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級的課堂上，同桌拿圓規扎向張素的手臂，留下一個小坑。沒有出血，但痛感真實。有一次放學，她被反鎖在漆黑教室里半個小時，叫喊無人應答。12歲的她，以為男孩們是在“玩鬧”，將遭遇埋在心里。

她進入市重點后，成績位于班級中上游。而不錯的成績未能阻止欺凌的到來。

她覺得同學們故意忽略她，“基本上一個人坐在那一天沒有一個人找我說話”。課堂上沒人愿意和她組隊完成任務，還有人對她投來意味深長的眼神，或幾個人聚在一起，用她能聽見的聲音罵她。這樣的經歷，讓她變得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認為老師都不值得信任。

《黑暗榮耀》劇照

這樣的“校園欺凌”，因隱蔽性強、難以取證等原因，長期被忽視，難以被發現，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欺凌行為無法得到及時干預，欺凌者也不會受到“懲罰”，如此共同構成治理“壁壘”。

近幾年，多地試圖以剛性政策扭轉頹勢。比如，今年3月，四川省德陽市推出一項中考招生新政，將校園欺凌納入初中畢業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學生一旦認定為“校園欺凌”，便無緣省級示范性普通高中。

德陽教育局工作人員告訴南風窗，該措施旨在讓“學校深化學生的教育，引導學生遵紀守法，遵守行為底線”，并表示，欺凌認定和處理有一套復雜程序，遵守國家規范，具體不方便透露。

新政的出臺，引來不少網友拍手叫好，“建議全國推廣”。也有人提出疑問，擔心“治標不治本”。爭議背后，是校園欺凌事件頻發，但在認定和處理等方面存在困難的現實。

當校園欺凌與升學機制直接掛鉤，又能否真正觸及校園暴力的核心癥結？

求助無門

沉默，是張素遭受“欺凌”后的默認動作。

最初，她不知何為“欺凌”。到了初中，她意識到自己可能遭受到了“校園欺凌”，難過涌上心頭。那種“類似抑郁的感覺”持續打擊著她。

遭受欺凌后，她更習慣“接受”自己被欺負的處境，并從自己身上尋找“問題”，強化自身遭受欺凌的“合理性”。

六年級的寒假，張素“反思”認為“自己太懦弱”。高中階段，她仍執著于找到自身的不足，如成績不夠優秀，容貌焦慮、說話口無遮攔，渾身充滿負能量。這些想法阻斷了她的行動。

校園欺凌中，這樣的沉默并非特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在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進行調研，結果顯示，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凌。面對校園欺凌，20.3%的學生要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才會向老師、校領導或家長報告。

遭受校園暴力之后，很少有學生會告訴校方或家長 /《韓公主》劇照

但張素不是沒有想過向老師求助。班里也有男生曾遭受欺凌。張素記得，男生將遭遇告訴老師后，反而遭到更嚴重的報復。她不清楚前因后果，但她認為，老師是不可信任。

被孤立后，她成績跌至班級倒數。連續遲到被批評后，她越發覺得自己這樣的“弱勢”學生不受教師喜愛。她認定“老師沒有辦法提供幫助”。

這不是張素獨有的想法。友樂青春團隊主理人鐘馨樂在校園進行防欺凌科普時，總有學生反問：告訴老師有什么用？

學生不信任老師，認為求助后會被指責“敏感”，將其反饋的問題視為“人際摩擦”或“玩笑”。也有被欺凌者向老師報告后，處境變得更糟。

對成人系統的不信任，加固著沉默。有時候，教師們確實無力改變學生的處境。

山東師范大學校園欺凌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張文新在2018年進行了一次為期三年的調研。針對教師的問卷顯示，當班里有欺凌事件發生時，90%以上的老師表示會去制止，但同時，70.3%的老師坦言無法有效應對。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雷望紅向南風窗表示，欺凌行為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不同特點。她通過調研發現，鄉村欺凌多表現為顯性暴力，集中于后進生群體。而城市欺凌更隱秘且復雜，施害者不限于后進生，可能涉及“優等生”或家庭寵溺的學生。身邊有家長向雷望紅反映，自己兒子長期遭受同學揪耳朵、拍后腦勺等欺凌。該家長多次聯系學校教師，卻因難以取證定性處理無果。

