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前，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性，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質疑。成員國基礎因匈牙利高調退出而動搖，后者直斥ICC“淪為政治工具”；法院對普京、內塔尼亞胡等大國領導人的通緝令形同虛設，甚至被嘲諷為“笑話”；更諷刺的是，連菲律賓這類已退約國也敢于公開違抗其指令，杜特爾特此前曾放言，稱“主權國家豈容外部機構審判”，馬科斯政府當時亦拒絕配合調查。那個時候的ICC，儼然是西方政治操弄下的一個“橡皮圖章”，連人權組織都對其執行力喪失信心。

然而，今年3月11日，命運齒輪開始轉變。在小馬科斯政府的配合下，老杜在馬尼拉機場戲劇性被捕并被押解至海牙，這次行動不僅打破了“大國元首豁免”的魔咒，更以雷霆手段證明其司法觸角，確實有能力穿透主權壁壘。

在成功完成一次“逆襲”后，這個曾經被譏諷為“紙老虎”的機構，開始信心大漲，并再次將目標對準了大國領導人，也就是普京。

（俄總統普京）

日前，兩名歐洲官員就透露，海牙刑事法院計劃設立一個對烏克蘭侵略罪行進行起訴的特別法庭，當下該法庭已經完成技術和法律文件的準備工作了，甚至在三月底還舉行了一次審議會議，此次會議共達成了三項重要文件：烏克蘭與歐洲委員會之間的雙邊協議、法庭章程以及規范法庭管理程序的協議。文件簽署儀式定于 5 月 9 日在基輔舉行，但日期也可能會推遲。

介紹完這件事情后，歐洲官員還說了這樣一段話，當下普京還在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這種情況下法院是沒辦法對他進行缺席審理的。

但若我們把這段話反過來看，也就是說，若是普京和杜特爾特一樣退下來了，那么一切就好辦了。

國際刑事法院向普京發出逮捕令，是在2023年3月份，這實際上是其通過法律手段向俄羅斯施壓的一種方式，體現了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政治立場。

對于國際刑事法院來講，之所以緊盯普京不放，是因為長期被詬病為“只敢抓非洲小國領導人”，如今針對普京多次發出通緝，就是要借此幫自己擺脫這一頭銜。

（國際刑事法院逮捕杜特爾特畫面）

然而，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抓捕杜特爾特的模式，對于普京并沒有太大的效果。

首先是管轄權缺失。俄羅斯早在2016年就已經退出了《羅馬規約》，所以ICC對俄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相比之下，菲律賓雖于2019年退出，但杜特爾特被指控的罪行，發生在其退出前，ICC還能借所謂“追溯條款”管轄和菲方爭論一番。普京則完全不受此限制，ICC的逮捕令缺乏法理基礎。

同時，俄羅斯2020年通過的《前總統保障法》明確規定，卸任總統及其家屬享有終身司法豁免權，涵蓋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及人身自由限制。這一法律設計直接回應了西方對普京的潛在司法威脅，未來即便普京不再執政，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也需通過“叛國罪”指控并經最高法院、憲法法院雙重審查，才能啟動豁免權剝奪程序，而這一流程在政治實踐中幾乎不可操作。

所以法律豁免，就給普京上了一層“金鐘罩”

其次，就是俄羅斯和菲律賓的權力結構不同。

普京在俄國內支持率超80%，掌控軍隊、情報機構與司法系統。且俄羅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均不可能支持將普京移交海牙。杜特爾特被移交的特例，本質是菲律賓國內政治博弈的結果，馬科斯政府借ICC打擊反對派，而非國際司法權威的勝利。

最后，普京即使離任，仍將享受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特級保護。其出行路線、住宿地點均由專業團隊設計，且俄羅斯在全球擁有龐大的情報網絡，可提前預警潛在風險。若強行推動逮捕普京，還可能引發俄羅斯“魚死網破”的反制，包括核威懾升級或能源斷供等。

（普京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成員）

從津巴布韋前總統穆加貝，到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國際政治的現實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大國領導人的命運，更多取決于國內權力結構與國際力量平衡，而非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普京通過立法、輿論控制和軍事威懾，已在俄羅斯建立起“威權安全網”，而國際社會對其逮捕的阻力，本質是對俄羅斯核大國地位與全球影響力的忌憚。
相比之下，杜特爾特的被捕是菲律賓國內“西化派”與“民族主義派”斗爭的縮影，其個案難以復制到俄羅斯這種具備完整主權和強大反制能力的國家。

所以，未來即便普京離任，其豁免權、俄羅斯的地緣影響力，以及國際司法體系的結構性缺陷，仍將構成難以跨越的屏障。而若是國際法院仍無法擺脫“抓小放大”的雙重標準，其所謂“全球正義捍衛者”的合法性，將愈發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