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縱觀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文明的先進程度，都可以通過一項非常直觀的指標來衡量，那就是這個社會中女性地位的高低。

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規范，而最能體現女性地位的，莫過于婚姻家庭倫理關系的變遷。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普通婦女不論在社會生活還是婚姻家庭中，地位普遍不高，往往從生下來開始，就一輩子受到三從四德的倫理束縛。

除了遠古時期的母系社會之外，中國古代女性的自由平等權利，長期以來一直得不到認同。

她們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入朝做官，有的甚至出門都不能露臉，幾乎淪為男性的附庸。

作為連接古代與近代的關鍵節點，元明兩個朝代的女性地位尤其值得關注。

研究史料及當時的民間文學作品，可以窺見元明女性身上背負的婚姻枷鎖有多么沉重。

元朝的婚姻制度：蒙漢傳統婚制禮法融合的產物

元朝在中國古代封建歷史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由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大一統王朝。

蒙古政權進入中原后，在政治方針上提出了“祖述變通”的指導思想，實行蒙漢兩族各自延續傳統風俗的政策，創新性地建立了一套多元化的法律制度。

婚姻法方面，元朝的制度凸顯出明顯的民族特征，首次出現了大量創新性內容，如贅婿婚、收繼婚、離改嫁等等，將元朝獨特的社會風貌展現得淋漓盡致。

作為一個游牧民族政權，元朝剛剛入主關中之初，受到了中原百姓的本能抵制。

為了盡快聚攏人心，穩定社會風氣，鞏固新生政權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制定國策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對漢族傳統元素的吸納，提出了“蒙漢結合”的懷柔方針。

《元史》記載，至元八年，忽必烈頒布新的婚姻法規定：除了蒙古人以外，各族人等相互通婚時，各自遵循本民族風俗慣例，存在沖突時原則上以男方為準。

從這條制度上不難看出，當跨族通婚越來越普及的時候，元朝中央并沒有作出明顯偏袒的強制規定，而是在確保蒙古族統治地位和婚姻特權的前提下，給予老百姓足夠的自由選擇空間。

這一規定緩和了短期內緊張的民族矛盾，大大促進了元朝之初的人口增長，也推動了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蒙古秘史》記載了成吉思汗與孛兒帖成婚的細節。

從求親、定親，到送嫁、嫁妝，再到最后完婚，全部都是在夫妻雙方你情我愿的基礎上，嚴格遵循漢族的傳統習俗。

如聘娶過程中的“許婚筵”這個環節，就是擇一良辰吉日，請上雙方的親朋好友一起吃喜酒。

跟民間習以為常的“包辦婚姻”不同，這種極具儀式感的自由婚姻，無疑充分保障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婚后也能夠得到夫家更高的重視。

但是，絕大多數元朝女性都沒有孛兒帖這么好運，蒙古婚姻制度中的黑暗面同樣不容忽視。

在蒙古族的傳統婚姻觀念中，有一項叫做“搶奪婚”的陋習。

在廣袤的北方草原上，部落之間攻伐頻繁，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相對稀缺。

所以每當一場戰爭結束，戰敗方的女人和糧食，就會被作為戰利品帶回領地，由部落首領或者驕兵悍將們據為己有。

如果說“搶奪婚”只是一場噩夢的話，那么對于蒙古女性來說，“收繼婚”則可謂更加恐怖的悲劇。熟悉封建禮教的朋友都知道，漢族自古以來強調“三從四德”“從一而終”。

這種思想一直為當代史學家所詬病，但是比起蒙古族的“收繼婚”，那也算得上是天上人間了。

蒙古人的婚姻觀念中有這樣一條：父親如果去世，兒子可以迎娶繼母；哥哥如果去世，弟弟可將其配偶收為妻子。

面對人口稀少的問題，蒙古人為了延續香火，往往會選擇與繼母甚至姑嫂通婚，這種現象在元朝初期可謂屢見不鮮。

雖說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情可原，但這種赤裸裸的不正當行為，還是令人唏噓不已。

在歷史學家眼中，與其說“收繼婚”是一種婚姻制度，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財產繼承的儀式。

