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意大利軍隊在1917年的卡波雷托戰役中被德奧聯軍徹底擊潰的時候，當從伊松佐河前線到通往皮亞韋河的道路上充斥著擁擠的意大利士兵的時候，無論是高高在上的意軍將領，抑或是那些躺在威尼斯、羅馬、米蘭那舒服的辦公室的意大利學者們，可能才真正意義上的重新開始審視這支軍隊，審視他們為什么出現恥辱性的大敗和接下來應該做些什么。

第一章、意軍的紀律管理制度

說到一戰意軍的將領，令人耳熟能詳的自然是意軍總參謀長路易吉·卡多爾納。治軍以嚴格殘酷著稱的卡多爾納，在軍隊紀律方面也自然選擇了恐怖主義。在紀律制度的維持層面，意軍設有紀律、晉升和軍事司法科（意大利語簡稱RDAGM），該科由兩名將軍和一名軍事法律工作人員組成，主要工作是負責監督軍隊紀律有關事項，整理和監測下屬單位傳達的報告。

在RDAGM的管理下，紀律的維持和管理通常會交由憲兵部隊和地方官員組成的地方法庭進行。這些法庭通常設置于各個意軍軍團的總部，法庭庭長由RDAGM任命，一般多為訓練有素且與軍事法相關的法學人士擔任，而法庭的其他法官則由法庭所屬的軍團選定指揮官擔任。除此之外，其他的職位也被安排交付由那些免于服役的法律學相關人士擔任。值得一提的是，在處理涉及高級軍官的問題時，意大利方面選擇由紀律委員會進行處理，該委員會在1915年由時任意大利戰爭部長維托里奧·祖普利推動建立，該委員會原則上對戰爭部長本人負責。設立這樣的委員會的目的是意大利政府層面試圖對軍隊高級將領進行一定的控制，當然這也引起卡多爾納的不滿，在卡多爾納的推動下，最終祖普利被解職，隨后上來的保羅·莫羅內則很明顯更趨向于不干涉，這也就使得在政府對于高級將領的干涉變得更加困難。

（意大利戰爭部長維托里奧·祖普利）

在執行層面，意大利的軍事法庭所執行的《軍事刑法》最早可查于1869年頒布的《刑法》，由于卡多爾納本人對于恐怖主義的迷戀和對征兵部隊政治可靠性的擔憂，卡多爾納遂在1914年9月開始，于《軍事刑法》中規定了更加嚴格的法律條文，例如死刑（意大利的民事司法系統于19世紀90年代便廢除了死刑）。除此之外，還有大量關于監禁、強迫勞動、開小差等方面的內容，即便是輕型罪行，也會被判處100-5000里拉不等的罰款，這樣的罰款即便是一個下級軍官都難以承受，更不用說是由南意大利地區老農們組成的意大利士兵階層了（意軍基礎士兵的每日工資只有50分錢，相比之下一個成功的小農每日最多都可以賺到2里拉）。除了這種物質和肉體層面的懲罰以外，意軍方面還使用了精神層面的懲罰，剝奪榮譽稱號等懲罰在意軍部隊中已經被視為最輕微的懲罰了，有的部隊會采用將受罰者手腳拷在樹上以示懲罰，有的時候是在后方，有的時候則是直接放置在前線。（在意軍的軍法條文中，還規定了關于士兵的死亡方式，如果士兵是以背后中彈的方式死亡的，那他就不會享有同胸部中彈者一般的榮譽，因為上級認為這樣的死亡方式是一種恥辱）

第二章、紀律武器的實際運用：卡多爾納與恐怖主義

在具體紀律的維持和管理層面，意軍總參謀長路易吉·卡多爾納深諳恐怖主義式的維持方法。他在1915年5月24日發布的命令中就闡述了關于紀律應當發揮的作用和恐怖主義在紀律維持中的必要性“懲罰必須迅速進行，反應必須迅速且成功。舉個例子，就像在出生時就消滅不守紀律的細菌.....（軍官）必須毫不猶豫的采取主動行動，在局勢需要的時候應當采用極端的脅迫和鎮壓措施。”

