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與綿延不斷的基礎在教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同樣在教育。教育創新發展的動力源于持續性的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本質是在成就什么樣的人和如何成就人的哲學意義上的價值塑造進程。質言之，就是要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鑄魂育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母體，宋明理學處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樞位置。以教育改革為視域構建宋明理學新生態，是彰顯宋明理學現代價值的客觀要求；通過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來更新中華古典文明價值文化，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要途徑。

從性質上來看，教育改革是推動教育從“實然”“已然”邁向“應然”“當然”的創造性社會文化行動；從結構上來看，教育改革是更新教育理念、革新教育技術、改良教育環境與條件的關聯性過程。要建設具有中國氣質與中國氣派的教育，需返本開新，從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哲學與文化如宋明理學中汲取養分，將教育改革創新與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緊密相連，以教育改革為視域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通過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推動教育改革取得新成效。

在價值目標上相融通

教育的本質是用文化來塑造人。從形式上看，這一塑造過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進行教育改革。更新教育理念是教育改革的觀念基礎。從內容上看，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也是建設教育強國的核心課題，相應地，它也構成教育改革的根本價值目標。教育的發展方向是構成性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調整性的，二者在動態的反思平衡意義上同屬一個方向，這一方向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相關。

宋明理學不只在文化思想上締造了新范式，也在教育理念上締造了新范式，其蘊含的價值思想是教育改革創新的古典和經典資源。做人、成人是儒學第一要義。先秦漢唐儒學主要在廣義的倫理道德層面闡述美德理論，宋明理學則吸收了佛學與道學的形而上學思維，從本體論維度為美德范疇體系奠立基礎，在理念和學術意義上實現了美德之教的“理論化”。與以往的儒學形態注重在整體上說明“我應當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相比，宋明理學注重在“美德”的范疇結構內部，即美德規范、美德動機、美德動力等要素之間，探尋“我應當如何成就一個有美德的人”。在教育價值目標上，宋明理學注重培養“君子”人格。儒學中的“君子”，本質上是發自內心以踐行社會公共規范為樂的人。“規范”與“美德”是一體兩面的，在行動者覺解“規范”為何物的意義上，外在的“規范”就成了行動者的內在“美德”。儒學對于這種內與外的辯證把握典范性地表達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宋明理學“明人倫”、教養“君子”人格的價值理念，與現代教育改革中“立德樹人”的教育根本任務旨趣相通。如今，AI等技術飛速發展，這就更需要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強化“心性”“人性”與“人文”關懷，在用好數字化教育資源的同時，切實防止技術異化對人性的疏離。

在主體內容上相交融

教育改革需隨社會和人的發展持續推進。從主體內容看，更新教育觀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美德”與“知識”構成教育觀念的主要內涵。以教育改革為視角構建宋明理學新生態，需將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有機結合，用宋明理學涵養教育改革，使其更具人性“溫度”與人格“厚度”。宋明理學的這一思想效能在理學家的經典詮釋理論中得以集中體現。

宋明理學所講的“美德”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品格，而是始終伴有社會性與時代性。“宋明理學”本身就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在面對時代化與民族化進程中不斷生成的文明形態。因其文化屬性，理學及其相關時代課題無不與“教化”“教育”問題相關。一部宋明理學史，就是歷代理學家講述成就美德“為學之方”的教育史。理學史的形成與發展始終與中國教育史交織。從理學史上看，安定先生胡瑗被普遍推尊為宋明理學精神的擔綱者。但易于被忽略的是，胡瑗首先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所倡導的“理學精神”必須在國家教育意義上才能被具體地理解。為營建教育的新風氣，并借此為國育才，從北宋景祐元年（1034）開始，胡瑗就在蘇州與湖州一帶教學。他在教育實踐中總結經驗，首創作為現代分科制度早期形態的“分齋教學制度”，設立“經義”與“治事”二齋，既注重社會主流價值培育，同時特別注重學生實踐技能的訓練，這是教育學中“價值塑造”與“知識傳授”“能力培養”關系的早期理論形態。安定先生高第劉彝答復宋神宗時，將胡瑗的學問歸納為“有體有用有文”“明體達用”之學，認為胡瑗把儒家核心價值“道德”“仁義”“禮樂”等稱為“體”，將古典學意義上的經典稱為“文”，將依照社會核心價值造福人民的活動稱為“用”。劉彝稱，當時社會上興起的將培育君子人格作為國家教育的根本的好風氣始于安定先生的“體用”之教。

在系統思維上相契合

教育改革與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在系統思維上相契合，主要體現于在理論與實踐全系統中回應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的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指出，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這里的“中國大地”既指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也指向這一“現實”由之出發的古典學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傳統。宋明理學作為教育學資源，曾深刻地參與塑造中華文明及其特性。在新時代，宋明理學依然可以視為我國教育通過返本開新以實現由大到強系統躍升的思想源泉。

新時代，我們要樹立文化靈魂與旗幟，興文化以強國運，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展現著中華文明獨特的精神標識。傳承與弘揚宋明理學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綱要》指出，要塑造立德樹人新格局，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這與宋明理學從自然秩序與價值秩序相一致的意義上闡發仁義禮智信等社會美德旨趣相通。堅定文化自信，本質上要求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宋明理學的精神先驅韓愈提倡儒學教育的“道統”，認為教師的真正職責在于傳播文明美德、傳遞專業知識和解答學生人生的疑惑。范仲淹指導青年張載，與其操起戈戟護佑邊塞，不如教育百姓以圖國家真正的強大。道學宗主周敦頤兼采儒道，主張以仁、義、中、正等價值進行自我教育，并借此樹立教育的“人極”即榜樣。張載在官任中注重禮樂教育，在鄉里親自推行鄉飲酒禮等來教化人心。程顥曾感慨周敦頤的教育方式能在無形中塑造君子人格。程頤感佩胡瑗的“體用”教育，注重時時處處格物以窮盡事理，提倡用物理知識涵養價值美德。朱熹認為，既要注重灑掃應對的小學之教，又要下學上達，注重格物窮理、明德新民的大學之教。陸九淵特別注重德性教育、人格教育，認為教育不僅是增益知識，更在于不斷去除遮蔽人本心的物欲，以呈露人心本來的樣子。王陽明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發明本心”的學問，主張真正的學問在于將自我的致知修養與天下人民的繁榮、福祉關聯為一體。從教育學的意義上說，理學與心學在教育的規范與教育的主體等不同角度闡釋了教育的意義與方法。從教育改革創新的角度來看，宋明理學相關理論與思想在教育格局、根本任務、發展方向、實踐路徑等系統思維上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總之，構建宋明理學研究新生態是新時代人文教育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我們要推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創新，讓學生領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力量，將宋明理學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融入教育改革創新的時代課題中，以時代需求為導向，推動哲學研究與人文教育健康發展。

（作者系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