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日本首相石破茂兩次用了一個極其沉重的詞——“國難”，來形容美國驟然揮起的關稅大棒。這不僅僅是一個外交辭令，更在日本社會引發了巨大的震動和不安。

一時間，從內閣緊急會議到媒體社論，從經濟數據預警到街頭巷尾的憂慮，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美國針對日本汽車產業、鋼鋁產業征收高達25%的關稅，以及波及更廣的“對等關稅”，究竟意味著什么？

它僅僅是貿易摩擦的一次升級，還是一場足以動搖日本經濟根基、甚至國家命運的危機？

為什么日本，這個以精工制造和全球貿易立國的經濟體，會將這場看似局限于特定產業的關稅沖突，上升到“國家災難”的高度？

僅僅是因為GDP可能下降0.8%嗎？還是背后隱藏著更深層次、更結構性的恐懼？

我今天就來談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關稅這種看似“保護”美國國內產業的工具，在日本眼中卻可能演變成一場難以承受的“國難”。

產業風暴

對等關稅現在還是懸念，是否落地，對于日本人來說，不知道。當然我的判斷是，基本上不可能執行。

但是，川普還在對等關稅之前，就宣布了對全球所有汽車產業加征25%關稅的決定，并宣布永不修改。

而汽車產業，正是日本的經濟支柱。

日本汽車工業的輝煌，早已無需贅言。豐田、本田、日產等品牌不僅在全球市場享有盛譽，其背后更是一個龐大、復雜且高效的產業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對日本經濟的貢獻，體現在多個維度：

汽車及其零部件是日本最大宗的出口產品，常年占據出口總額的相當大比例。美國作為日本汽車最大的海外市場之一，其需求波動直接牽動著日本的出口表現和國際收支平衡。

25%的關稅，無疑是對這一最大出口引擎的迎頭重擊。這足以讓日本經濟整體感受到寒意。

汽車產業并非孤立存在。它上游連接著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玻璃、橡膠、電子、精密機械等眾多基礎和零部件行業，下游則帶動著銷售、物流、金融、保險、維修保養等服務業。

據估計，汽車相關產業在日本提供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占制造業就業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打擊汽車產業，實際上是在動搖一個龐大的產業集群和就業基礎。

日本汽車工業以其精益生產、質量控制、混合動力、氫燃料電池等技術創新而聞名。它是日本高端制造業能力的集中體現。

汽車產業的持續研發投入，也帶動了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如果核心的汽車產業因關稅壁壘而萎縮，日本在這些前沿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和創新能力必然受到侵蝕。

同時，川普還對日本加征了鋼鋁產業關稅，也是25%，也宣布永不取消。

鋼鐵和鋁材作為現代工業，尤其是汽車制造業的基礎原材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鋼鐵和鋁材是制造汽車車身、發動機、底盤等關鍵部件不可或缺的材料。其供應的穩定性、質量和價格，直接影響到下游制造業的成本和競爭力。

如果日本的鋼鋁產品在出口美國市場時遭遇高關稅，或者日本汽車制造商使用的進口鋼鋁（如果有關稅的話）成本上升，都會對整個產業鏈產生影響。

關稅對鋼鋁這類基礎材料的影響，會像漣漪一樣擴散。即使關稅只針對最終產品（如汽車），但如果貿易摩擦擴大化，波及到鋼鋁等中間產品，那么日本國內依賴這些材料的其他行業（如建筑、機械、家電等）也將面臨成本上升的壓力。

這種成本傳導，會進一步加劇日本國內的通脹壓力和企業經營困難。

日本的鋼鐵企業，如新日鐵，在全球鋼鐵行業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在高端鋼材領域。貿易壁壘會阻礙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參與全球分工，不僅影響其自身發展，也可能導致全球范圍內相關產業的效率損失。

數十年來，日本依據其在全球市場中的比較優勢，投入了巨量資本（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來構建和優化其汽車及相關產業鏈。關稅的突然出現，使得這些基于自由市場信號進行的長期投資，其價值被大大削減，甚至可能變成沉沒成本。

