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短短幾年時間，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而且一些行業和專業開始受到沖擊，如媒體和翻譯，甚至還有公文寫作。如果說之前的人工智能被大多數人視為更為智能、廣泛的檢索和寫作工具的話，那么現在我們不得不開始正視2025年初推出的DeepSeek。原因不僅在于其部署簡單，大幅度降低了使用成本，而且在于其本來就比常人廣泛得多的檢索和閱讀范圍基礎上的推理能力，以至于有些研究者開始嘗試讓其回答一些學術問題，其中不少答案也相當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說超越了不少入門的研究者。面對這一革命性的變化，很多學術領域的研究者開始思考，在人工智能時代，研究者還能做什么？尤其是那些基于材料搜集和整理的學科，當然也包括歷史學。

自近代以來，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社會以及學術界對歷史學學科目的的定位就是“求真”，基本研究路徑就是通過廣泛搜集、查閱和分析史料，對史實進行復原，這往往被稱為“客觀主義史學”。中國的客觀主義史學通常被認為有兩個源頭，一個是被后來研究者稱為“考據學”的乾嘉學派；另一個是被很多中國史學家譽為“科學歷史學之父”的德國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e Von Ranke）。之所以給蘭克戴上這一“光環”，主要在于蘭克對史學研究的一些主張。比如，他主張撰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力求不摻雜個人偏見，為了達成這一目的，則需要對史料進行辨識和考訂，并提出了眾多的方法。客觀主義史學為了達成“求真”的目的、排除研究者的主觀性，往往會設定一些“規則”。典型的規則就是一手史料的可信度高于二手史料，研究中要講求使用好的史料版本，以及要盡可能窮盡所有相關史料；在考證時，更要追求邏輯的嚴密和嚴謹，遣詞造句也是如此。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乾嘉學派還是蘭克，實際上都不是以復原史實為目的，他們的史學研究都有著強烈的現實目的性以及主觀性；當前中國學術界對為達成“求真”而設定的各種“規則”的合理性及其是否能達成“求真”，至今也沒有進行過科學論證，甚至如一手史料的可信度高于二手史料在學理上也存在問題。不過，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些被歷史學界大多數人認為必須要遵守的“規則”，使得人工智能可以非常順暢地被應用于歷史研究，畢竟人工智能無論在基于設定好規則的閱讀速度和范圍，還是在基于設定規則的整理、歸納以及推理的速度和準確性方面都遠遠超過人類。

如果說以往阻礙人工智能進入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大障礙在于對史料的閱讀，那么目前這一障礙在技術層面已經被克服。用于古代文獻寫作的“古文”對于人工智能來說也只不過是一種語言而已，隨著這兩三年來人工智能的發展，語義識別在技術層面已經被突破，現在絕大多數通用型人工智能的翻譯水準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專業翻譯軟件。不僅如此，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對古文進行句讀，進而加以理解，更不用說未來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工智能了。

有些研究者可能認為，人工智能無論是對古文的標點還是理解都會存在錯誤，這點當然如此，而且在未來也不可能真正解決。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對很多古文的標點和理解，在研究者中也存在爭議，甚至在研究層面可能就沒有什么“正確解”。這也是歷史研究無法達成客觀的原因之一，且在筆者看來也是歷史研究不同于科學研究的魅力之一。那么，我們為什么要去苛責人類制造的人工智能呢？而且，如果人工智能在未來真的能給出所有相關問題的“正確解”，對于人文學科而言，這本身就是一場災難。

此外，人工智能的寫作能力已經有目共睹。因此，如果將歷史學的目的局限于通過解讀史料復原史實，即“求真”的話，那么這一目的目前與人工智能被應用于歷史研究，甚至取代諸多歷史研究者之間的距離，僅僅在于當前的人工智能尚未能廣泛閱讀史料，更準確地說就是尚未有公司訓練其人工智能去廣泛地閱讀史料。正如前文所述，這在技術層面已經不是問題，需要的只是時間和資金，甚至可以說是國家或者某一公司重視程度的問題。由此，達摩克利斯之劍已經懸掛在以“求真”為目的的史學的頭上，末日隨時可能降臨。

