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國家學和法學依據的是思辨哲學。他的法哲學和邏輯學分別位于前臺和后臺：法哲學是公開的或明述的，是思維操作的前臺顯示；邏輯學是秘密的或隱晦的，是思維操作的后臺程序。無論是家庭—市民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的演進，還是王權—行政權—立法權三大政治權力的運作，都與個別性—特殊性—普遍性三大邏輯環節相關聯。因此，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斷揭示黑格爾的法哲學亦即“內容”與其邏輯學亦即“考察方式或語言表達方式”“邏輯推理方式”之間的矛盾。

當時馬克思還沒有擺脫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影響，因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不是在思辨哲學外，而是在思辨哲學內進行的。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共同訴求是普遍性的邏輯學訴求。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那里，這一訴求就是國家——普遍性倫理實體。但是，無論君王、官僚等級、地產等級還是工商等級，作為市民社會中的私人等級，他們都不能維護國家公共利益，都只會維護各自私人利益甚至化公為私。在馬克思的法哲學批判這里，不僅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而且無產勞動等級也是市民社會其他等級的基礎。這正是馬克思告別黑格爾的關鍵一步。

黑格爾把政治國家分為三種實體性的差別：規定和確立普遍物的立法權、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件從屬于普遍物的行政權和作為意志最后決斷的主觀性的王權，主張“君主立憲”“官僚政治”和“等級會議”。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的批判，針鋒相對地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并且將這一原則落實在行政權和立法權中。馬克思的批判表明，黑格爾在法哲學中違背了邏輯學的設定，這也就是前臺顯示和后臺程序的悖論。

王權原本是單一性的，但包含了整體的三個環節。這就是黑格爾的機體論，認為王權是國家權力的種子，包含了其他兩種權力。一方面說憲法派生三種權力，另一方面又說王權派生其他權力。這就陷入悖論之中。黑格爾法哲學出于政治立場，不是從邏輯推導，而是從現實出發。普魯士現實國家制度決定了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走向，甚至在主謂顛倒上都變通了，在王和國家的關系上，國家（大詞）原本是主詞，王（小詞）原本是謂詞；但黑格爾又讓王等同于國家，讓小詞做主詞。黑格爾的這種機會主義屢見不鮮，其規律是每當自己的邏輯與現實相悖時，邏輯學就服從法哲學，后臺就服從前臺。

黑格爾神化王權是其國家主義的典型表現。他的顛倒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按照機體主義觀點，人民也是整體，君主只是部分。但黑格爾卻把這個常識顛倒為：君主是人民成為整體的關鍵、樞紐；君主不是“派生”于人民，而是“起源”于自身；既然國家是“地上的神”，君主就是“真正的神人”和“觀念的真正化身”，絕對君主是以絕對國家為基礎的；沒有君主，人民就是“無定形的東西”或“沒有規定性的抽象”。黑格爾甚至將王權歸結為“意志的偶然性即任意和自然的偶然性即出生”，并賦予君主“不承擔責任”的特權。當然，黑格爾闡釋的“君主”不是傳統的宗法的國王，而是現代的立憲的國王。但黑格爾的君主立憲主張是不徹底的，時時處處通向君主專制。

馬克思批評黑格爾把“特殊的人格”的本質歸結為自然“肉體”。但“社會特質”是“政治特質”，不是“私人特質”。這樣，馬克思就實現了黑格爾顛倒的再顛倒，馬克思幾乎在一切問題上與黑格爾相沖突：不是人民依賴于君主，而是君主依賴于人民；主權不屬于君主，而屬于人民。當然，所有這些論述依然籠罩在思辨哲學中，糾纏于整體和部分、類和種、內容和形式的概念框架中。他把憲制和宗教相比較，更把民主制和基督教相比較，無疑留下了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痕跡，打上了費爾巴哈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烙印。但是，馬克思畢竟比他們更激進，他認為人民主權是專一的和排他的。

