輕人的情緒，一時風行，讓許多人誤以為我是“網紅考古學家”。其實，我很少刻意追求娛樂性，整體而言，還是偏嚴肅的。文字風格偶爾有點像“一本正經地開玩笑”，主要是個性使然。如果說寫作中有一點刻意追求的話，那就是盡量挖掘出生活中的“荒誕性”元素，黑色幽默本身也是生活真相的一部分。

我想，每個考古工作者都有一些獨特的經歷，例如我主持呂祖謙家族墓地的調查，發現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在黃巖發掘南宋趙伯澐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男性服飾。這些經歷都很獨特，甚至可以說具有“唯一性”。但這樣說，其實并無意義，因為每個人的生活和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豈止考古工作者而已。

環球網：在您選擇考古作為職業的內心驅動力是什么？這么多年過去，這種初心是否有所改變？您認為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

鄭嘉勵：我出生于農民家庭，兒時的信念是“讀書改變命運”，上大學的目標，首先是跳出農門，其次才是專業和職業。我念中學時的興趣是文史，先是文學，稍后是歷史學，尤其想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歷史學家。所以，大學志愿填報的都是史學，可能在第三志愿填報了考古學。然后，就被考古學錄取了。

考古學是通過發掘古人的遺跡和遺物，來復原古代社會和古人生活的學問。在學科路徑上，考古學與史學有別，在目標上卻可謂殊途同歸。考古工作大體符合我的新意，所以堅持下來并不困難。

1995年，我入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做史前時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考古發掘，1998 年后改行從事青瓷考古，奔走于溫州、慈溪、德清、上虞、龍泉等地。

河姆渡、良渚文化和以越窯、龍泉窯為代表的青瓷窯址，素有浙江考古“三朵金花”之稱，是浙江省較有學術和公眾影響力的三大考古品牌。但我青少年時期的理想，先是想做文學家，后來喜歡中國古代史。史前考古的研究對象，缺乏具體人物和具體的歷史事件，于我終有隔膜。我對瓷窯址考古很有興趣，但太過專門化的器物研究，又無法充分釋放個人的關懷和性情。所以，2004年前后我開始更多地關注以南宋為中心的文物考古領域，尤其是專注于南宋墓葬領域。發掘古墓葬，查閱地方文獻，搜集金石碑刻，近年則更多關心城市遺址、石窟造像等地面文物，倒不是說這些工作有何特殊重要之處，實在是因為南宋墓葬更容易與廣闊的史學議題對接，比較貼近本人的天性。坦率地說，我是有文史情結的，否則怎么可能會去主持《浙江宋代墓志碑刻集成》這樣的課題呢。

我曾經想，如果當初在大學念歷史系，不知現在能否成為一名入流的史學家，但既然做了考古工作者，就只好嘗試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學。我的工作興趣，和我的同事、同行不完全相同，倒不為標新立異，主要是尊重自己的內心和青少年時期的志趣。

環球網：您是如何將考古學的專業知識與創作的文學性相結合的？

鄭嘉勵：我很早就在報紙上寫文藝性的文字，但我是個考古工作者，論讀書，比不過大學里的歷史系老師，論辭藻，又比不過專業的寫作者。如何寫出自己的特色，我有這種自主探索意識，自然就會想到從考古工作中取材。田野實踐確保我思想的新鮮度和題材的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為主持南宋呂祖謙家族墓地調查、在浙南山區組織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謂禮文書》的生活是唯一的。

田野考古工作者是“有生活”的群體，從考古項目的申請、青苗費的補償、民工工資的談判、與老百姓的相處、與所在地文物干部的合作、工作人員的后勤保障、與工程建設方的沖突與妥協，到考古發掘的業務本身和后期的文物保護，工作千頭萬緒，一名能夠勝任前述事務的考古人，其身份確實介于基層鄉鎮干部、包工頭、野行者、工程師和人文學者之間。

工作辛苦在所難免，積累卻很可觀。除去新發現的艱辛和喜悅，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際關系、工作協調所帶來的經驗與感受，就已足夠多姿多彩。盡管我深知，隨著學科發展，考古行業更加專業化，對大多數的“考古工程師”和“考古科學家”而言，那些個人化的感慨、體驗和情緒，是被視為“科學性”的沖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我始終認為考古報告、學術論文這幾種文體，無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如果只編寫報告或論文，而摒棄了田野中曾經感動過自己的見聞，摒棄了對人生、社會和歷史的體悟，豈不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年過四十后，我發現從前的寫作太過仰賴于模仿和書本，過于看重從考古材料中抽離出來的抽象知識，卻忽略來自考古田野中的生活體驗和個人情緒。

我現在比較滿意的文章，通常情感充沛。我認為好的文字首先是情緒驅動的，其次才是知識和學術驅動的?，F在由衷認可這些從真情實感出發的考古記錄的可貴，一個年齡段只能寫一個年齡段的文字，年紀大了，考慮學術問題可能會更加全面，但情緒的力量、文字的感染力都弱了。