（本段摘自《Morale and the Itali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因此，我們不能看出，從參與世界大戰的第一天起，卡多爾納在具體的軍事紀律維持方面就選擇了極端化和恐怖主義的方針走向來處理軍隊的紀律問題。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上來看，卡多爾納似乎至少在紀律維持層面采用了官兵一致的原則，例如從1915年5月至1917年11月，卡多爾納本人解除和降低了217名將軍的職務。

（本段和上文數據摘自《Morale and the Itali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任何在意軍紀律問題上試圖推廣寬大處理方式的將軍都不出意外的被解職，這其中包括我們后文中會提到的朱塞佩·皮斯托尼將軍，他本人因為在處理1917年3月21日拉文納旅抗議事件中采取了寬大處理態度而被解職。

在士兵處置方面，相信很多熟知一戰史或者對一戰史有粗略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一戰時期意大利軍隊殘酷的“十一抽殺令”。這項起源于古羅馬的殘酷軍法，在意大利的《刑法》中并沒有特別規定（當然也沒有完全禁止），因此可以解釋卡多爾納原意采取此類措施的原因恐怕只有他本人對古羅馬時期的推崇和“十一抽殺令”可以提高戰場期間執法的效率了。

當然，意大利的紀律系統也并不是完全依靠十一抽殺令來維持。意大利的軍事法庭依舊負責著絕大部分意大利士兵的戰時紀律維持，在整個世界大戰期間，涵蓋前線戰區和后方領土的軍事法庭一共作出了170,000項定罪，其中，死刑一共有4028項，拋開被大赦和缺席（例如做了俘虜的）的，最終一共有1061人被執行死刑或改判緩刑，這其中，被執行死刑的人數一共有750人，改判緩刑的人數則為311人。

可能有的讀者會單憑以上數字可能會產生似乎意軍軍法的殘酷是被可夸大了的一種印象，但是當我們將意大利的協約國盟友的數字以及德軍方面的數字拿出來進行對比就會理解意軍軍法的殘酷。在整個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方面一共判決了2000人死刑，最終落實到執行層面為600-700人（死刑占比為30%-35%）；英國在世界大戰期間一共判處3080死刑，最終實際執行人數為346人（死刑占比為11%）；德國方面更為夸張，世界大戰期間僅判處150項死刑，最終實際執行為48人（死刑占比為32%）。從這一點我們會發現，無論是英法還是德國，在做出死刑決定的時候都要比意大利方面更加謹慎，盡管英國和法國判決了大量的死刑，但是實際執行時會盡可能的將絕大部分死刑犯改判緩刑，而德國方面則是從判決方面就盡可能的去避免死刑。而意大利方面，死刑的執行占比高達70%。

所以我們從數據方面也不難看出，意大利軍隊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基層士兵管理之嚴，對于意軍士兵而言，被判死刑基本上不存在緩刑的可能，基本上只要被判死刑就一定會被處死。這種管理之嚴是其他協約國友軍和同盟國軍隊所難以想象的。

（關于意軍死刑執行率的數據）

實際上，隨著戰爭的進行，在卡多爾納指揮意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17年，意軍的死刑執行人數達到了329人，相對應的被判緩刑的士兵則只有區區85人。那么究竟是為什么會使得意大利出現如此高的死刑執行率呢？為什么當意大利的協約國盟友都在想辦法從死刑中節省人力的時候，意大利的死刑次數卻一直居高不下呢？