大量專門用于服務出口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生產線、設備、技術和技能，其預期回報被徹底打亂。這是對日本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和努力的巨大破壞。

面對關稅壁壘，企業可能被迫做出非市場化的調整。

例如，將生產線轉移到成本更高但可以規避關稅的地區；或者轉向生產國內市場能夠消化、但并非自身最具優勢的產品；或者縮減投資，減少研發。這些都是在扭曲信號引導下的 資本錯配 。

這種錯配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可能在未來市場環境變化時變得難以為繼。

復雜的產業鏈依賴于企業間基于穩定預期的長期合作。

關稅帶來的不確定性，會嚴重侵蝕這種信任和合作基礎。供應商不敢擴大產能，整車廠難以制定長期規劃，金融機構對相關行業的貸款會更加謹慎。整個產業生態的活力和效率都會因此下降。這種預期的破壞和信心的喪失，其影響難道比短期的GDP數字更深遠。

因此，當美國關稅直接瞄準汽車這一日本經濟的“心臟地帶”，并可能波及鋼鐵等“工業骨骼”時，其引發的震動絕非局部性的。

它威脅到的是日本經濟最核心的競爭力來源，是其賴以生存的復雜資本結構和產業生態，是數百萬人的生計和國家未來的發展潛力。

從這個角度看，稱之為“國難”，并非危言聳聽，而是對潛在系統性風險的一種清醒認知。

打擊日本意圖更為清晰

中國與美國產業之間，在實施了一系列貿易管制后，除了一些新興的產業外，其實競爭度重合不高，大部分產業其實是完全互補的。

美國再怎么樣，也不可能將蘋果工廠、服裝工廠搬回美國去生產。

但日本就不一樣了。因為日美產業版圖上存在著嚴重的重疊與沖突。

剛剛川普還否決了日本企業收購美國鋼廠的意圖，哪怕承諾了增加投資、提高生產率，那也不賣。

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9日對記者表示，他不希望看到美國鋼鐵公司到日本去，這是一家很特別的公司。特朗普7日剛剛簽署一份文件，指示負責審查收購計劃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這一收購計劃進行重新審查。關于該收購計劃，特朗普曾表示，不會允許日本制鐵公司獲得美國鋼鐵公司過半股份，但日本制鐵公司則指出，將美國鋼鐵公司納為旗下子公司的目前的收購方案是此次收購計劃的出發點。據信雙方一直存在意見分歧，此次特朗普的言論再次顯示了他不會批準日本制鐵公司將美國鋼鐵公司變為子公司這一收購方案。

日本為何如此緊張？首先，因為美國此次瞄準的，以及潛在威脅的，恰恰是日本經濟中最具競爭力、也是與美國存在直接、激烈競爭的核心產業。這不是偶然的“誤傷”，而是結構性競爭矛盾的必然體現。

我們不能忘記，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曾在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等半導體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一度讓美國硅谷感到窒息。

東芝、NEC、日立等企業憑借強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控制，幾乎壟斷了市場。這直接威脅到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安全認知。

美國的反應是什么？是1986年簽訂的《美日半導體協議》。

這份協議，包含了強制性的市場份額目標（要求外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份額達到20%以上），并通過反傾銷稅等手段，極大地限制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勢能。

這被許多日本人視為美國利用國家力量打壓競爭對手的典型案例。

如今，美國再次將半導體產業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ct）投入巨資補貼本土芯片制造和研發。雖然其主要目標宣稱是應對中國，但其本質是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確保美國的技術霸權。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半導體產業處于一個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制造設備等領域仍有很強實力，是美國試圖拉攏的盟友；但另一方面，在先進制程、芯片設計等核心環節，美國企業（如英特爾、英偉達、AMD）與日本（及其他亞洲）企業依然存在直接競爭。

