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南昌城頭，一聲槍響劃破夜空，中國共產黨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

這場起義的主力部隊中，賀龍的暫編20軍、葉挺的11軍24師，竟都隸屬于國民黨將領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支“國軍”隊伍里，還藏著未來的五位開國元帥——葉劍英、賀龍、徐向前、林彪、陳毅。

一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麾下，為何匯聚了如此多的紅色火種？他本有機會成為革命元勛，為何最終卻成了歷史長河中的遺憾者？

1896年，張發奎生于廣東韶關農家，16歲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堂，18歲加入同盟會。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他率海軍陸戰隊護衛孫中山脫險，從此成為國民黨新星。北伐戰爭中，他帶領的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葉挺獨立團正是其麾下勁旅。

彼時的張發奎意氣風發，與周恩來、鄧演達等左派人士交往密切，甚至允許共產黨員在軍中公開活動。

這種開明態度埋下了歷史伏筆：他的參謀長葉劍英在1927年秘密入黨，徐向前擔任參謀，林彪是警衛團見習排長，陳毅在政治部做文書。

當這些年輕軍官日后成為開國元帥時，張發奎或許不會想到，自己竟無意中成了革命力量的“保護傘”。

1927年7月，汪精衛在廬山密謀“分共”，張發奎奉命清剿部隊中的共產黨員。此時葉劍英冒險下山，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船上向賀龍、葉挺示警，促成南昌起義主力保全。面對起義軍南下，張發奎本欲追擊，又是葉劍英獻策：“讓共產黨去東江，李濟深必調兵阻擊，我軍可乘虛入粵。”張發奎采納此計，使得起義軍免遭夾擊。

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張發奎的矛盾心態：他既想維護國民黨陣營，又不愿與舊部徹底決裂。正如其晚年回憶：“我敬重葉挺的軍事才華，也佩服賀龍的豪氣，但汪先生（汪精衛）的威望讓我難以割舍。”正是這種政治上的搖擺，讓他錯過了投身革命的最佳時機。

在張發奎的部隊中，革命火種悄然孕育。葉劍英利用第四軍參謀長身份，將武漢軍校改編的教導團完整保留，這支2000人的隊伍后來成為廣州起義主力；賀龍的暫編20軍從軍需到政工干部多是共產黨員；林彪在第四軍25師73團從見習排長成長為連長，親歷了南昌城頭的第一場血戰。

張發奎的“寬容”有其現實考量：北伐需要能征善戰的將士，而共產黨員的紀律性與戰斗力冠絕各軍。但他未曾料到，這種實用主義策略，竟讓第二方面軍成了革命力量的“孵化器”。1927年8月1日，當南昌起義爆發時，張發奎麾下11個團中有5個團直接參與起義，占起義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

1938年淞滬會戰，張發奎任右翼軍總司令，指揮部隊血戰三個月。他曾在戰壕里對士兵說：“今日之戰，關系國家存亡，退后者軍法從事！”武漢會戰時，他力主“以空間換時間”，為持久抗戰奠定基礎。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任上，他庇護過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還曾拒絕簽發反共通電。

這些舉動折射出張發奎的愛國底色。1945年日本投降，他作為華南戰區受降主官，親眼見證侵略者低頭。但此刻的國民黨已腐敗叢生，他感嘆：“北伐時的革命精神，早被黃金美鈔腐蝕殆盡。”1949年，他拒絕赴臺，選擇寓居香港，從此遠離政治漩渦。

1980年3月，張發奎在香港病逝。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發去唁電，稱其為“北伐名將”“抗日功臣”。兩位曾經的上下級，在歷史長河的兩岸完成了最后一次對話。1992年，張發奎骨灰歸葬廣東始興，墓碑上鐫刻著“北伐抗日名將”六個大字。

張發奎晚年的自省，恰似一面歷史棱鏡：“若當年選擇不同，或許能如朱德般功勛卓著。”但歷史不容假設，他的遺憾正映射出那個時代的復雜性——在主義與利益、理想與現實之間，個人的選擇往往裹挾著時代的洪流。而那些曾在他麾下的年輕軍官，用堅定的信仰給出了另一種答案。

《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葉劍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南昌起義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史》（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