歸根到底，一方面是跟意大利制度的先天不足有關，在意大利，死刑的判決并不需要經過行政部門審查確認（在法國，死刑是需要總統確認的），一切的事物都由總參謀長負責，同時，在意軍當中，被判處死刑士兵的上訴權也被事實上的剝奪了，盡管名義上意軍士兵同他們的盟友一樣有權進行上訴，但是24小時內完成執行極大的限制了上訴權的使用，也就使得士兵沒辦法為自己爭取到上訴機會。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則源于卡多爾納本人的思維。我們說過，卡多爾納是青睞通過恐怖主義的方式來維持軍紀的。因此，在關于死刑的處理上，卡多爾納本人極其推崇所謂高效式的處決，一方面可以立威，另一方面也可以維持住軍紀。在1916年11月給妻子的一封書信中，卡多爾納向他的妻子表述了推行高效的死刑審判的必要性：“奧斯塔公爵剛剛通知我，某些團（指第6神槍手團和第75步兵團）已經犯下嚴重的犯罪行為，一些士兵因此未經審判便被立即槍殺。這些事情是可悲的，但是如果不以這種方式做出案例，麻煩就會隨之而來；無紀律行為就會接踵而至，我希望你可以想象一下后果。”隨后在1917年6月，卡多爾納再度向時任意大利首相，同時與卡多爾納本人關系不錯的保羅·博塞利寄去三封信，信中卡多爾納強調：“有必要大規模的迅速執行死刑，并且放棄司法審判程序，因為切斷邪惡的根源是必要的，希望我們可以及時這樣做。”

（意大利首相保羅·博塞利）

因此，結合我們本段的描述，讀者不難發現，在卡多爾納時期，意軍維持著近乎殘酷的軍紀，不僅體現在輕罪用重點，還體現在對死刑的推崇和對司法審判過程以及緩刑的蔑視上。因此我們可以想象看，在卡多爾納執掌意軍的三年內，意軍究竟是在何等殘酷的背景下，艱難的挺到1917年的。而接下來，筆者將會援引一樁案件，為各位讀者更加直觀的展示意軍維持紀律的殘酷。

第三章：拉文納旅的抗議始末

拉文納旅在意軍當中絕對算召之能戰的典范。1915年，該旅在伊松佐河前線參加了三次伊松佐戰役，隨后因為傷亡過大被調往后方休整，1916年，隨著奧匈帝國展開特倫蒂諾攻勢，該旅再度被調往阿夏戈高原參與抵抗奧匈軍隊的作戰中。隨著奧軍的沖擊逐漸穩定，該旅又被迅速調至伊松佐前線參與了第9次伊松佐戰役，此后一直呆在伊松佐前線參與了多場對奧軍的送頭沖擊。

可以說，面對這樣一個召之能戰且戰功赫赫的部隊，即便不授予其榮譽，至少也應該和顏悅色做到基本上的有求必應吧。畢竟不是所有的部隊都能剛在一個地方打完慘仗就立刻馬不停蹄感到另一處戰場的。但是很明顯的是卡多爾納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隨著該旅在伊松佐前線的傷亡越來越大，而又長時間無法得到應得的休整，終于在1917年3月21日，拉文納旅下屬的第38步兵團開始拒絕返回防線并向空中開槍以示抗議。該旅的許多士兵要么喝的酩酊大醉，要么干脆一屁股坐下拒絕返回防線。很快，事情被旅長朱塞佩·皮斯托尼準將獲悉，皮斯托尼準將清楚他的士兵是因為什么原因拒絕返回防線的，畢竟意大利前線的環境確實也很惡劣。

（朱塞佩·皮斯托尼準將）

皮斯托尼親身前往了第38步兵團的駐地，聽取了意軍士兵的意見，并成功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了這場危機，晚上10點，第38步兵團的抗議士兵已全部返回駐地，這樣一個軍隊抗議事件看上去已經被皮斯托尼和平解決了。但是不出意外的話意外馬上就來了，隨著副官阿爾弗雷多·卡洛尼向上級第7師的指揮官報告事件經過結果時，上級部門發出了反問：

（上級）“這里發生了什么事？”

（卡洛尼）“沒什么，一切正常，部隊已經返回防線了。”