黑格爾將行政權置于王權和立法權之間，這就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行政權從屬于普遍物的立法權；另一方面，行政權又從屬于作為意志最后決斷的主觀性的王權。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普遍派生特殊、單一，因此，作為特殊性的行政權，本應從屬于作為普遍性的立法權。但是，根據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單一反而變成了普遍和特殊的決定性的環節，因此，作為特殊性的行政權，反而從屬于作為單一性的王權。官僚是君主委托、執行君主決斷的，行政權依附于王權。官僚政治原則是君主主權原則之合乎現實（歷史）和合乎理性（邏輯）的推導。

馬克思批評黑格爾所謂“官僚政治”是“國家形式主義”“作為形式主義的國家”。他的批判可謂入木三分，揭露了官僚制的科層制結構、國家的私有財產化、與公開性和開放性的民主制原則相對立的秘密性和封閉性。黑格爾指望執掌行政權的官僚階層是普遍等級（中間等級）體現國家精神，這完全是妄想。因為官僚階層是根源于市民社會的私人等級。整個官僚階層不是把國家當作公共財產，而是把國家當作私有財產。如何鏟除官僚政治？馬克思還是囿于黑格爾式的哲學思辨，糾纏于普遍和特殊的概念循環中。但是，馬克思既然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就否決了王權，并將人民主權原則貫徹于行政權之中。這也就是人民自治。

黑格爾不惜將立法權降格為咨議權，正像他將行政權降格為執行權一樣，以便保證王權的最后決斷權，但他也沒有主張君主制憲權。當然，黑格爾的國家主義既然高揚君主主權，那就必須反對人民主權。在黑格爾心目中，人民是“群體”和“群氓”，只有“無機的見解和希求”，唯有各等級才能構成“有機國家”。黑格爾以等級要素為“中詞”，各等級不僅在政府和人民之間起中介作用，而且在王權和市民社會之間起中介作用。它是避免經驗單一性和經驗普遍性兩個極端的經驗特殊性。其中，為了限制工商等級參政，黑格爾還以地產等級為中介的中介、“中詞的中詞”。在立法權的架構中，代議制以等級制為前提。一方面把行政權構架成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則把立法權構架成等級會議（工商等級要素構成下院，地產等級構成上院）。君王委托官僚執行自身決斷，市民社會中的工商等級委派等級代表間接表達自身意愿，地產等級直接表達自身意愿，官僚等級構成普遍等級，工商等級要素以及地產等級體現私人等級的政治效能和政治意義。但是，在實際運行中，所有等級代表或者等級不是爭取各自等級利益，而是維護國家利益，歸根結底是在維護國王利益。黑格爾的意圖就是通過這一等級劃分，盡可能地讓官僚階層掌握行政權，讓貴族階層掌握立法權，以便最終維護王權。

馬克思批評黑格爾將私人等級冒充為普遍等級，認為“現代國家”是一種虛假的、虛幻的普遍形式。立法權和憲制的沖突就解決了：人民掌握立法權，設定憲制。但是，馬克思所謂民主制與代議制是不同的。當然，他肯定了代議制的歷史進步性，但代議制是間接民主，馬克思卻要求直接民主，就是人民自治，甚至主張各個等級自行立法。馬克思主張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無論立法權、行政權還是司法權（合并于行政權）。因此他反對兩院制（貴族院和眾議院），主張一院制；主張“擴大選舉并盡可能普及選舉”即“不受限制的選舉和被選舉”。

總之，馬克思和黑格爾都需要解決一個法哲學或國家哲學的根本性問題：誰來代表國家的普遍和公共利益？馬克思一方面批駁了黑格爾以君王、官僚等級、地產等級、工商等級為解決方案的主張，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己以無產勞動等級為解決方案的主張。只是無產勞動等級此時此刻還是一個思辨范疇，是邏輯推導的結果，尚未賦予后來無產階級那樣的實踐性和歷史性意義。一旦人民主權原則奠定于無產勞動等級基礎上，以無產勞動等級為人民主體，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就呼之欲出了。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