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消息，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徐佐涉嫌受賄、非法經營同類營業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由遼寧省沈陽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近日，沈陽市人民檢察院已向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當中涉及一個適用較少、較為少見的罪名——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紅星新聞記者就此罪名的立法本意、法律規定和適用等問題，采訪了相關法學專家。

何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印波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二）》第165條規定“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其他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實施前款行為，致使公司、企業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br/>

印波表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本質系背信行為，旨在防范企業高管濫用職權、損害公司利益。該罪的修訂意在強化對忠實與競業義務的約束，規范高管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簡稱《刑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簡稱《公司法》）的銜接點，本罪也體現出尊重公司自治與保障市場秩序的平衡。公司法允許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批準的同類經營行為存在合理空間，而刑法則用于打擊未履行法定程序且實質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從而實現“法秩序統一”的立法目標。

中國農業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薛鐵成表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1993年12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公司法》第215條對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的行為作出了規定，即董事、經理違反本法規定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同類的營業的，除將其所得收入歸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處分，但當時沒有將這類行為規定為犯罪。1997年修訂《刑法》時考慮到實踐中確實存在一些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在負責經營本公司、企業的同時，又成立其他公司、企業，或者幫助他人經營與自己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利用職務便利，在相關的經營活動中獲取私利。這不僅嚴重破壞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而且使本公司、企業的利益遭受損失。特別是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在這種表面合法形式掩護下，將國有公司、企業的大量利益輸送給其個人或者親友經營的其他同類公司，出現損公肥私、非法獲取利益，使國有資產流失。由此，本罪的立法目的在于預防和懲罰國有企業董事、企業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利益的行為。

適用該罪名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薛鐵成說，在適用該罪名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其一，經營不同種類營業的不構成本罪，但是不排除構成其他罪名的可能。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要求非法經營的為與其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經營同類營業容易造成通過各種手段轉嫁損失、利益等侵害國有公司、企業的利益。如果利用職務便利經營不同種類的營業，侵害了國有公司和企業的利益，也可能構成職務侵占等罪名。

其二，非法經營同類營業行為不是指非法經營同樣營業的行為，也不應當對其進行限縮解釋。在實踐中應該從競業禁止規則的實質層面加以判斷，看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的行為是否影響其所任職公司、企業的交易機會。

其三，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是一個數額犯，進一步來說，不是只要實施非法經營同類營業行為就一定構成本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頒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12條的規定，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的董事、經理非法獲利的數額需要達到十萬元以上才能立案追訴。

其四，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客觀上需要是國有公司、企業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為他人經營與所任職公司、企業同類營業，非法獲利的行為。是否利用職務便利，需根據《公司法》第147條、148條等的相關規定進行實質判斷。

其五，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與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的界分問題。有的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將本單位盈利業務交由其親友的公司、企業，自己也參與經營、從中獲取巨大的非法利益，并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的損失。對此，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擇一罪定罪處罰。如果只構成一個罪名則按一罪處罰，如果兩者都具備可定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什么行為適用“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印波表示，在該構成要件方面，其犯罪主體限于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包括普通員工或不承擔競業義務者。主觀方面則要求行為人明知負有競業禁止義務，仍故意為自己或他人牟利而從事同類經營；在客觀方面則要求，利用職務便利，適格主體須有實際管理、決策或控制資源的能力；同類營業須是超越職權且未經公司合法授權，擅自從事與本公司實質競爭的經營活動；獲取非法利益，包括薪酬、分紅等財產性收益，達到入罪門檻；結果要件方面，行為須造成公司重大經濟損失，否則不宜入罪。該設定體現《刑法》謙抑原則，避免干預企業正常經營活動。

印波表示，根據最高檢發布的消息，在“徐佐案”中，其在中信集團及旗下中信戴卡公司擔任多項高級職務，檢方指控其利用職務便利，與他人共同成立公司，經營與中信戴卡同類的業務，獲取非法利益且數額特別巨大。若指控屬實，則其行為符合本罪主體適格、違背忠實義務、利用職務便利、經營同類業務并獲取非法利益、致使公司重大損失等核心構成要件。

印波表示，該罪的立法與實踐要求高管依法履職、恪守忠實義務，嚴禁未經批準開展同類業務。企業應通過完善章程、健全審批機制與合規審計，防范權責不清、內部失控等風險。一旦高管人員違反義務并造成公司重大損失，即可依法追責。反之，如行為經公司同意且未造成實質損害，不應輕率入罪。本案有助于厘清該罪的適用邊界，引導企業依法治理、規范運營，營造良好的法治營商環境。

昆明信息港整理編輯

來源：紅星新聞

編輯：叢 林

審核：李貴芳

終審：宋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