美國的產業政策，會不會最終以犧牲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友利益為代價，來確保美國自身的絕對領先？日本企業會不會再次陷入類似80年代的困境，被要求“選邊站隊”甚至被迫轉讓技術、限制發展？這種歷史的陰影和現實的壓力，怎能不讓日本在半導體領域感到緊張？

眾所周知，日美之間在汽車產業競爭最為激烈，也最為持久。

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以燃油經濟性、可靠性和精益生產著稱的日本汽車，就不斷蠶食美國市場份額，給底特律的“三巨頭”（通用、福特、克萊斯勒/Stellantis）帶來了巨大壓力。

美國消費者用錢包投票，選擇了他們認為更具價值的日本汽車——正如特朗普抱怨的那樣，“（日本）不接受我們的汽車，但我們卻接受了他們數百萬輛汽車”。

然而，這種市場成功，在美國國內卻常常被解讀為“不公平競爭”或對美國就業的威脅。

貫穿80年代的“自愿出口限制”就是這種壓力的直接產物，日本被迫“自愿”限制對美汽車出口數量。

如今，美國提出的25%汽車關稅，其威脅程度遠超當年的VERs。這對于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日本汽車產業來說，無異于一場毀滅性的打擊。如果關稅落地，數百萬輛汽車的出口將面臨滅頂之災，日本的GDP、就業、甚至整個國家的經濟信心都將遭受重創。

除了半導體和汽車，日美在其他重要工業領域也存在長期的競爭關系。

日本擁有新日鐵等世界級的鋼鐵企業，在高端鋼材領域具有優勢。美國同樣擁有龐大的鋼鐵工業基礎。歷史上，美國就曾多次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國鋼鐵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和征收關稅。

川普政府上一任時期依據“232條款”對進口鋼鋁加征關稅，日本也未能幸免。雖然有關稅豁免談判，但這種基礎工業領域的競爭和摩擦從未停止。

高精度機床是工業制造的基礎，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水平的重要標志。日本在該領域技術領先，其產品在全球市場，包括美國市場，都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美國也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日本機床實施過進口限制。

這種廣泛存在的產業競爭格局，意味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矛頭，理論上可以指向日本的任何一個優勢產業。

只要美國國內相關產業的“壓力集團”足夠強大，游說足夠有效，任何一個日本的“強項”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這種不確定性和潛在的“多點開花”的風險，加劇了日本的整體焦慮感。

美國和越南這種互補型經濟體，要談成協議很容易。因為幾乎不存在產業競爭，但是，與日本的貿易談判很難很難，因為背后的美國壓力集團的重大利益會驅使。

甚至比中國還難談。

因為中國很多產業注定只能走本國自給自足的路線了，因為美國不賣。高精尖領域的脫鉤已經是事實了。

即使中美開展貿易談判，這些過去幾年實施的貿易管制，已經很難取消了。

歷史的教訓

日本今天的緊張，很大程度上源于對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場曠日持久、代價沉重的日美貿易戰的痛苦記憶。那段歷史，給日本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后應激障礙”。

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甚至出現了“買下美國”的論調。這種崛起，伴隨著對美貿易順差的急劇擴大，在美國引發了強烈的危機感和敵意。“日本威脅論”甚囂塵上，“Japan Bashing”（敲打日本）成為當時的流行詞。

美國當時對日本的修理是全方位的。

1、關稅壁壘： 對日本的特定產品，如摩托車、電視機等，征收高額關稅。

2、配額限制： 最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汽車“自愿出口限制”（VERs），直接限制了日本最具優勢產品的出口數量。鋼鐵、紡織品等也遭遇過類似限制。

3、匯率施壓： 19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嚴重打擊了日本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并被認為是后來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的重要誘因之一。

4、市場準入與結構性障礙倡議（SII）： 美國不僅要求日本購買更多美國產品（如農產品、牛肉、橙子），還深入干預日本國內經濟結構，要求其改變零售體系（大店法）、土地政策、儲蓄習慣等，認為這些是造成貿易不平衡的“結構性障礙”。

