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1月10日刊于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筆者曾談到：“我們也許不能機械、簡單地將特朗普的這場勝利看作一場所謂‘鄉巴佬對象牙塔’‘野蠻蒙昧愚蠢對理性文明睿智’‘下里巴人瘋狂民粹對陽春白雪賢能智者’的勝利，因為至少在三個層面，共和黨這一次都顯示出了較為明確的智能方面的優勢（或者說至少不落下風）。第一，單論學歷，特朗普和萬斯就顯著高于哈里斯和蒂姆·沃爾茲（哈里斯所就讀的法學院按照美國USNEWS國內法學院最新排名為全國第82名），第二，科技大亨馬斯克的加持無疑為特朗普陣營方面加分不少，第三，由萬斯等人操盤的所謂美國民族保守主義勢力（natcon）早已將舊版的保守主義模式鳥槍換炮，升級再造……換句話說，如果民主黨是今日美國政治場域中自由主義理念最強大的代表者的話，那么這種理念目前未必真就能占據智能層面的相對制高點，這也許是一個重大的深層結構性問題”。

當地時間2025年4月9日，特朗普總統在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簽署行政命令，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右二）和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在旁觀看。

特朗普第二任期開跑之后，不少事件讓人直呼其“草臺班子”（尤其是“群聊泄密門”），這固然有道理，但卻并不見得全面。簡而言之，這個“草臺班子”的執政管理水平或許確實相當有限，但其在美國國內政治爭斗場上的戰斗力則絲毫不可小覷。一般的觀察者都沒有認識到的一點是，現在在臺面上執政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人馬，其實是自2001年以來美國政壇上第一次總統與副總統雙雙都持有常春藤大學所頒發之學歷文憑的搭配組合（包括馬斯克也有常春藤文憑）。這其實很說明問題，表面看起來，特朗普二度執政無非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又一輪反撲浪潮，但實際上，這次呼嘯而來的右翼民粹很大程度上已經鳥槍換炮，不少重要人物其實在學歷背景上絲毫不落于人后。

英美政治文化傳統里大致存在這樣一條思路，即，領導者是否真的有真才實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讓追隨者乃至于廣義的一般中間選民覺得特定政黨推出來的領導者是有才干的，因此說到底是一種形象構建，以及對此構建的感知（和觀感）的塑造。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第二任期算是抓中了一個可產生效能的點。正如學者Fredrik deBoer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社會層面仍廣泛存在著一種“對擁有智能之士的崇拜”（The Cult of Smart），仍有很多人相信“人的價值應以其所擁有之智慧為基礎”（human value should be based on intelligence），從這個角度出發，秉承右翼民粹路線是進入執政團隊（及其整個相關體系）的入場券，但具備名校學歷的加持則明顯是進一步受到重視和提攜的加分項。學者Jeff Fuhrer的研究也曾指出，從表面上看，當代美國文化強調人的機會均等，自決其是，但與此同時，美國政治文化傳統里有一種較深的思維定勢，即人們一般普遍相信，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可以而且理應取得成功，白手起家的人（the self-made man）最值得尊敬，而那些沒有取得成功的人則要為他們的失敗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與此相伴的是，美國人普遍有一種對窮人的極度不信任感。

彼得·蒂爾（Peter Thiel）

總統副總統的搭配還僅僅是一個層面，我們還可以拿對此次特朗普成功拿下第二任期居功極大的硅谷大亨蒂爾（Peter Thiel）以及他向特朗普執政團隊輸送和推薦的一系列人物（其中多人為民族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者）為例。蒂爾本人持有斯坦福大學文憑，蒂爾向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團隊推薦了多名人士，其中萬斯、安東（Michael Anton）、史蒂芬斯（Trae Stephens）、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等人，都持有光鮮亮麗的名校學歷背景，并非等閑之輩。一些擁有非常好的學歷背景的特朗普政治盟友與擁躉，如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喬希·霍利（Josh Hawley）等人，也或多或少得到了蒂爾的支持。此外，蒂爾還向特朗普推薦了科雷特西奧斯（Michael Kratsios），此人持有普林斯頓大學文憑，現任特朗普政府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director of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蒂爾的好友，同樣擁有斯坦福背景的大亨薩克斯（David O. Sacks），也頗受特朗普信賴和倚重，尤其是在AI政策等相關領域。

往更廣義的層面說，現在特朗普所重用的打貿易戰的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和其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也都是哈佛耶魯畢業的。

以此常春藤大學學歷文憑的標準觀之，2016年時，希拉里組建的競選團隊的正、副手都是達標的，反而當時的特朗普和彭斯的搭檔組合是不達標的（這大概也是當時普選票方面希拉里組合能占據顯著優勢的原因之一），但其后，無論是2020年民主黨的拜登、哈里斯組合，還是2024年的哈里斯，蒂姆·沃爾茲（Tim Walz）組合，都離這個標準差得遠了。筆者一直認為，2024年總統大選普選票方面哈里斯居然不敵特朗普，除了拜登執政不力、疲態盡顯的大環境背景因素之外，一個潛在的解釋恐怕正是哈里斯與沃爾茲組合過分偏重于“平等”的“下里巴人”范式，反而讓其實底色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和萬斯組合沾到了一些可被標識為“精英”導向的輝光。而反觀共和黨方面，到2024年副手彭斯換成萬斯時，實則是向這個標準靠攏并最終成功達標。簡而言之，僅從表面看，特朗普這批人像是右翼草根勢力發動的一場又一場對建制派的反叛，但實際上，則不如說是原來的精英統治體系架構里心懷不滿的一群人借助、利用、煽動體系外基層力量累積的各種民怨，遂行其自身的政治藍圖規劃。這些人既懂基層的心理，又諳熟精英統治體系的常規套路和玩法，是以作戰能量也就相當驚人。2025年特朗普執政后開始對各名校動手，以斷絕財政資助等手段促使各大學在意識形態上向特朗普政府靠攏，不少美國知名高等學府先后服軟，如果把這件事與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所謂“常春藤精英右翼大崛起”現象結合起來看，則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政治右翼的校友們輕車熟路地殺回來奪權了。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未來也許要特別注意美國名校生態中處于顯著少數派地位的那些持政治右翼見解的人士的動向。

這里特別需要重視的一點是，特朗普目前所重用的這一批名校精英右翼 （尤其是當代美國民族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員們）內部又存在著不同的派系。大致來說，其中一派人（主要以萬斯等為代表）主張特朗普政府能夠對各工商企業和財團施加更大的控制與影響力，拋棄米爾頓·弗里德曼式的“小政府”理念思路，并在貿易方面設置更多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式壁壘，另一派人（以馬斯克和畢業于耶魯的拉馬斯瓦米等為首）則主張提高政府效能，減少政府開支，減少低效或無效監管，并強調提高美國大企業的全球競爭力；一派人（以萬斯等為代表）主張對全球赴美留學生簽證和技術移民簽證進行嚴格管控乃至打擊，另一派人則主張吸納更多的全球技術和產業精英共同建設其所謂“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相關愿景。這兩派人的數量，大致以前者為多，后者為少（且正逐漸淡出統治中心地位）。兩派之間的分歧，不應被理解為對其最終戰略目標和構想的分歧，而主要是具體的戰術手段和操作方式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