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20日，原本就駐扎在中印邊界的大批印度武裝部隊在尼赫魯的命令下向中國邊境地區發動進攻，解放軍立即反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正式打響。經過32天戰斗，中國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宣布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后撤。

在這場戰斗中，解放軍以壓倒性優勢全勝印軍。戰爭過去60多年后，印度再次談起了中印戰爭，直言：中國32天打醒了印度，尼赫魯無法保護自己的國家。

1947年8月15日，印度擺脫英國殖民宣布正式獨立。英國殖民者統治印度期間，曾經在中印邊境上設置了“麥克馬洪線”為中印邊境分界線。中國從未承認“麥克馬洪線”，但從1936年始，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便在英屬印度的地圖上出現了。英國和英屬印度政府的官員以編造歷史、銷毀證據、出版偽書等手段偽造歷史證據以證明“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

“麥克馬洪線”將原本的中印邊界從阿薩姆平原邊緣向中國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直接以喜馬拉雅山脊分水嶺的連接線作為界線，在這條西起中國—不丹邊界，東至獨龍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長約1700公里的邊界線被英國殖民者編撰出來的時候，原本屬于我們的90000平方公里的領土被劃入英屬印度。

1947年印度剛獨立，并未談及中印邊界問題，到1951年，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突然命令駐扎在中印邊境地區的印度軍隊越過傳統習慣線向北推進，侵占了“麥克馬洪線”以南90000平方公里本屬于中國的領土。

當時解放軍還未解放西藏地區，信息獲取并不及時，在之后的時間里印軍又相繼占領了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兼則馬尼，中段和西段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和拉不底以及巴里斯等地區。

面對西藏地區頻繁產生的邊境問題，中國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于1959年解放西藏。但這并未讓尼赫魯停止在中印邊境上的行動，1959年尼赫魯代表印度政府公開向我方索要中印邊境線東段和西段共計123000平方公里的領土。遭我方拒絕后，尼赫魯策劃了針對蠶食我方邊境領土的“前進政策”，印軍在邊境地區多次向我邊防部隊挑釁。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方決定放棄自1954年開始與印度進行和平談判的計劃，毛主席于1962年10月17日在中南海的會議上確定了對印軍實施自衛反擊作戰的決策。

確定解決中印邊境工作重心后，毛主席將中印邊界反擊戰定性為“軍事政治仗”，目的在于通過武裝打擊逼迫印度改變對我們的政策，這樣才能在維護領土安全的基礎上避免更大規模戰爭。

1962年春天，我方向西藏地區調集部隊，為接下來的戰斗進行準備工作。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中印邊境關系急劇升溫，尼赫魯于1962年10月2日宣布：“要以軍事力量對付中國”12日再次下令“要把中國軍隊從印軍侵占的中國領土上清除掉”。與此同時，印軍也在不斷的進行部隊調度，到1962年10月的時候，中印邊境上的印軍部隊已經達到了20000多人。

中印邊境劍拔弩張，我方同樣調集了近20000人的部隊部署在中印邊境線上。1962年10月20日，印軍在尼赫魯的命令下向我軍部署在中印邊境地區的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我軍立即應戰，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正式爆發。

在第一階段8天的戰斗中，我軍把印軍原先在我邊境內設立的43個軍事據點全部奪回，并重創部署在中印邊境的印度陸軍精銳部隊第7旅。在結束第一階段作戰后，我方有意和尼赫魯及逆行和平談判，遭拒。1962年11月，我軍向印軍發動第二階段反擊作戰，直接將印軍逼退至中印邊境傳統習慣線以南地區，撤軍離開。

印軍在32天的戰斗中共投入了30000多人的部隊，我軍也投入了差不多人數相當的部隊，但雙方的傷亡差別巨大。印軍共30000人的部隊有4885人被擊傷、擊斃，4000多人被俘。相比之下，我軍共犧牲722人，受傷1697人，戰損情況和印軍相比起來要好得多。印軍當時基本上已經被我軍打出了畏戰心理，以至于尼赫魯不得不向美國請求軍事援助。

戰爭過去60多年后，印度人在回憶起1962年邊境戰爭時仍然耿耿于懷，直言“中國32天打醒了印度，尼赫魯無法保護自己的國家”。換言之，印度1962年的戰敗不是軍隊的問題，而是尼赫魯決策的一系列重大錯誤。