從美國壓力集團的角度看，這些措施或許“成功”地遏制了日本的勢頭，保護了美國的部分產業。

但對日本而言，代價是極其慘重的。日元升值和隨后的泡沫破裂，使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停滯，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被迫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雖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發展，但整體經濟活力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國家自信心受到嚴重打擊。

這段歷史清晰地告訴日本：

有了這樣的歷史記憶，當看到特朗普政府以及現在拜登政府（盡管方式可能更隱蔽、更具選擇性）再次祭出關稅大棒，并將矛頭直指汽車等核心產業時，日本國內的警報怎能不被拉響到最高級別？

歷史的幽靈仿佛再次降臨，那種被步步緊逼、無力還手的恐懼感重新浮現。

日本產業的敵人到底是誰？

要理解日本的緊張，還需要認識到美國貿易政策背后強大的國內政治推手——壓力集團 。

日美產業競爭本身并不必然導致貿易戰，但當這種競爭觸及到美國國內某些強大行業的利益時，這些行業就會通過游說活動，將商業競爭轉化為政治議題，推動政府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和底特律的汽車制造商，是美國政壇上歷史悠久且影響力巨大的游說力量。

每當面臨來自日本（或其他國家）汽車進口的激烈競爭，導致工廠關閉、工人失業時，他們就會向國會議員和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要求采取貿易限制措施。他們的訴求往往簡單直接：保護美國工人的飯碗，限制“不公平”的進口。特朗普“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口號，以及對進口汽車加征關稅的威脅，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迎合這部分選民和利益集團的需求。

日本深知，只要美國汽車產業感到壓力，要求保護的呼聲就不會停止，關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始終懸在頭上。

美國的鋼鐵行業同樣擁有強大的游說能力。他們長期抱怨外國（包括日本）的低價鋼鐵傾銷和政府補貼，不斷要求政府提供貿易救濟。特朗普政府時期實施的232鋼鋁關稅，正是其游說成功的體現。

當前的半導體競爭，雖然表面上更多是國家戰略層面的博弈，但背后同樣有美國芯片企業的利益訴求。他們希望通過政府補貼和政策扶持，在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全球對手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并確保在全球供應鏈重塑中占據有利位置。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來自特定行業和地區的壓力集團，其訴求往往比代表廣泛消費者利益的聲音更容易被政客聽到。

尤其是在關鍵的搖擺州（如密歇根、俄亥俄等制造業州），保護本土產業和就業的承諾，是贏得選票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關稅對整體經濟弊大于利，政客們也常常有動機去迎合這些壓力集團的要求。

日本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知道，與美國的貿易爭端，很多時候并非基于純粹的經濟邏輯或自由貿易原則，而是美國國內政治和特定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這意味著，即使日本做出讓步，只要美國國內相關產業的競爭壓力依然存在，要求保護的聲音就不會消失，新的貿易壁壘就可能隨時出現。

這種由壓力集團驅動、政治邏輯主導的不確定性，使得日本在處理對美貿易關系時，始終感到如履薄冰。

結論：

綜上所述，日本將美國當前的關稅威脅視為“國難”，絕非小題大做或故作姿態。這種深刻的焦慮，是歷史教訓、現實競爭和未來憂慮交織疊加的結果。

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既是一個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情緒爆棚的地方，他同時還是一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將產業、市場、合作鏈條建立在與美國貿易基礎上，或與美國產業構成競爭的國家，不可能幸免關稅戰或類似的貿易戰。

這是由美國政治體制決定的，是由搖擺州影響某一黨當選的關鍵少數的政治制度決定的，是由美國以壓力集團影響為特點的干預主義政治決定的。

除非美國民眾們起來推翻這套政治體制，否則，世界各生產大國就必須要反復面對這種問題。

唯一的方法，只有分散，不能形成與美國市場、供應鏈高度緊密的經濟發展模式，降低美國市場的依賴性，才能不至于反復形成“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