環球網：在創作過程中，您從哪里獲取靈感？是考古現場的某個細節，還是生活中的某個瞬間？您有沒有特別難忘的創作經歷可以分享？

鄭嘉勵：我的寫作就是從自己的考古日常生活中取材，但并不嚴格拘泥于個人的專業領域。如果說有什么特色，就是我無論寫什么，都不做“科普”文章，通常是第一人稱的抒情遣懷，即使有些偏于學術性，但內里則依然是文藝性的，努力將田野、讀書、考古、歷史、個人情感、生活體驗，整合起來，煮一鍋酸甜苦辣、百味雜陳的文字。在文章中盡量呈現個人完整的喜怒哀樂，這是我一貫的追求。

環球網：您的考古寫作既有學術性，又通俗易懂，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您是否在創作過程中有意識地調整語言風格，以適應不同讀者群體？

鄭嘉勵：我的考古寫作應該算是本色寫作，聽過我的學術講座朋友都知道，其實我的聊天風格與文字基本一致，只是寫成文字后，會更加嚴謹、錘煉一點。

至于通俗易懂，這與文風有關。我的文字不能算好，但一貫努力追求“文從字順”。念大學的時候，重讀《水滸傳》，驀然發現，白話文的生動和活潑，尤其是其白描工夫，感染力遠在文言文之上。后來，又讀《續古文觀止》，發現清代文言文的末流，乏味、迂腐之極，非但裝不下稍稍復雜、思辨的思想，甚至都無法描述活潑潑的生活。這讓我堅信，好中文的樣子，一定是口語的，是簡潔的、凝練的、活潑的口語。

當然，作為學術語言的中文，語法或句法，可以是歐化的，但是，具體的遣詞造句，依然應該是中文固有的錘煉方式。什么是中文的錘煉方式？除了準確、明晰，也要遣詞生動，造句鏗鏘，好寫手的文字是有韻律感的。《紅樓夢》里的劉姥姥說：“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里雨里，那里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多好的語感??！我們只要誦讀幾遍，就會明白，好的白話文，來自于錘煉。

我喜歡這種生動、活潑的大白話，當然就能做到通俗易懂。

環球網：是什么促使您創作了《考古四記》？您希望通過這本書傳達給讀者什么樣的信息或情感？

鄭嘉勵：我寫文章，首先是記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次是希望嘗試建立起公眾與考古工作者知識、情感和思想的連接。具體說來，這二十多年來，我個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變，但我始終想做成一件事，就是想證明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與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密切相關?？脊攀侨嗣竦氖聵I——文物承載著歷史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家鄉或城市的靈魂，凝結著無數代人的創造和情感。我的寫作如果說存在共同的主題，那就是要證明考古工作與我們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關，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我們自身的生活環境。

環球網：全書分為考古記、田野記、歷史記、人生記四個篇章，這種結構設計背后有什么特別的考量？您認為這四個篇章之間是如何相互聯系和補充的？

鄭嘉勵：《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歷史人生》分為四編，“考古記”篇，是本人參與過的考古發掘項目的記錄，當然是個人化的記錄文本，而非全知全能視角的回憶錄；“田野記”篇，是田野調查中的見聞和思考，個別篇章可能有點學術考察報告的面貌，然其底色，終歸是第一人稱的抒情遣懷；“歷史記”篇，有的是讀史、觀展札記，融入若干個人的考古工作經驗，有的簡直就是學術論文，只不過寫成了我喜歡的格式；“人生記”篇，以淡筆寫濃情，追憶工作中的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在字里行間，盡量呈現可貴的人情世味。最后，以一篇名為《考古一線的酸甜苦辣》的個人訪談作為后記，闡述我對考古學科、工作和生活的想法，是為全書的總結。

這五個部分的文章，貌似結構松散，其實互相補充，恰好覆蓋住了一個考古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的主要方面。

環球網：在書中，您提到考古工作與個人情感、生活體驗的融合。您認為考古工作對個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反過來，個人的情感和生活體驗又如何影響您的考古工作？

鄭嘉勵：我認為，考古學在“術”的層面，即技術層面，具有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的屬性，在“道”的層面，考古學則屬于人文社會學科范疇，歷史時期考古必然是人文學科。既為人文科學，它就不只是純客觀的知識追求。除了科學的維度，更有文化的、人文的維度——在生產新知識以外，更要增加社會福祉，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提升個人的人生境界。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考古學除了“為人”的科學屬性，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為己”的人文學。

作為人文科學的考古學，本來就不是“純客觀”的知識領域，也不應該是?？脊艑W研究獲取的古代知識，哪怕是絕對正確的，如果它與我們的情感、趣味、思想無關，與當今的社會需求也無關，那么，純客觀的考古學（如果存在的話），又有什么意義呢？作為人文學科，只有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以情感打動人，予人以趣味的共鳴和思想的啟迪。在于個人，學科要有助于從業者的自我完善，來自于書本和實踐的考古學知識，與自己的人生閱歷、生活體驗結合起來，融為一爐，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才是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

