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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縱觀五千年華夏文明史，古代選拔官員的人事制度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從先秦的世襲制，到秦朝的軍功制，從漢朝的察舉制，到隋朝創立的科舉制，都體現了古代中央對于人才選拔任用的探索和嘗試。

其中有一個歷史時期的人事制度，最為歷史學家所詬病，那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

從公元3世紀到公元6世紀，九品中正制盛行了五個朝代，前后近300年的時間。九品中正制的核心內容，就是以門第出身論官位高低，人才的晉升渠道被世家大族一手壟斷，逐漸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僵化局面，魏晉南北朝也因此成為古代歷史上最為動蕩的大分裂時期之一。

那么，九品中正制對于人才的劃分，果真是以門第高低作為唯一標準的嗎？

一、“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內容：“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曹丕稱帝建立魏朝之后，由謀士陳群擔綱，頒行“九品中正制”作為新的選官制度。每州、郡內設立一名“中正官”，也就是專門選拔人才的人事職位，且該官員必須由三品以上官吏擔任。

根據出身、德行和才能的不同，中正官將所有的文人士大夫分成三六九等，分別授予對應的官級和職位。

“九品中正”中的“品”字，起初就是“門第”“出身”的意思，體現了古代人根深蒂固的門閥觀念。上至權傾朝野的二品大員，下至七品縣太爺這樣的芝麻官，都是依據這樣的標準評定而來的。

至于金字塔尖的一品官員，在史料中鮮有記載，一般認為是虛設的頭銜，實際上的最高品第就是正二品。

從秦漢時期開始，“門當戶對”的門第思想就逐漸深入人心，大姓家族往往在一方享有萬民敬仰，從而憑借自己的地位、聲望，獲得更多的權力和利益。

不過在魏晉以前，這種思想還僅僅停留在一種官場潛規則，并沒有白紙黑字地寫進法律條文。曹丕即位后，百官不服人心浮動，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審時度勢出臺了“九品中正制”，目的就是拉攏朝中的“高門”官員，讓他們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效命。

“正二品”以上官員一律屬于“高門”的范疇，而二品以下則稱為“寒門”。正二品以上官員不僅權勢熏天，甚至手握官員任免的生殺大權，壟斷了“九品中正”這場權力游戲的規則，造成“寒門再難出貴子”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盛于西晉，直到隋朝開皇年間才壽終正寢。這項特殊的人事權力制度自曹丕謀士陳群提出后，沿用了三百年整整五個朝代，將中國古代官場的腐朽病態推向了新的高峰。

從那以后，貴族階級正式擁有了一把名正言順的“保護傘”，他們對內聯姻、對外封閉，將已經到手的政治特權世襲罔替，庇蔭子孫后世。

這種逐漸固化的門閥政治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甚至直到今天，相親說媒還免不了問一句對方的戶口、資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官場分成了兩大陣營，一類是出自世族大家的“清官”，一類則是毫無背景，全憑自己本事躋身政壇的“濁官”。

諷刺的是，這里的“清官”與包拯、海瑞那樣的青天大老爺毫無關系，反倒大多都是中飽私囊、無德無才的貪官污吏，反倒“濁官”一派才是真正為民做主的中流砥柱。

二、“九品中正制”的成因：

《三國·魏志·陳群傳》記載，九品中正制誕生于咸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此時魏武帝曹操尚未去世。但在創立之初，這一制度選拔人才的依據還不是血統出身，而是才能德行的優劣。

在此之前，兩漢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主要以道德是否高尚為主。然而到了東漢年間，天下大亂，察舉制的不足之處日益凸顯。

人們慢慢意識到，一個人的品德不是短時間內能夠看出來的，必須經過長期反復的考量觀察才能見真章，也就是所謂的“日久見人心”。

于是乎，全國各地的鄉野間逐漸流行起一種名士品評、褒貶人才的風潮，最火的時候，甚至能夠左右朝廷對人才的選舉任免。

名士當中有一些人，批評人物的時候總是恰到好處，被當時的老百姓奉為偶像，只要他們說誰不好，話一出口就成定論。如此一來，朝廷的用人權力遭到一些別用有心之人的嚴重干涉，對加強中央集權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所以從統治者的角度考慮，察舉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就是“九品中正制”誕生最初的動因。

《三國演義》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說曹操功成名就以后，曾要求名士許劭給自己寫一則評語，許劭言道：“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這個故事未必符合史實，但足以見得在曹魏時期，鄉野名士的評價有多么受重視，即便是權傾天下的曹操，想出名也得請他們捧場。