當時印軍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前往中印邊境執行任務，但面對我軍強勢反擊，印軍的實力明顯不足。盡管在戰爭中，是我們的部隊率先撤出戰場，但事實證明我軍的撤退是勝利撤軍，印軍在這場邊境作戰中全線潰敗，當時印軍共有8700多人被我軍擊斃、俘虜，如此大的傷亡情況讓當時的印度人民對位于新德里的印度政府所采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了質疑，“尼赫魯時代”也被認為是對印度外交史的終結。

所謂的“尼赫魯時代”是一個由獨立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思想主導外交政策的時期，他認為，只有在和我們戰斗之后，印度才能夠在國際舞臺上變得更強大。

印度方面對“尼赫魯時代”的外交政策曾經進行過分析，認為尼赫魯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體現出5個要素：第一，與兩個冷戰超級大國保持中立的關系；第二，從印度獨立運動中繼承的道德政治傾向；第三，尋求印度在世界上新獨立國家中的領導地位；第四，更喜歡合作而不是競爭；第五，出于意識形態和實際原因強調安全和軍事力量。

在中印關系破裂之前，尼赫魯曾經將中國視為領導第三世界的合作伙伴，那時他還提出“中印兩國親如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的外交口號。那時候尼赫魯想要和中國建立特殊的合作關系，與中國合作對印度來說是正確和符合實際的。但是在之后的時間里，尼赫魯見中國不能滿足印度的訴求，便開始轉變策略，直到雙方關系惡化，爆發戰爭。

印度資料顯示：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是阿克賽欽邦和阿魯納恰爾邦邊境地區的主權爭端，印度認為阿克賽欽是印度拉達克的一部分，但中國認為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就是對抗的開始，雙方爭端最終演變為戰爭。

另外，印度國內有一個普遍的聲音：中國的攻擊證明，尼赫魯的外交政策無法確保印度的安全，國防和軍事力量應該是新德里的首要任務。面對中國的猛攻，一個不結盟且武器薄弱的印度既不能依賴其有限的軍事力量，也不能依賴其盟友。

印度國內認為，1962年的戰爭爆發就已經證明，印度與中國的伙伴關系是一個錯誤，在危機發生時，新德里的道德政治和第三世界概念被證明是錯誤的。事實確實如此，1962年戰爭爆發時正是尼赫魯執政，他并沒有帶領印度軍隊在戰斗中獲勝，反而因為一系列錯誤的決策，使得印度軍隊出現了近9000人被擊斃、俘虜的損失。

印媒在報道中也在找說辭：“1962年的戰爭給印度的外交政策帶來了重大變化，事實證明，印度需要一個更強大、更符合實際的外交政策。”這樣的改變在尼赫魯執政的最后兩年才開始形成，直到尼赫魯去世幾年后印度才完全采用。他們認為，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除了結束‘尼赫魯時代’外，還激發了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三大長期變化。”

第一個變化就是促使新德里專注于軍事，從而使印度成為主要的軍事大國。戰爭結束后，印度的國防開支大幅飆升，從1961年占GDP的2.1%上升到1963年的4%，并在冷戰的其他時間都超過了GDP的3%。第二個變化是促使印度進行重大軍事改革，大力發展印度國防工業。

正因如此，印度才能夠在1974年進行核試驗，并于1998年獲得核武器。第三個變化是使印度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考慮政治上的實際需要。這方面改變的影響在1962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就產生了一定的效果，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為扭轉戰局，向美國、英國購買武器，還專門向美國尋求了空軍援助。

當然了，1962年戰爭給印度帶來的影響并不止這些，在尼赫魯之后，印度實行的外交政策更加以權力為導向。正是在這樣的傾向下，印度于1971年與蘇聯結盟，并在孟加拉國的創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將巴基斯坦一分為二。

在印度看來，這些轉變都是印度外交政策向政治方向轉移的結果，而印度外交政策的轉變是因為1962年那場戰爭所帶來的，所以他們認為1962年的中國對印度自衛反擊戰使印度的外交政策發生了轉變。

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盡管1962年的戰爭是因印度才挑起的，但經歷過這場戰爭后，也促使印度永久地將我們重新定義為潛在的安全威脅。

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中印1988年恢復關系、1993年和1996年簽署關鍵防務協議的基礎上，仍然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潛在的安全威脅。當年印度研發核武器也是以防備中國進攻為借口的。正因為1962年的那場戰爭，才導致了印度如今對我們的敵對態度。

總之，1962年的中國對印度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確實給印度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帶來了改變，他們的軍隊更加現代化，武器更加先進了，但其觀點是可笑的，中國難道不應該捍衛自己的主權？自己的疆土嗎？我們始終堅持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不是印度持續侵占，無視多次和談請求，中國不會還擊，因為在當時中國比印度更不想發起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