對方是個囂張跋扈的女孩，受家庭溺愛。“老師并不是怕事，而是無法協調對方家長，可能學生的家長也搞不定學生。”雷望紅分析道，許多教師面對沖突無能為力，“學校里沒有任何懲戒手段”。

《超異能族》劇照

“目前的情況來看，很多學校受制于管制權力的束縛。學校沒有管制和管教的權力，放不開手腳。一旦去管理，就會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約。”雷望紅說。

求助無門后，這位家長只能教孩子“以暴制暴”，受到欺負直接還手。沖突由此演變為家長間的叢林法則，“誰狠、誰強，誰就可能在關系里面占上風”。

治理系統“失靈”

雷望紅看到過許多教師的無奈。

她曾在湖南某學校調研發現，有的學生不僅毆打同學，甚至與班主任、校長發生肢體沖突。但校方最終不得不向施暴學生道歉。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欺凌治理存在制度性缺失，相反，我國對于欺凌治理有一套較為完善的規定。

2021年頒布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明確要求，學校接到關于學生欺凌報告的，應當立即開展調查，認為可能構成欺凌的，應當及時提交學生欺凌治理組織認定和處置，并通知相關學生的家長參與欺凌行為的認定和處理。2024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通知，再次強調各校要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對欺凌行為進行認定，并依法依規處理。

《超異能族》劇照

然而，這套制度在實踐中卻頻頻“失靈”。“說實話，（這樣的組織）很多時候都是形同虛設的。”公益機構光合行動青少年教育發展研究院的創始人沈旭告訴南風窗，這樣的組織需要精準界定欺凌行為，又要協調家校社多方關系，現實中成員往往難以勝任。“更多時候就是在調查，如何趕緊應對這件事，如何消除影響。”她說。

網絡輿情的傳播特性是難以忽略的因素。“校園欺凌很容易變成輿情事件，地方政府擔心校園欺凌變成輿情事件后對其形象有損害。”雷望紅說，這種壓力傳導至學校層面，形成將欺凌發生率與學校管理掛鉤的考評機制，致使校方陷入被動。

她注意到，部分地區堅持原則，依據事實聯合多部門妥善處理沖突。而一些地方“只要出現輿情，不論事實真相，學校必須擔責”。

校園欺凌治理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校園問題。然而——據沈旭稱——“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后，校園欺凌的責任都歸咎于學校”，而配套支持系統卻又匱乏。如此一來，“學校不愿意啟動欺凌認定程序。一旦啟動，就意味著學校管理和預防校園欺凌工作不到位”。

不問是非的追責邏輯，更是催生了教師群體的“防御”心態。“對于很多老師而言，如果沖突在其班級里發生，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不敢告訴其他人，包括領導和上級部門。”鐘馨樂說，在教師的認知里，校園欺凌似乎“沒辦法擺在明面上來說”。

《年少日記》劇照

部分教師甚至不知如何處理欺凌。物理老師曹新在江蘇某初中任教五年了。他說，學校鮮少為學科教師開展學生欺凌相關的專項培訓，“一般不會專門為這個（校園欺凌）開會，也許是一帶而過，或者是最近發生相關新聞以后，可能會有動作”。

他不確定校內是否有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對于欺凌行為的認定程序及相關處置措施，他稱不了解，“這個太專業了”。他猜測，校園欺凌由班主任和學校相關人員介入處理。

“很多時候，老師本身連到底什么樣（的行為）可以被定義為欺凌，也不是那么清楚。”鐘馨樂說，在一些學校，教師的防欺凌培訓流于表面，只是簡單講解理論知識，缺乏實際操作指導。這導致教師面對欺凌事件時，局限于報告上級或簡單懲戒，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她解釋，判斷欺凌行為，是否存在主觀上的故意并非易事。一旦意識到可能存在欺凌行為，獲取證據往往又是下一個難題。在此過程中，被欺凌者和旁觀者的沉默、欺凌者的有意隱瞞，無疑加劇了欺凌界定和處理的難度。

