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明（1932—2024），湖南華容人，考古學家，生前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任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常務委員、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等學術職務。出版《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研究》《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走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等著作。曾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多部著作獲評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2023年12月，被 “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授予“終身成就獎”。

1932年10月，嚴文明先生出生于湖南華容。取名“文明”源自《尚書·舜典》中的“浚哲文明”，其意為“文德輝耀”。仿佛早已注定，這位洞庭湖畔走出的農家子弟，一生要與中華文明探源結緣。從事考古70余載，他在推進考古學科發展上作出了杰出貢獻。2023年12月，嚴文明先生被“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授予“終身成就獎”，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考古學家。面對這一榮譽，他處之以淡，手寫下獲獎感言：“感謝給我崇高的榮譽，我不過勤于耕耘、不問收獲罷了。”就是這么一句樸素的感言，卻道出了一位考古學家一生的奮斗。2024年2月7日，本刊記者有幸對嚴文明先生進行了訪談。4月14日，嚴文明先生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國考古事業的重大損失，從此“中國考古學界的一面旗幟”走了。為紀念嚴文明先生為中國考古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我們對訪談內容進行了整理，以饗讀者。

解開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謎

很多人可能認為嚴文明先生從小就對考古有興趣，事實卻恰好相反。他以前對考古一無所知，當然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從小喜歡理科，迷戀自然科學，想當愛因斯坦。當年考北大，他報的物理系，結果沒考上，調到了歷史系。當時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先生找到他，跟他說：“聽說你喜歡理科呀，你來學考古吧，考古跟理科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所以你學考古最好。”就這樣他開始學考古了。之后，他又聽了一些很有名的老師授課，經過實習，一下子對考古有了興趣，從此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嚴文明先生的研究可從1958年算起。當時，他在完成《邯鄲考古》的龜臺寺發掘報告后，就參加編寫《中國考古學》，同時講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他編寫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講義初稿），這是北京大學考古學第一部教材，后來被各大高校考古專業沿用。在編寫講義的過程中，他發現很多考古文章議論寬泛、不深入，有的考古報告也比較粗糙。材料本身有問題，基礎研究不夠，因此他就下決心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當時考古界，一直有一個關于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謎，尤其是仰韶文化的類型劃分和來龍去脈是縈繞在當時考古界的一個謎團。為了解開這一謎團，他帶領團隊開始了漫漫探索路。通過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陰村、廟底溝、三里橋、半坡等遺址材料，他發現仰韶文化從半坡類型到廟底溝類型的發展軌跡，并將其發展整體劃分為“兩期四段”。這項研究被蘇秉琦先生評價為“找到了一把開啟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鑰匙”。

后來，嚴文明先生又開始關注良渚遺址，先后十多次帶領團隊到良渚遺址學習和考察，為此他還專門作了一首《良渚頌》，在考古圈中傳播頗廣。他提出良渚遺址的“中心區也應是一座城址”“莫角山遺址是一座臺城”的判斷，從而成為良渚古城發現的先聲。2007年，一座約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終于出現在世人面前。幾十載的考古生涯，他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發掘或調查項目，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嚴文明先生說，“正是這種立足田野的考古方法使我在學術上更具前瞻性”。

探尋中華文明未中斷的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嚴文明先生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對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中斷有著獨到的見解。

他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在整個世界的東方，中華文明是最先起源，發展水平最高，并且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她強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連續發展下來。然而，中華文明的起源又是不平衡的，是多元起源。她不是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也不是在邊遠地區，而是首先發生在地理位置適中、環境條件也最優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各地情況不同，文明化的過程也有所不同。它們相互作用，此消彼長，逐漸從多元一體走向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多元一統格局，再把周圍地區也帶動起來。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點，也是她之所以具有無窮活力和強大凝聚力，以至成為世界上幾個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得到連續發展的偉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另外，文明起源不是一下子就從史前跨入文明的門檻，而是有一個過程。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華文明的起源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大約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文明化起步階段，少數主要文化區出現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時期，社會明顯開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貴族墳墓出現，牛河梁、大汶口、大地灣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時期則已進入初級文明或原始文明。這時農業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部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化出來，出現了專門制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絲綢、象牙雕刻等高級產品的手工業作坊，貧富分化加劇，戰爭頻繁，出現了許多城堡和都城遺址，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四）從夏代開始正式進入文明時代，商周則是古代文明的興盛時期。

嚴文明先生認為，中華文明既然從起源到現在連續發展而沒有中斷，證明她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偉大文明，絕對不是什么落后的、保守的，這有助于增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信心和決心。中華文明從多元一體到多元一統，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分裂是暫時的，最終總是走向統一。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一直是沿著多元一統的軌跡曲折前進，以至于形成現在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因此，我們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同時，要注意發揮各民族和各地方的特色，使中華文明豐富多彩、生生不息，永遠雄居于世界的東方。