（上級）“有多少人被槍殺了？”

（皮斯托尼）“很少，很少”（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皮斯托尼并沒有理解清楚上級的詢問，他以為上級詢問的是抗議過程中出現多少傷亡）

（上級）“但是，到底有多少人？”

（皮斯托尼）“我并不知道確切數字”

（上級）“尸體在哪里？”

（皮斯托尼）“我沒有下令開槍打任何人，我只是說他們有向空中開槍。”

（上級）：“這非常糟糕，非常糟糕”

（皮斯托尼同上級的通話，摘自《Morale and the Itali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通話結束之后，第7師師長多梅里科·格里尼將軍在憲兵的陪同下開始前往拉文納旅的駐地視察，途中他們遇見了兩名滯留在后方的士兵，盡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兩個人參與了3月21日的抗議，但是格里尼還是命令憲兵將其槍殺，隨后在第二天，格里尼下令解除皮斯托尼的職務，而拉文納旅的繼任指揮官很快就在部隊中推行了嚴酷的手段來恢復紀律，他們從抗議的第38團中隨機抽取了20名士兵，然后從這20人中再隨機抽取了5人執行槍決。除此之外，在卡佩羅（意軍第二集團軍指揮官）的授權下，軍事法庭又額外判處了三項死刑。然而處決并沒有就此結束，在兩周后隨著該旅返回后方休整，軍事法庭再度對該旅進行審判，共審判了23份案例，其中除去一起被無罪釋放以外，剩余22份案例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此外，在卡佩羅的堅持下，該旅又有數人被各種理由槍決，盡管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被槍決者是軍隊抗議事件的帶頭人。最終，該旅一共有29人被槍決，其余士兵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旅長皮斯托尼被解職，甚至連師長格里尼本人也受到上級單位嚴厲批評。

（意軍第2集團軍指揮官路易吉·卡佩羅）

拉文納旅是1915-1917年在卡多爾納嚴酷的軍法下被忽視的代表部隊之一，隨著時間的發酵，最終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爆發了惡果。

第四章、卡波雷托后的意軍政策轉變

1917年10月，德奧聯軍在伊松佐河前線掀起了第12次伊松佐河會戰，被后世冠以卡波雷托戰役的會戰打垮了意軍的防線，從10月24日德奧聯軍發起突破到11月9日意軍撤至皮亞韋河一帶設立新的防線，在這17天的時間里，意軍前線經歷了災難，約有29萬人被俘，除此之外，還有40萬人成了逃兵，在災難性的潰敗中逃到鄉下遠離軍隊。而在意軍作戰部隊中，以卡佩羅的第2集團軍損失最為嚴重。

卡波雷托戰役期間，意軍的災難還通過隆美爾的經歷得到體現（是的，就是二戰時期的德軍名將埃爾溫·隆美爾）。在10月26日，隆美爾率領的符騰堡營攻占了前線的馬塔朱爾山，隆美爾驚奇的發現，他竟然以36人傷亡的代價俘虜了意軍9000人，這一經歷為此后隆美爾對意大利人懷有刻板印象埋下了伏筆。不過，有后世學者提出為什么隆美爾會取得如此成功。學者馬克·湯普森（著有《The White War: Life and Death on the Italian Front 1915-1919》一書）認為“隆美爾不可能想象到意大利人有多么困難......其實意大利軍隊在卡波雷托失敗的種子，早在1917年9月前就埋下了。”

誠如馬克·湯普森所言，意軍身處的惡劣環境成為了卡波雷托潰敗的伏筆。戰后一些老兵在回憶的時候，都會提及當時意軍的狀況，根據一位向上級部門匯報的上尉所說，士兵們似乎認為戰爭已經結束，他們正興致勃勃的前往回家的路上，仿佛他們已經找到了解決當前問題的答案。

