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喜歡讀歷史的人，覺得趣味盎然。建議香港特區的高中學生盡量選修歷史科。選修歷史的高中畢業生肯定都會知道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經過13天高度緊張的談判后，國民黨、共產黨和張學良（35歲）/楊虎城（43歲）率領的東北軍，三方終于達成共識，蔣介石口頭上同意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抵抗日本侵略。

中共正確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后，認為國民黨內部有愛國將領不滿蔣介石的對日綏靖政策，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共認為如果采取武力方式解決問題，勢必加劇國內現有矛盾、不利于全國共同抗日，應該采取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問題。中共代表周恩來（38歲）和蔣介石（49歲）的直接交鋒由此展開。周蔣兩人初識于1924，當年周26歲，蔣37歲。黃埔軍校初創，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蔣介石是校長。周稱呼蔣：“校長”。蔣稱呼周：“恩來”。周蔣兩人1927年在上海激烈爭論，因為國共分裂不歡而散后，自此分道揚鑣；9年后在西安重又見面。

周和蔣在西安事變期間直接交鋒后，蔣對中共及抗日態度有所轉變，促成西安事件和平解決。12月25日，張學良未同周恩來商量就放走蔣介石，并出于一時沖動，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經洛陽返回南京。周恩來知道后飛車趕到西安機場想要阻止張學良，可惜為時已晚，飛機已經升空，名副其實“送機”，周恩來仰天長嘆。

蔣介石回到南京后，推翻自己的諾言，發表《對張楊的訓話》，軟禁了張學良。接著任命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個師兵力開赴西安。其后的10天，西北局勢極其混亂，東北軍嘩變。局面一旦失控，勢必削弱西北的革命勢力。中共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周恩來運籌帷幄，同楊虎城/王以哲等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協商后，于1937年1月5日發表措辭嚴厲的通電，強烈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的行徑，揭露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在空前緊張的戰爭環境下，中共指派在氣場上穩得住蔣介石、可以達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周恩來，和國民黨周旋。中共中央對于周恩來的安全問題有很大顧慮。1月6日，毛澤東連日給身在西安的周恩來發去電報：“此時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即南京）后，不為張學良第二”，“恩來絕對不可去南京”。中共改派潘漢年前往南京表明態度：“周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見蔣”，“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全力贊助蔣”。

艱難的國共談判之路從2月至7月，歷時五個月。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于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談判初始階段，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2月8日，顧祝同率中央軍進駐西安、出任和談全權代表，蔣增派張沖和賀衷寒參與在西安和周恩來和談判。中共增派葉劍英等參與。經過一個月的爭論、交流和磋商，雙方意向逐漸趨于一致。3月8日，雙方形成總結性條文，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文字起草，史稱“三八協議”。兩天后，經請示蔣介石后，國民黨提出修改方案：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每師只能有一萬人，政訓人員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各級副職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選制度”，實行“地方推薦”，刪去“停止攻擊紅軍西路軍”等條款。周恩來指出這是要紅軍西路軍困陷河西地區，“束縛我們”“脅迫我們”，堅決反對。他據此提出在西安繼續談判已經沒有實際價值，要求直接與蔣介石面談，以期根本解決問題。蔣介石電復同意。

3月23日，周恩來和潘漢年來到杭州與蔣介石見面。這是自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1927年）之后，兩黨高層領導第一次直接的正式談判，是去年12月西安一別、事隔3個月后兩人再次面見，雙方向對方的稱呼沒變。

周恩來闡明中共的立場是維護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綱領，所以決不能忍受“招降”“收編”的誣蔑。他重申中共關于國共合作的原則，表示愿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誠意，并根據中共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文的精神及過去3個月來西安會談的過程中兩黨爭議的問題，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關于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信函及中共關于國民黨談判的15條書面意見。

在去年底的西安事變中，周恩來為和平解決事變所作的努力，為蔣介石親眼所見。此次坦誠進言，亦使蔣難以拒絕。因此，蔣介石與周恩來談判的態度也變得平和認真了一些。蔣介石說：“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在談到合作的具體問題時，蔣介石又說：“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在幾個月后便可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他希望中共提出一個共同合作的綱領。

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直接聯系的密電碼返回延安。中央政治局聽取周恩來所作杭州談判的報告后，針對蔣介石的提議，決定起草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綱領。周恩來隨又赴西安繼續談判；4月2日再回到延安。4月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期間，周恩來致電蔣介石表示，待綱領草案形成后將南下再次與他會談。在延安的三個星期，中央政治局就下一步談判的原則和策略進行了認真準備。4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要求全黨統一思想，以適應國共兩黨合作后的新形勢。

國共雙方函電交馳。5月20日，中共在延安召開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要求黨的工作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而作出轉變。“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斗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中共對國民黨態度的轉變非常歡迎，誠心希望促成共同抗日。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廬山積極籌辦軍隊的暑期訓練團，讓國共兩軍高層互動交流，協調一致抗日。

6月4日，周恩來上廬山。從8日到15日，周蔣多次直接面談，宋美齡、張沖也在座。周恩來將《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與蔣介石。蔣介石雖然沒有推翻3月杭州會談達成的共識，但增加了嚴苛的附加條件，使談判難以進行下去。3月的杭州談判決定，蔣介石讓中共先拿出一個合作綱領來。可是，當周恩來帶來綱領草案時，蔣介石卻漠然視之，另外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故技重施，還想將共產黨溶化到國民黨之內。蔣介石還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隨后才公布紅軍三個師的番號，總人數為45000人。他推翻了杭州談判時的承諾，提出三個師以上不設總司令部，改為“設政治訓練處以指揮之”，并且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出國考察，用的是調虎離山的辦法。對于陜甘寧邊區政府，蔣介石堅持由國民政府派人任正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至于南方游擊隊，他提出應由中共“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杭州會談時，蔣介石曾同意“允許共黨適時公開”，現又避而不談，只同意中共可以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但“不以共黨名義出席”。