“升學懲戒”，有效嗎？

“校園欺凌頻繁發生，較為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任何的懲戒。”雷望紅認為，當前教育環境使教師權威或多或少被消解，“學校沒辦法通過懲戒形成示范，遏制欺凌行為”。

校園欺凌本質上是教育生態的困局。鄉村依賴“情理法”解決顯性沖突，而城市需應對隱秘的心理傷害與階層差異。家庭嚴重缺位、學校束手束腳、社會支持薄弱等壓力之下，“釋放懲戒的權力很重要”。

基于這樣的背景，全國不少省市都嘗試出臺一系列措施，以跳出困局。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和湖北等等，早已將“校園欺凌”相關內容納入初中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2024年，成都發布的高中招生規定指出，初中在校期間存在校園欺凌等行為的學生，不得推薦為指標到校生，并在錄取中最后投檔。

《2024年成都市高中階段教育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工作實施規定》

此次，德陽也將校園欺凌與升學資格掛鉤。德陽市教育局對媒體稱，當地省級示范高中和非省級示范高中的升學率相差近半，分別為“90％左右和不到50％”，被認定為D等級的考生，只能填報中等職業學校。

南風窗記者從德陽市教育局獲悉，新政推出后，學生一經認定，不僅升學會受到影響，認定結果還會記錄在學生檔案中。“我不知道（被認定者）就業競爭受不受影響”，對方稱，“今后（學生）出社會是用工單位的事”。

從已經實施的地區來看，這樣的認定，并不會輕易啟動。據媒體報道稱，實施至今，成都尚未出現因校園欺凌被取消推薦資格的案例；近五年內，德陽市同樣未接到校園欺凌上報案例。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學者認為，“過度處罰”反而會加劇認定的阻力，“推動認定以后，要重于改正和矯治”。而沈旭認為，政策推行后，部分公開且易發現的顯性暴力行為可能會因此減少，“但不代表關系欺凌會減少”。她認為，零認定的數據背后，也意味著，從學校角度看，可能存在校方為保護學生前途或聲譽，而淡化處理。

過度處罰，或者大事化小，二者都可能陷入誤區。

當下，人們對于校園欺凌常常抱有樸素的認知，認為“壞人就應該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雷望紅認為，“要懲戒到位，既要堵又要疏，要遏制欺凌者的欺凌心理，同時也要疏導其如何不再去欺凌”。

《告白》劇照

有很多孩子因抑郁、自殺傾向或輟學問題找到沈旭。在這些案例中，60%的青少年健康問題與校園欺凌直接相關，“另有40%沒有形成欺凌，但存在未被妥善處理的人際矛盾”。這些問題往往在早期被忽視。

她說，處理校園欺凌不能僅停留在簡單的“解決沖突”。欺凌涉及雙方的價值觀和能力不對等，那么，施暴者就需學習如何看待強弱，用健康方式證明自我價值；受害者則要建立維護尊嚴、保護自己和表達情緒的勇氣。這才是處理欺凌的關鍵。

沈旭提出，治理欺凌需超越懲罰思維，建立“補償原則”。在提高能力的情況下，欺凌者還需要承擔責任，學習修復被破壞的關系，而學校要創造允許表達不滿的渠道。這要求師生、家長之間建立充分信任，讓學生敢于吐露困惑而不必擔心被批評。

鐘馨樂同樣認為，治理欺凌需從“事后追責”轉向“日常預防”。“法律和制度只能是托底，畫一個底線。在底線之上，很多事情無法通過明確的條文解決。”她說，“必須回到日常教育中，構建友好包容的人際關系與校園環境。”

（文中張素、曹新為化名）

作者 | 黃澤敏

編輯 | 阿樹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