（摘自《The White War: Life and Death on the Italian Front 1915-1919》）

意軍的失敗讓協約國盟友關注起他們的情況，法軍將領福熙希望意方對總參謀長做出換人調整。而意大利方面則選擇以阿曼多·迪亞茲來代替卡多爾納。卡多爾納對于上級替換他十分不滿，最終在國王的勸說下才離職。而迪亞茲走馬上任后很快進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來緩和意軍中激烈的官兵矛盾。

迪亞茲的改革措施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物質改革和重塑紀律。在物質改革方面，迪亞茲提高并落實了意軍基層士兵的年假，將意軍原有15天的年假延長到25天，并允許這些基層士兵返回后方的家鄉休息，同時他還引入了針對農民的“農業假”（旨在滿足農民出身的士兵于農忙時期回家幫忙收割），同時意軍也引入并強化了對陣亡將士家人的撫恤，陣亡士兵的家屬會獲得500里拉，而下級軍官的家屬獲得撫恤金數量則是士兵的兩倍。

而另一方面，在紀律制度方面，迪亞茲并沒有完全修改卡多爾納時期的紀律制度，這一點和大眾印象中的迪亞茲相去甚遠，在某些方面，例如士兵開小差方面，迪亞茲的處罰比起卡多爾納時期更加嚴格了。但是這并不等于迪亞茲一成不變的照搬卡多爾納時期的處置方式，作為一個從基層摸爬滾打上來的軍官，迪亞茲深知士兵需要什么。他廢除了卡多爾納時期一些不合理的做法，例如即時處決，同時他大幅下降死刑的判決比率和執行比率，提高死刑中的緩刑占比，盡可能多的避免制造冤假錯案。在迪亞茲的努力下，1918年意軍軍事法庭判處的死刑案例僅為54例，其中緩刑為18例，緩刑占比為33%，而卡多爾納時期的緩刑占比為42%，下降了9%。另外比起卡多爾納執掌意軍的最后一年死刑案例數329例來說，迪亞茲時期的死刑判決更是大幅下降。從數字上便不難看出迪亞茲的努力。

除此之外，比起卡多爾納時期，迪亞茲強化了判決中的問責制度和證據作用，以此限制了卡多爾納時期軍事法庭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進行草草處決行為。因此，得益于迪亞茲的努力，意軍最終在皮亞韋河戰役之后逐漸恢復士氣，并且在1918年的第二次皮亞韋河戰役中成功保衛了他們的防線。

（大戰期間意軍軍事法庭和后方法庭處決與緩刑人數表，摘自《Morale and the Itali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總結

在整個1915-1917年間，意大利軍隊維持著極其高壓的紀律政策，這一階段的意軍就好似一個高壓鍋，隨著氣壓不斷增加，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戰役中最終爆發。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法西斯政府時期，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黨高層竭力將卡波雷托的失敗歸咎于彼時風起云涌的左翼運動的影響，而刻意掩蓋意軍高層將領（諸如卡多爾納）在紀律維持方面的殘暴和指揮方面的無能。

而阿曼多·迪亞茲，這位被后世一些學者譽為“意大利版貝當”的將領也絕非傳統印象中的過度仁慈，相比于卡多爾納而言，迪亞茲之所以成功的恢復起意軍的士氣與紀律，所做的只不過是將卡多爾納時期的一些政策真正的落實下來了，例如在福利待遇方面，真正的讓意大利士兵可以遠離前線去享受休假；在紀律制度方面，充分發揮軍事法庭中法學人士的作用。他堅持了卡多爾納時期的一些合理的政策，例如針對士兵開小差和休假結束未歸隊，拋棄了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例如不走法律程序草草處決士兵。因此具體說迪亞茲完完全全對意軍進行大修大改，這一點倒是有點刻板印象了。

參考文獻

1、《Morale and the Italian Arm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Vanda Wilcox

2、《The white war _ life and death on the Italian front》Mark Thompson

3、《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2卷 國家》（美）杰伊·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