生活體驗和情感體驗，是最重要的學習，不是說文藝工作者需要這種訓練，其實，一切人文學科包括歷史考古學同樣必需，如果我們對古人的生活缺乏“理解之同情”，當然無法做有境界的學問。哪怕考察一個明清時期的古村落，從破敗的古民居，我們能否體驗古人的日常生活場景，由高大的祠堂，能否體驗古人的堅守與恐懼。這些體驗既是認識古代生活的基礎，也是理解當下生活的路徑。

環球網：您提到這是一部“有溫度的考古筆記”，這種“溫度”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在考古工作中，您是如何感受到這種“溫度”的？

鄭嘉勵：我們在田野考古現場，看到歷史中普通人的生存處境，對歷史上無名的生命充滿溫情。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視角呢？

在大型基本建設中，在轟鳴的推土機前，考古人發掘古遺址、古墓葬，艱苦卓絕，為國家搶救了大量文物。但不可思議的是，每次有關考古發現的網絡報道，一定會招致很多批評，甚至有惡毒攻擊考古是“拿著執照的職業盜墓”的?！皣娮印惫倘粺o需理會，但有很多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為什么？

除了我們的宣傳沒有把“保護第一”和“科學發掘”的理念闡述好，我想，還有個原因就是未能處理好科學與人文的關系，只強調考古發現的意義、學術價值、文物的精美，很少考慮到古墓葬的主人——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們也應該是與我們一樣有尊嚴的“人”。盜墓者挖墓，為賣錢牟利，我們挖墓，為了寫論文、成名成家，如果一樣缺乏人文關懷，在本質上，兩者并無區別。

人文關懷，不是抽象的，具體說來就是指對人類生存狀態和命運的關注。不論現代人，還是古人，都有人生真實的喜悅和困境，他們的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人文關懷，不僅關乎學科形象，從寫作的技術和修辭的角度上說，也是講好考古故事的必然要求——一個與普通人情感、趣味、思想無關的純知識問題，例如河姆渡文化石器的分類與加工技術，除了極個別的專家，誰會關心呢。

環球網：在您的閱讀經歷中，是否有一些書籍印象深刻，或對您的創作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是如何影響您的？

鄭嘉勵：嚴耕望《治史三書》，我在2000年前后讀到這本書，這本書讓我知道一個好學者應該具備怎樣的基本素質，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相信，只要遵循合理的路徑，持之以恒，每一個“中等之才”都可以做出相當的學術成績。另外，嚴耕望先生的文字明晰、平和、平實，娓娓道來，入情入理，這也是我認可好的白話文。

環球網：除了您自己的作品外，您還有哪些書籍推薦給您的讀者們閱讀？為什么？

鄭嘉勵：朱剛《蘇軾十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7月）。詩人的命運沉浮，既有時代和制度的因素，更是個人性格使然，這種分析模式適用于大多數人。但蘇軾出入于儒釋道三教之間，其心靈世界的博大，詩詞書畫的天才，窮盡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多種可能性，蘇軾的命運因此具有了超越時代的典型性。作者“以史筆入文心”，分十個主題串講蘇軾的生命歷程，并將其命運和文學創作置于北宋政治、文化的洪流中加以考察。閱讀該書，是巨大的精神享受。2020年，我讀完一講，現學現賣，轉述給正在念高中的孩子聽，對古代歷史和古典文學興趣缺缺的孩子，竟也為朱剛對蘇軾命運和詩詞意象的分析深深吸引。在我看來，這本書比較接近我認可的“雅俗共賞”的標準——如果世上真有“雅俗共賞”的書籍的話。

劉妍《編木拱橋：技術與社會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這是青年建筑學者調查、研究閩浙邊境廊橋的專著。我是一個考古工作者，卻長期認為近現代鄉土建筑的價值主要在于情感和傳統生活記憶的保存，而不認為它們具有系統性的歷史知識。只有像劉妍這樣真正懂建筑技術并具有較高人文素養的學者，才能真正“下沉”到其研究對象的微觀層次，真正揭開古代建筑行業的核心秘密和地域差異。歷史人類學家討論類似的歷史問題，通常只能停留在族譜、碑刻、文書、地方文獻的“中觀”層次，很難真正下沉到古代基層社會的微觀層次以發明知識。等而下之，文藝工作者通常只能“宏觀”的描述和議論，或對鄉土、鄉愁、廊橋抒發一點空泛或真誠的禮贊，在具體的知識層面幾乎沒有貢獻。而劉妍以其過人的才華和艱辛的田野調查，以廊橋為題材，促成工程技術、匠人傳統與區域社會史、文化史的深度融合，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晚清民國時期區域性的鄉土建筑具有成體系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