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媽媽偏心你一輩子，如今她走了，該算清這筆賬了。＂我站在母親靈堂前，直視著弟弟的眼睛，聲音不大，卻像一塊石頭丟進了平靜的水面。

親戚們的交談聲戛然而止，滿堂寂靜，只剩下蠟燭燃燒的細微噼啪聲。

大舅媽的臉色刷地變白了，她手中的茶碗險些掉在地上，顫抖著嘴唇說不出話來。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深秋，北風刮得院子里的白楊樹嘩嘩作響，落葉紛紛揚揚地飄落，像是無聲的哀悼。

我們老家在河北一個小縣城，三間正房兩間廂房，青磚灰瓦，門楣上斑駁的紅漆還依稀可見當年的喜慶。

院子不大，鵝卵石鋪成的小路兩旁種著幾棵老梨樹，每到春天，梨花盛開，白得耀眼，母親總愛在樹下擺張小竹椅，一邊納鞋底一邊看著我們兄弟倆打鬧。

母親的棺木就停在正房堂屋，四周點著白蠟燭，她的遺像上蒙著一層薄紗，照片里的她目光溫和，嘴角微微上揚，就像生前最常有的表情。

我叫周建國，一九五九年生人，趕上了最艱難的三年自然災害，聽母親說，我出生那天，全家就只剩半斤紅薯干和一把黃豆。

弟弟周建民比我小五歲，生在一九六四年，那時候生活已經好轉，他從小白白胖胖，是我們家的＂小太陽＂。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母親總是把好東西留給弟弟，這幾乎成了我們家的＂鐵律＂。

記得有次供銷社難得進了一批橘子，家家戶戶都派人去排隊，我們家也不例外。

母親天不亮就去排隊，一直站到中午，才買到兩個又小又酸的橘子，回來后，她一個給了弟弟，另一個她自己只吃了一瓣，剩下的都給了我爹。

我站在一旁，口水直咽，卻沒敢吭聲，心里憋著一股說不出的滋味。

晚上睡覺時，我偷偷抹眼淚，母親好像聽見了，輕手輕腳地走到我的炕邊，悄悄塞給我一小塊橘子皮：＂含著，甜。＂

我含著那苦澀的橘子皮，眼淚流得更兇了，母親的手在黑暗中摸索著，輕輕揉了揉我的腦袋，然后嘆了口氣，悄悄走開了。

一九七八年，我高中畢業，本該參加高考，那一年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我們班上許多同學都躍躍欲試。

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語文老師王老師特意找我談過，說我作文寫得好，有文采，考大學有希望。

但家里實在困難，父親是紡織廠的工人，那年得了肺病，需要長期治療，一天天瘦下去，臉色蠟黃，整宿整宿地咳嗽。

母親在街道小商店做營業員，工資微薄，每個月才四十多塊錢，除去日常開支，幾乎所剩無幾。

為了給父親治病，家里東拼西湊，借遍了所有能借的親戚，連墻角那只傳了三代的老花瓷缸也被母親偷偷拿去典當了。

我主動提出放棄學業，到紡織廠當了一名學徒工，起早貪黑，每天和轟鳴的機器打交道，回家后手上總是沾滿了棉絮和機油。

＂建國，你這孩子懂事。＂母親拍著我的肩膀，眼圈紅紅的，聲音里帶著哽咽，＂等你爹病好了，咱再想辦法讓你繼續念書。＂

她的手粗糙干裂，指甲縫里嵌著洗不掉的污垢，那是歲月和勞作在她身上刻下的痕跡。

可父親的病一拖就是三年，起起伏伏，醫藥費像無底洞一樣吞噬著家里僅有的積蓄。

我的青春也在車間的機器轟鳴聲中一去不返，原本熟悉的課本公式漸漸在腦海中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紡織工藝和機器維修知識。

而弟弟卻在一九八三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學，學的是當時吃香的機械工程專業，據說畢業后包分配，前途一片光明。

送弟弟去大學那天，母親張羅了一桌飯菜，蒸魚、紅燒肉、燉雞，還特意蒸了弟弟愛吃的棗泥饅頭，那陣香味飄得老遠，引得鄰居家的孩子們都站在墻根邊直咽口水。

席間，她拿出一個藍布包，里面是五十塊錢，說是給弟弟的生活費，還有一雙她親手縫的厚底布鞋，說是冬天穿。

那時候，我一個月工資才四十多塊，還要貼補家用，自己的零花錢少得可憐，一雙新鞋都舍不得買。

＂媽，這錢哪來的？＂我忍不住問，聲音里帶著一絲酸楚。

＂賣了幾件老衣裳。＂母親臉不紅心不跳地回答，手卻不自覺地摸了摸耳垂，那里曾經掛著奶奶給她的金耳環，是她最珍貴的嫁妝。

車站上，母親一直揮手目送弟弟的汽車消失在塵土飛揚的公路盡頭，眼睛里含著淚花，嘴里念叨著：＂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啊...＂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沉默不語，腳步比平時慢了許多，像是一下子老了十歲。

