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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翰烽/文
據媒體日前報道,在地方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種虛假減負的新動向,逐漸演化成一種新的形式主義。
比如,一些基層干部反映,“文山會海”并沒有真正得到緩解。一位街道辦干部說,上級部門要求他之前的單位將文件和會議精簡10%,單位也完成了這個精簡目標,但是文件和會議數量并沒有真正減少,“為了體現減負的效果,會出現不同的統計口徑”。
一些有文號的文件被改為了沒有文號的文件,一些必須有會議紀要的會議上報,還有一些會議則不上報,從數據上實現減負,然而基層的工作內容沒有變。
這樣的現象和結果的確有些尷尬。應該說,有的地方和單位是真正做到了“減文減會”,但有的可能就是在數據上達到了“減文減會”,所謂的文章都在數據、臺賬和匯報等方面去做了。
怎么辦?這樣的現象是不是令人頭疼不已,到底要怎樣才能徹底解決“文山會海”的問題?特別是文件和會議走形式、走過場的問題。
畢竟文件、會議本身是沒有錯的,多與少也是應該沒有什么錯的,錯的應是文件、會議的目的、內容與效果。
因此,根治會議過多過頻和形式主義的問題,不能只是在數據控制指標方面下功夫。
一是數據容易造假。像會議這樣的事情,又沒有什么太多的表現形式與結果,要造個假數據,也不是什么難事;
二是采取數據指標控制的方式,有可能還增加表格填報或信息采集等減負工作的任務,實際上又會成為一種負擔,讓減負成了又一項工作負擔;
三是關鍵在于從源頭和根本上進行治理。造成一些地方和單位熱衷于會海的原因當然很復雜,但關鍵問題至少在于三個方面:一方面是避責,另一方面是存在感,還有一方面是官僚主義。有鑒于此,就需要在檢查考核、新聞報道、上級行為等制度層面予以嚴格規范和管理。
比如考核檢查不能以開會發文作為工作依據,新聞報道就要大幅壓減會議報道,不讓會議新聞在各個平臺泛濫。
還有就是切實管住上級部門的一些會議,因為這些會議往往都是部署性、動員性、調度性的,而不像基層所開的會議,可能更多的就是協調推動具體工作任務的會議。
比如,有基層干部就認為,“在基層,要推動一件事情需要各個部門配合,確實需要開會時各個部門都在現場,這樣推進工作的時候能聽取各方意見。”因此,很難評判這類會議的好壞。
還有,呂德文教授也覺得,基層的一些會議是沒辦法精簡的,因為免不了需要會議來協調工作、傳達精神。
但是,如果上級部門的會議多了,基層為了表示貫徹落實,可能不得不開各種會議以應付上級。否則,難保不被批評或問責。
實際上,對于解決具體實事、難事的會議不用過多擔心,多與少都是非常正常的。因為,有些實事、難事、重點事,可能就是需要通過反復開會研究討論。這樣的會議已然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頭腦風暴,還是真正的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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