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陸棄

澳大利亞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住房危機，這不僅關乎民眾的生存環境，更是對政府和政黨承諾的嚴峻考驗。隨著房價和租金的暴漲，社會福利住宅短缺，普通澳大利亞人已經難以負擔起基本的住房需求。在這一背景下，住房問題成為了即將舉行的聯邦大選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兩大主要政黨——工黨和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兩黨聯盟）——都紛紛提出了解決住房危機的政策。盡管這兩黨都表示會通過建設更多的住房來緩解危機，但究竟哪個政黨能夠兌現其承諾，真正解決這一問題，依然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由來已久，根本原因在于供不應求。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大城市的遷移壓力，住房市場供給遠遠跟不上需求。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嚴格的都市規劃法規使得許多熱門城市，尤其是悉尼和墨爾本等大城市，無法擴展足夠的住房供應。這導致了人口密集區的住房需求急劇增加，但建筑和開發限制使得這些地區的住房市場更加緊張。此外，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加劇，也讓一些地區的住房資源更加緊張。

在房屋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住房的價格和租金不斷攀升。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的2023年報告，悉尼被列為全球第二難以負擔買房的城市，而在澳大利亞的其他主要城市，房價同樣居高不下。悉尼的平均房價接近120萬澳元，其他首府城市的房價也普遍超過90萬澳元。在過去五年中，澳大利亞的房價上漲了近40%，而薪資增幅卻遠遠跟不上，購房者的壓力急劇加大。數據顯示，澳大利亞的普通購房者現在需要大約十年的時間才能存下足夠的頭期款，這意味著大多數澳大利亞人不再能夠在自己的國家實現“澳洲夢”。

租房市場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在新冠疫情之后，澳大利亞的租金大幅上漲，尤其是悉尼、珀斯和堪培拉等城市的租金飆升到了新的高點。根據CoreLogic的數據，悉尼的中位租金已經達到每周773澳元，珀斯和堪培拉也分別為695澳元和667澳元。與房價上漲類似，租金的不斷攀升使得普通家庭的負擔加重，許多人在生活中舉步維艱。許多低收入和中產階級家庭不僅難以購買自己的房子，也無法在租賃市場找到負擔得起的房源。

然而，住房危機的解決并非簡單的供給問題，移民和外國購房者是否是住房壓力的根源，已經成為了公眾討論的熱點。雖然一些人將住房危機歸咎于移民和外國買家的購房行為，但專家指出，這一問題的影響并沒有被廣泛討論的那樣嚴重。澳洲住房與都市研究院的負責人邁克爾·佛瑟林漢認為，許多移民，特別是國際學生，通常住在學生宿舍，不會直接參與普通住房市場。根據澳大利亞稅務局的數據，外國人購買的住宅在所有住宅交易中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移民和外國買家的購房行為并不是住房市場緊張的主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政策的失衡和市場的供需錯配。

在大選臨近之際，澳大利亞的兩大政黨分別提出了解決住房問題的方案。工黨承諾到2029年建造120萬套新住房，并推出330億澳元的住房投資計劃，通過提供共有權貸款來幫助首次購房者以較低的首付買房。兩黨聯盟則承諾建造50萬套新住房，同時減少移民數量，限制外國買家購房，并在地方政府開發住宅用地時提供基礎設施資金。綠黨則主張保護租房者權益，提出實施租金上限和租金凍結政策，并計劃推動房產投資稅制改革。

盡管這兩大政黨的方案看似解決了部分住房問題，但專家普遍認為，這些承諾很難真正解決澳大利亞深層次的住房危機。根據澳大利亞城市發展協會的《土地現況報告》，即便工黨的目標是建造120萬套住房，預計到2029年仍然會出現近40萬套的缺口。格拉坦研究所的布倫丹·柯茲指出，雖然減少移民可能會讓房價略微下降，但長期來看，這種做法將導致技術勞動力短缺，并降低政府稅收，這會讓澳大利亞人面臨更高的稅負。此外，社會福利住宅的不足也是當前住房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亞的社會福利住宅僅占所有住宅的4%，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使得低收入群體無法得到足夠的住房保障。

而且，首次購房者的補助政策可能會帶來需求過度膨脹的問題，進一步推高房價。在房價已經遠遠超出普通家庭承受能力的情況下，政府提供補助雖然可以短期緩解部分購房者的壓力，但卻無力解決根本問題。購房者的需求一旦得到刺激，市場上的房價也會隨之上漲，最終又將導致價格的進一步失控。

在現有政策框架下，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問題依舊看不到短期內的解決辦法。無論是工黨還是兩黨聯盟的方案，或許都能帶來一些改善，但這并非一個可以在選舉周期內完成的任務。解決澳大利亞住房危機，需要的是更加深刻的制度改革，而非僅僅依賴政策的應急舉措。只有通過真正的土地改革、社會福利住房投資增加以及市場監管的有效調整，才能夠給數百萬澳洲人帶來負擔得起的住房選擇，真正實現澳洲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