我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四人一間，鐵架子床，冬冷夏熱，被子下面常年有一股霉味。

炎熱的夏夜，蚊子嗡嗡作響，我們就搬著凳子到外面乘涼，聽廣播里放評書，或者看露天電影，那是難得的消遣。

弟弟大學畢業后，分配到省機械研究所，單位分了一套四十平米的新房，磚混結構，帶衛生間，在當時算是相當不錯的待遇。

母親逢人就夸：＂我家建民有出息，分了新房子呢！還是機械研究所的干部！＂她的聲音里充滿驕傲，仿佛弟弟的成就就是她最大的榮耀。

街坊鄰居都羨慕不已，背地里嘀咕：＂老周家運氣好啊，兒子當了干部，以后有靠山了。＂

大舅媽更是直接，當著我的面對母親說：＂你看人家建民，多有出息，不像有些人，一輩子就在廠里當工人，沒出息。＂

這話明擺著是說給我聽的，我低著頭，裝作沒聽見，但心里卻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

母親笑笑沒接話，只是偷偷瞪了大舅媽一眼，然后拉著我的手，輕聲說：＂建國也好，他吃苦耐勞，心善。＂

一九八七年，我好不容易通過自學考上了夜大，學的是機械設計，每天晚上下班后騎著自行車趕去十幾里外的教室，風雨無阻。

車間主任找我談話，說看我這么上進，要提拔我當班組長，每月增加十五塊錢補貼，還有評先進的機會。

我欣喜若狂，連著幾晚睡不著覺，盤算著拿到第一個月工資要給母親買件新棉襖，再給父親買盒好煙。

正當我憧憬美好未來時，父親的老毛病又犯了，這次比以往都要嚴重，整夜整夜地咳嗽，痰里帶血，醫院診斷為肺結核復發，需要住院治療。

＂建國，你爹這病...＂母親欲言又止，眼睛里滿是愧疚和期待。

＂我明白，媽。＂我主動放棄了晉升機會，改做了計件工作，多勞多得，工資雖然高一些，但再無升遷可能。

夜大也不得不放棄了，那些剛買的教材和筆記本被我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在床底下的木箱里，像是埋葬自己的一個夢想。

每天下班后，我就直奔醫院，給父親端屎端尿，擦身子，喂藥，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宿舍。

母親則在醫院照顧白天，白天我上班她不放心，寧可自己多辛苦些。

時光飛逝，轉眼到了一九九七年。

那一年，國企改革如火如荼，許多工廠倒閉，工人下崗，我們廠也不例外，裁員的消息滿天飛。

我因為技術過硬，暫時保住了飯碗，但工資卻比從前少了一大截，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那年春節，母親突然病倒，開始只當是感冒，吃了幾副中藥也不見好，后來去醫院一查，竟是肝硬化晚期。

她走得很快，從發病到離世不過三個月，到最后甚至沒來得及和我們好好道別。

弟弟回來奔喪，西裝革履，手腕上戴著金表，拎著一箱高檔煙酒，儼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頭。

看到病床上瘦得皮包骨的母親，他哭得比誰都兇，一邊哭一邊喊：＂媽，你等等我，再等等我回來看你啊...＂

遺憾的是，母親始終沒能等到他最后一面，在弟弟的飛機落地前兩個小時，她就永遠閉上了眼睛。

喪禮前夜，我獨自整理母親的遺物。

她的東西很少，幾件洗得發白的衣服，幾雙補了又補的布鞋，一個舊梳妝盒，里面裝著幾支發卡和一瓶早已干涸的香水，那是弟弟從省城帶回來的禮物。

在她的針線盒底層，我發現了一本破舊的賬本，封面已經磨損得看不清原來的顏色，紙張發黃，邊角卷曲。

翻開一看，竟是母親記錄的每一筆收支，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跡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字里行間透著心酸和艱辛：

＂1979年1月，賣金耳環，88元，建國爹看病用。＂

＂1980年3月，借三姐10元，建國補牙。＂

＂1981年7月，賣縫紉機，65元，家里添置煤爐。＂

＂1982年11月，典當手表，30元，建國報夜校。＂

＂1983年9月，賣嫁妝手鐲，120元，建民上大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