面對這樣的危機，現在史學界需要反思歷史學的目的。實際上，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在近代建立之后，很多研究者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和角度論證和賦予歷史學另外一層目的，雖然措辭可能不一，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類的歷史，可以在它已經發生后才被決定是怎樣發生的”“立足現在，認知過往，影響未來”等。在這些研究者看來，歷史學顯然不是一門純粹面對過去的學科，而是一門面對當前和未來的學科，這需要歷史研究者有著對現實和未來的思考，進而對歷史進行塑造和解讀。

為了達成這一歷史研究的目的，雖然對史實的考據依然是重點，但這只是研究的基礎絕不是研究的出發點，更不是研究的目的。這樣的歷史研究必然要求通過敘述歷史來影響讀者，進而影響未來。因此，不僅對其結論、論證過程，而且對史實的認知，往往會基于現實需要而變動，進而會根據時代變化進行不斷的創新和突破，且其敘述歷史的方式也沒有 一定之規。敘述歷史，或者就是撰寫的論著，其根本目的在于說服讀者相信作者提出的觀點。因而基于不同目的或針對不同的讀者群體等，寫作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或者說具有創新的寫作方式，包括論著的框架，也包括遣詞造句的方式等。這種以影響現實和未來為目的的史學的核心在于不斷創新和突破，以及研究者的主體性。

無論提供的答案看起來多么“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仍是缺乏“思考”和“創意”的，至少對于文科而言，其能做到的只是按照設定好的規則進行檢索、歸納及有限度的推理。所以，只能命名為DeepSeek，還不是Deep Think，因為它無法自行設定規則，而規則的設定需要有著強烈的目的性，需要有著主體性的思考以及創新和突破。同時，雖然人工智能確實可以講故事，甚至可以撰寫有一定文字量的小說，即便很多人認為其寫作已經有著相當的水準，但無論是故事的框架、情節，甚至對細節的描述，都是建立在其所檢索和閱讀過的材料基礎之上，更用不說其寫作還需要提問者設定好最為基本的主題和主旨了。且其對事物的描述，無論是邏輯構架還是遣詞造句，都具有相當的“理科”特點，即強調論證邏輯和文字的嚴謹，總體而言比較“生硬”，或者說不太像“人”的作品，因為論證和措辭的嚴密和嚴謹只是文章說服力的來源之一，遠遠不是全部。

在人工智能逐漸興起的時代，以追求事實為目的的學科以及學科中以追求事實為目的的研究，遲早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對于將研究目的設定為改變現在和未來、追求創新和突破、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的歷史學而言，人工智能應當不會動搖學科的根基。不過，未來歷史研究的模式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大概會產生這樣的模式：歷史學家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搜集、閱讀和理解史料并形成觀點，然后思考寫作方式，構建框架，甚至還需要對關鍵材料進行解讀，再指導人工智能進行寫作，其中包括對某些具體歷史問題進行考訂，最后歷史學家進行最終的修改和調整。

有些研究者擔心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會為人類思維建造一堵“墻”，筆者覺得這樣的擔心雖然有必要，但不能將“墻”的建立歸罪于人工智能。如果未來人類思維會被人工智能建造的“墻”所封閉的話，那么其原因在于人類放棄了思考的能力和欲望，將思考的能力委托于人類按照自己設定的規則建立的人工智能，因此是人類自己將自己的思維封閉了起來。

最后，如果未來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識、有了自我的價值判斷能力以及主體性，進而有了創造力的話，那么歷史學應當如何應對？這一問題已經超出了歷史學的研究范疇，涉及對“人”的定義問題以及倫理和道德層面的考量。但無論如何，人類都不能放棄自我的思考能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更應當注重人的創造力以及主體性，這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根本。

（作者系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