如此出爾反爾，盡在周恩來意料之中。周恩來與蔣介石的爭執很大，分歧很深。雖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等居中往返磋商，蔣介石仍然固執己見，談判難以進行。

周恩來返回延安匯報。中共中央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后，為了顧全抗日大局，同意作出妥協讓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周恩來負責起草談判新方案。此時，蔣介石決定召開廬山談話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共商國是。6月26日，蔣介石電促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幾天后又給延安來電，堅持紅軍改編后只能設政治訓練處。中共中央讓周恩來負責起草《兩黨關系調整方案》。7月4日，周恩來和秦邦憲、林伯渠到西安，7日抵上海。也就在這天，發生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日戰爭勢在必行。盧溝橋事變加劇了全國同仇敵愾的反日情緒，人民對國共達成合作的要求也越發迫切。

國民黨對全面抗戰的態度仍有猶豫。《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的嚴正聲明》表示：“·…第三：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非求戰。應戰，是到最后迫不得已的辦法。第四：盧溝橋事變能否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取決于日本政府。主要看日本政府的態度，我們堅決不主動發起戰爭。”

中共決定談判工作必須加緊進行。7月13日，周恩來抵達廬山，立即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與蔣介石，表明談判重開的誠意和務實談判的態度。15日，周恩來致函蔣介石，措詞嚴謹有理，認為蔣“多番失信于國民黨同志，有礙此后各事之進行”。

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基于蔣介石的強硬態度，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要求采取蔣不讓則不再與之談判的態度，指示周恩來收拾行裝返回延安。周恩來接電后，21日離開廬山返抵上海，觀察時局發展。但國民黨方面并無松動的跡象，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談判代表遂準備于27日離開上海返回延安。廬山談判因為蔣介石堅持己見而在僵持的氣氛中結束。

中共談判代表團終止談判提前離開廬山后，國民黨方面開始著急。因為華北戰事緊張，國民黨急于要中共出兵山西對日作戰。既然壓服不了中共，蔣介石態度開始軟化。

27日上午，蔣介石急電中共中央，答應按照廬山所談軍隊改編辦法迅速進行，爭取10日內完成，以便南京方面下達改編紅軍3個師的番號。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全面抗戰山雨欲來。周恩來在上海注意到形勢的最新發展，急電毛澤東和張聞天，建議紅軍改編工作應先行開展，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自行改編三個方面軍、六個單位的統一組織，每個方面軍編足一萬五千人，獨立軍、師全部編入，加強領導干部，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聲明“紅軍和蘇區必須全權由我們包辦”，并明確表態“統率機關必須是總指揮部或軍部”。周恩來抓住蔣介石催促紅軍迅速出動抗日的意見，表示紅軍改編、出動抗日沒有問題，但要南京政府立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這份宣言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礎。周恩來由此取得談判的主動權。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蔣介石終于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聲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形勢急轉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紅軍改編刻不容緩。31日，南京政府下達了3個師的編號，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數及編制進行改編。

8月1日，毛澤東接到張沖的急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國共談判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周恩來復電張沖：如開國防會議，則同朱德、葉劍英去；如系談話會，則同林伯渠、秦邦憲、葉劍英去。張沖復電告之是開國防會議，望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參加會議。南京政府連日電文，急迫心情不言而喻，逐有在南京舉行的第五次談判。

紅軍改編和出動抗日是最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對此作了認真準備，8月4日，他和朱德、秦邦憲、林伯渠、彭德懷和任弼時電報往來認真研討后，向中央提出《關于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于紅軍主力出動抗戰的意見》。次日便收到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復電，指出紅軍擔負的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分”“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遵循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開拔兵力”。

8月9日，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12日緊急會談。次日，日軍突然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上海軍民奮起抵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戰火向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首都一旦淪陷，國亡無日。大敵當前，蔣介石同意中共的條件，國共談判拖延不決的僵局終于打破。

在談判過程中，周恩來還強烈要求國民黨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8月18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黨員，經過反復交涉，當天只有3人獲釋。隨后，陶鑄、帥孟奇等也大批獲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軍隊中的一切職務包括各級之副手，自副師長到副排長人員，都由中共軍隊自行配備，國民政府只派聯絡參謀。紅軍改編后的指揮機關和人事任命問題，終于得到解決。

南京談判歷時10多天，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全部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終于形成。8月21日，周恩來趕返西安轉往洛川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國共合作細節全部談妥后，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正式啟動。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發表《雙十協定》。1946年國共分裂，爆發內戰。79年后的今天，臺灣省仍未回歸，國共仍然處于內戰狀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山河無恙，人事已非。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后，從2000年起失去在臺灣省的執政權前后長達16年有余，現時正被民進黨叛國集團打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從1919年起，中國近代的黨史、軍史、革命史和國家史可說是浩瀚澎湃。筆者從少年時起就留意《炎黃春秋》等歷史雜志，從中汲取養分。歷史并不如煙，建議香港特區的年輕一代，多關注中國近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