詩構“重瓣花朵”理論

雖為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卻有著哲學家的思辨和詩人的眼光。對于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他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論，道出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的密碼。他認為，整個中華文明有中心、有主體、有外圍。在中國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它以渭河流域和晉陜豫三省鄰接地區為中心，范圍幾乎遍及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這一大中原地區周圍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區和江浙文化區。這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假如我們把中原地區的各文化類型看成是第一個層次，它周圍的五個文化區是第二個層次，那么最外層也還有許多別的文化區，可以算作第三個層次，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這一發展對于中國早期文明的發生及其特點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由于中原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又處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圍文化的激蕩和影響，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因而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二，由于中國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原周圍各文化區都已達到較高發展水平，有的甚至已孕育著某些文明的因素。中國早期文明不是在一個地區一次發生，而是在許多地區先后發生的，是這一廣大地區中的許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發的結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區應包括整個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在文明的發生和形成的整個過程中，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第三，由于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的結構，而文明首先發生在中原地區，其次是它周圍的各文化區，第三層即最外層各文化區進入文明的時間甚晚。因此，在中國早期文明發生和形成過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同外國文化的大規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經完全形成以后的漢代才開始的，因此這種交流的規模無論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影響中國文化的發展，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化的民族特性。

由于中國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進入文明時期以后，很自然地發展為以華夏族為主體，同周圍許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關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這種格局不但把統一性和多樣性很好地結合起來，而且產生出強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時期政治上發生分裂割據，這種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減弱，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鮮明的特色。

打破“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

1981年，嚴文明先生提出“龍山時代”的概念，以此代表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6世紀至前21世紀”的各地不同龍山文化遺存所處的時代，并指出這一時代是中國銅石并用的時代。他認為，龍山時代是中國史前社會大變革的重大歷史時期和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段，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特征。

第一，這一時代學會了制造銅器。這個時代的銅器，所含雜質很少，如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兩件穿孔小鏟，甘肅武威黃娘娘臺的銅刀和銅錐，可以算是標準的紅銅器。從這一點來說，龍山時代應算是銅石并用的時代。龍山時代鑄銅技術的發展為二里頭文化青銅冶鑄技術的成熟奠定了基礎，成為推動中原社會進入早期國家文明的重要力量。第二，這一時代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制作陶器。這一時代制陶業中已經普遍地使用陶輪，只是各地情況不同。輪制技術不但大大提高了生產力，而且使制作體形勻稱、厚薄均等的精美陶器成為可能。山東龍山文化中的蛋殼黑陶高柄杯，質地細膩，薄如蛋殼，漆黑發亮，造型優美，不但是前所未見，就是在龍山時代以后也再沒有出現過如此精美的陶器了，代表了史前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第三，這一時代已有城防設施。城防的出現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是殘酷的掠奪性戰爭的產物，是階級社會行將從原始社會的母胎中分娩出來的一個標志。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各地普遍出現了區域性的中心聚落，由此進一步發展出了早期的城市。這些城市的規模宏大，面積少則數十萬，多則上百萬甚至幾百萬平方米。龍山時代可以看作是中國早期城市化的第一個高峰，在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嚴文明先生將龍山時代看作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伴隨著紅山、良渚、石家河等早期區域文明古國的衰亡，人口開始向中原和北方地區流動，各類社會資源得以重新組合，新型城市開始出現，交流與融合成為時代發展的主題。在母親河的孕育和滋養下，龍山文化在黃河流域得以發展和壯大，龍山文化的發現也證明了中國東部存在一個土生土長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否定了“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印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燦爛輝煌。

心系中國考古學發展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2021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 100周年時，強調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嚴文明先生十分關心如何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他認為，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期望，也是百年考古人的執著追求。

新時代新征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化運用“兩個結合”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回答好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要不斷增強考古學科的主體性，善于運用黨的創新理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特別是要揚棄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發展進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因素，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考古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要以扎實的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為基礎，最大限度地獲取遺存中蘊含的信息。什么樣的方法能讓你最正確地尋找和發掘實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樣的理論能夠使這些資料很好解釋人類的歷史，就是好的理論。要具有國際視野。堅持與國際學術界開展密切交流與合作，積極吸收借鑒國際考古學界的新成果，取長補短，共同促進世界考古學的發展。

新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始終肩負著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使命，要全方面融入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當中，不負時代、不負人民。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應奮發有為、砥礪前行，書寫出不負歷史、不負時代的考古答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倡導多學科治學理念

嚴文明先生治學嚴謹、思想深邃，他的研究涉及考古學理論方法、考古學文化區系、聚落考古方法與實踐、稻作農業起源、中國文明起源等多個領域。嚴文明先生高瞻遠矚、視野宏大，他倡導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并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以推動考古學研究的創新和發展。嚴文明先生特別強調要有發現問題的意識，提出問題是關鍵。考古就是研究問題的學問，也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就得有想法，思路要開闊，研究一個問題必須搞清楚，要有“接力棒”思維。除此，還要重視田野考古學的基礎訓練，考古學的成果經常來自于新發現，原有的認識往往被新材料不斷充實或改正。

關于教書育人，嚴文明先生在《耕耘記——流水年華》這本自傳中寫道：“我作為教師總是要求學生德藝雙馨，注重業務能力和學術道德的培養。要求學生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還要做到教學相長，虛心向學生學習，即使是初學考古的本科生，他們的提問有時也能啟發我對某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研究生選擇的課題多半是學術發展的前沿，在指導學生如何研究時自己也必須進行研究，這對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也大有好處。”

韓愈曾說：“以一身立教，而為師于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嚴文明先生便是如此。他以身立教，辛勤耕耘，為中國乃至世界的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培養優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明無界，察古知今。值此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謹以此文以示緬懷。

作者：何雨蔚 趙雨欣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