明朝的婚姻政策：彩禮、嫁妝、納妾、改嫁、退婚

據《大明律》記載，明朝法定結婚年齡為男方十六周歲、女方十四周歲，只要達到指定年齡，理論上就可以合法結為夫妻。

有趣的是，法律對于宗教人士的限制非常寬泛，符合年齡的和尚道士也可以結婚。

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娃娃親”，在明朝卻是明令禁止的。

中國民間婚姻習俗中，自古以來就有“納采禮”的說法，大婚之前男方家須提供一定價值的彩禮，而女方則要出嫁妝，不論是實物還是金錢，都要與彩禮數大致匹配。

有明一代，這條規矩十分盛行，出于攀比心理，各地的天價彩禮和嫁妝隨處可見屢禁不止。

由于彩禮、嫁妝的費用越來越高，不少經濟拮據的窮人家庭難以負擔，因此破產，加劇了“重男輕女”的畸形觀念，時常出現父母溺死女嬰的現象。

重男輕女之風盛行，導致人口出現“男多女少”的趨勢，引發彩禮價格不斷上漲。

與此同時，女方須提供等額嫁妝，導致嫁妝錢也水漲船高，如此一來，就陷入了一個解不開的惡性循環。

在中國傳統婚姻觀念中，結婚是與喪葬唯二并列的人生大事，萬萬馬虎不得，須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明朝中期以前，這句話可謂是顛撲不破的絕對真理，除了皇室貴族以外，民間女子在選擇結婚對象時，幾乎沒有任何自由可言。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隨著思想的進步和開放，這條原則逐漸被摒棄，青年男女獲得了部分的婚姻自主權，在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

一個男人如果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基礎，在古代擁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這一條在明朝同樣成立，而且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合法行為。

明朝男性納妾現象在中產以上階層屢見不鮮，與明媒正娶相比，納妾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由于女性沒有話語權，正妻根本沒有表達反對的權利和意識，所以此舉對家庭的穩定性也不會構成影響。

涉及改嫁和退婚等事項，明朝女性同樣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

《大明律》規定，丈夫去世后，妻子能否改嫁，自己說了不算，必須經過公婆的同意。

解除婚約的條件也十分苛刻，必須滿足以下三種情況之一才能成立：其一，夫妻其中一方死亡或失蹤；其二，訂婚后三年之內未完婚；其三，夫妻其中一方做了違法犯罪的事。

從《古今小說》男女情事，看元明女性在婚姻中的喜與悲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古今小說》，是反映元明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說話本，從作者細致入微的筆觸之中，可以窺見當時女性真實的社會和家庭地位。

總體上看，元明兩朝的女性地位依舊偏低，遠沒有擺脫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轉型，女性地位開始呈現上升的趨勢。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是《古今小說》中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將當時男女夫妻在婚姻關系中的不平等體現得淋漓盡致。

故事主要講述了三對夫妻之間的情感糾葛，雖然整個過程充滿波折起伏，但不論結合還是離異，永遠都是由男性主導，三名女性只有被動接受的份。

蔣興哥的妻子名叫三巧兒，三巧兒與陳商偷情事發，蔣興哥沒有當場發作，但回到家后臉色大變，毅然寫了一紙休書，沒有留一絲情面。

此時三巧兒尚不知情，最后她自知理虧，在母親的勸說下，以小妾的身份再嫁給了吳縣令。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再嫁為妾，她也必須要先征得前夫蔣興哥的同意。

與此同時，另外一對夫妻陳商與平氏的故事，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同樣是出軌，這次換成了男方，但陳商的命運卻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明知道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平氏卻沒有任何抗議的權利，只能一邊默默落淚，一邊把丈夫情人送的珍珠衫偷偷藏起來。

即便后來陳商去世，平氏也要終身為其保守貞潔。曾有外人向她提親，平氏卻引以為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通過上述兩則故事的鮮明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比起元朝以前，元明時期的女性在婚姻關系中的自由權有所提高，至少朝廷律法是允許女性改嫁的，但是必須建立在征得前夫或父母同意的基礎上。

有時候出于生活所迫，她們無權選擇再嫁的對象，甚至不想再嫁都不行。

比如上文提到的平氏，最終由于無錢安葬亡夫，迫不得已嫁給了毫無感情基礎的蔣興哥，簡直與簽賣身契無異。

不過，從明朝中期開始，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一批新興城市開始悄然涌現，社會風氣的開放推動了女性地位的上升，國家開始制定相關律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女性的人身財產權利。

如明朝在妻子離婚權方面的限制有所放寬，如果出現丈夫逃亡在外超過三年、丈夫毆打妻子致重傷、丈夫將妻子當作商品轉手他人等行為，妻子都有權單方面提出離婚。

結語：

總體上說，元明兩代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女性在婚姻過程中并沒有多少自由和保障可言，她們的前途和命運，幾乎完全掌握在男性的手中。

在大男子主義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即便女性擦亮眼睛，嫁給一個大仁大義的夫君，也未必就能得到善終。

若是遇人不淑，碰上薄情寡義的負心漢，那下場就更加悲慘。

參考文獻：

《元史》

《蒙古秘史》

《喻世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