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視他為“最可靠的自由盟友”；索羅斯視他為人生導師，并以他的思想，踐行投資和政治選擇。作為一名奧地利猶太人，他憑著哲學貢獻，被伊麗莎白女王授封爵士。他就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

波普爾的最偉大之處，不在于這些贊譽與榮耀，而在于，從知識到政治，從理論到實踐，從個人到社會，為現代文明的多個特征，找到了一個扎實根基——理性有限。

科學是要能證偽的

科學革命、思想啟蒙以來，理性強大改造世界的能力，讓很多人有了世界已經被洞穿的錯覺。

在波普爾看來，人類的理性永遠有限。科學的最寶貴之處，根本不在于發現了所謂的“終極真理”，而是提供了一套“疑問-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和研究方法。

他認為，一條所謂的科學理論，必然能夠在邏輯或經驗上，證明它是錯的。在沒有證明其錯的之前，我們只是姑且接受它，一旦有足夠多的證據將其證偽，就要接受新理論。這就是著名的“可證偽理論”。

因此，人類的知識增長和科學進步，不是簡單的數量累積，而是新理論不斷突破、乃至取代舊理論的過程。

比如牛頓力學對亞里士多德力學的取代，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牛頓力學的取代，量子力學在微觀領域對愛因斯坦理論的取代，無不如此。

而很多自稱“科學”的東西，比如弗洛伊德心理學，宏大敘事的哲學，就像算命一樣，只是一些“左右都對”的模糊結論，是不能被證偽的“偽科學“。

歷史是不確定的

閱讀歷史，最容易滑向歷史主義的深淵。熱衷于宏大敘事的人，經常如此。認為人類能夠理解“歷史的本質”，發現“人類社會的總規律”，并以此預測未來。

波普爾同樣從“理性有限”的角度，揭示了其荒謬。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中，他指出歷史主義者沒有認識到，歷史是每個人選擇、互動的結果。

而“人類只有對歷史的各種解釋，沒有‘事實如此’的歷史”。人類對過去的理解，就像探照燈的光束一樣。我們看到的只是光束照亮的那部分。

同樣如此，知識的增長對人類的認識有著決定性影響，我們不能用科學理性，來預告未來知識的增長。因此，人類永遠不可能預測未來。比如，明天發生的事，我們只有根據明天才獲得的信息，才能做出解釋。

他進一步警告說，歷史主義不僅在知識上不可能，在道德上同樣站不住腳，在政治上更貽害無窮。一句“我們知道歷史車輪的方向”，頓時讓人們喪失了道德責任，將人類矮化成“命運”支配的工具，也剝奪了人們的自由意志。

政治是要受限制的

一般而言，很多人是從“統治者有可能昏庸殘暴”、“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等視角，要求限制政府權力。

波普爾卻獨辟蹊徑，從“人類理性能力有限”的視角，推導出有限政治。他認為，即使是英明而仁慈的統治者，也會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

例如他無法弄清，政策實施的效果，是否符合最初的意愿；如果權力過于集中，他不容易聽到對政策的批評意見，甚至還會下意識地壓制、打擊異議者，強推其政策。此外，獨 裁統治的繼承問題，也會引發危機。

所以波普爾說，我們應為最差的統治者做好準備。政治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誰應當統治”，而在于“統治權是否受到制約”；“之所以選擇民主，是為了避免獨裁，避免不自由，避免不遵法治的統治模式。”

社會是不能整體改造的

哈耶克說，建立人間天堂的企圖，帶來的往往是人間地獄。波普爾和哈耶克一樣，也是站在理性有限、知識不確定的角度，反對計劃經濟。

波普爾把那些“整體改造社會”的政策，稱為“烏托邦工程”。他認為，人類唯一能做的是“零星社會工程”。

比如一種新的稅收政策、人壽保險、刑罰改革，一個人開一家新店，預定一張戲票，都是小規模實驗。零星社會工程并不奢望所有政策措施，都一貫正確、一步到位，而是允許反復試驗，在試錯中及時做出調整，工程即使出錯，損害也不會很大。

波普爾以裁縫做比喻：烏托邦工程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是主張毀掉重做；而零星社會工程，只是基于已有的材料和款式縫縫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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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要開放的

常見對人類文明的劃分，有很多種，如按形態的農耕、游牧、漁獵、工業文明，按階段的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但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認為，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孤獨弱小的個體想要生存，需要合作、開放、包容。

所以，人類文明只有兩種社會。一種是封閉社會，那是封閉、狹隘、原始、集體本位的部落社會，是一個崇尚巫術與權威的社會。

與之相反的是開放社會，那是一個開放、人道、文明、個人本位的社會，是一個崇尚平等、理性與自由的社會。

人類脫離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就是擁抱文明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