這些名士大都出自名門望族，也就是世族的代言人，久而久之，名士和大族互為表里，逐漸壟斷了朝廷的人才選拔。

東漢末年，宦官把持朝政，外戚結黨專權，整個社會充斥著黑暗與腐敗，像這樣的鄉議品評，多多少少還帶有傳達民意、激揚正氣的作用。

然而到了三分天下之時，各割據政權紛紛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第一要務，天天搬弄是非教唆百姓的名士集團，自然就成為了統治者的眼中釘、肉中刺。

西漢創立察舉制的另一個初衷，是基于儒家道德中的倫理秩序。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仁”是一個人與生俱來最基本的品德，只有“克己復禮為仁”，才能教給他其他的知識。

秦漢兩朝的帝王為了鞏固政權，大都將儒家思想奉為治國大道，這就是察舉制出現的歷史背景。然而，到了魏晉時期，人們不再將品行作為衡量人才的唯一標準。

從東漢三國開始，經年累月的兼并戰爭造成頻繁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兩漢時盛行的鄉議品評無法執行，于是便誕生了一種權宜之計，各鄉評選出一位德高望重之人作為品評人，在吏部選拔人才時負責舉薦，以便于朝廷對于文人士子的考察。為了進一步控制輿論、加強中央集權，后來朝廷對此職位進行直接任命。

三、“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中正官壟斷人事權勢熏天，朝野間烏煙瘴氣百弊叢生

九品中正制剛剛出臺的時候，確實在維護政權穩定方面收獲了明顯的成效，最大的獲益者也就是世族大家們，無不對其交口稱贊，齊聲高呼天子圣明，自然對統治者更加忠心耿耿。

然而，隨著社會環境和世道人心的變化，九品中正制一味追求門第的弊端逐漸顯現。公元284年，尚書左仆射劉毅成為第一個公開抨擊該制度的人，認為其是非不分、賢愚不明，不再適用于國家的發展。

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掌管人事大權的中正官員權力逐漸膨脹。朝中的當權者想要把權力地位延續給子孫后代，就必須先過中正這一關，所以他們會想方設法地巴結討好，以求自己的子嗣仕途通達。

出身寒門的普通人更不必說，如果不給中正一點好處，想要謀個稱心如意的官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誰要是一不留神得罪了中正，還可能會受到降職的處分。

上至二品大員，下至文武百官，中央所有重要官員的任免升降，全部都要看中正官的臉色。為了在評第論級的時候多評一等，許多官員無所不用其極，中正官的府門都被踏破了門檻，前來實行賄賂的人每天絡繹不絕。

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中正官一人當家、徇私舞弊的局面愈發嚴重，官場上很快充斥了無德無才的貪污腐敗分子，把朝廷搞得黨派林立、烏煙瘴氣，加劇了政治的腐敗墮落，成為社會和國家進步發展的最大障礙。

《晉書》記載，西晉時曾有一位中正官叫做王衍，他不顧旁人的眼光，向朝廷舉薦親兄弟王澄、王敦擔任樞要職位，還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舉賢不避親”。

然而，兩人在官場中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王成先后歷任雍州和荊州刺史，可在職期間耽于酒色不理政務，最終遭到朝廷彈劾；王敦就更夸張了，竟然擁兵自重，做起皇帝夢來，結果被天子察覺，慘遭極刑。

九品中正制自推出以來，對于漢末察舉制、征辟制造成的腐敗亂象，起到了一定的整肅作用，有效杜絕了朝野內外的朋黨亂象，有力鞏固了中央集權，并從此沿用長達三個世紀，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選官制度，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總結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中央文武百官的榮辱高下，全部取決于中正官一人的愛憎好惡，造成依附權貴者青云直上，安分守己者潦倒困頓的荒唐局面。

其二，中正官一般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此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不僅無法為國家選拔能人賢才，反而阻塞了寒門知識分子入仕晉升的渠道，淪為貴族權力世襲罔替的“保護傘”，魏晉南北朝也因此成為我國古代最動蕩的大分裂時期之一。

結語：

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典型的“亂世”之一，魏晉南北朝分裂動蕩的局面，與這三百年間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項制度誕生的時候，處于天下大亂、三國鼎立的戰爭年代，曹丕一方面需要大量人才壯大曹魏勢力，一方面又要維持統治穩定，保住曹操留下的江山，無奈之下行此權宜之計。“九品中正制”與生俱來的諸多弊端，也為其最終走向滅亡埋下了伏筆。

參考：

1、《魏書》

2、《晉書》

3、《太平御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