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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曾志在干休所的小書桌前鋪開信紙，決定給毛主席寫一封信，在信的開頭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 1928 年上井岡山的紅軍戰士。”

這里她調派到西安工作，周圍的人看起來和和氣氣，實際上總是把曾志當成外人，省革委會的內部會議也極少通知她參加，曾志實在憋不住了，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錯？

隨后她在信里寫道，這封信并不是想要申請所謂區別對待，只是希望能夠正常參加工作，能和當年的戰友一樣，擁有一套紅軍的軍裝。

曾志寫這封信是有原因的。

當時曾志被下放到廣東樂昌縣牛田洋農場勞動，作為 1926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她在農場里和普通工人一樣插秧、挑糞，但在她的箱底始終珍藏著紅軍的軍徽。

此時距離周總理批準她從廣東農村調回北方已過去三個月，可這個曾經在井岡山扛過步槍、在長征中爬過雪山的老紅軍，此刻卻像被關進了無形的牢籠。

進入和平年代后，紅軍應該如何處置？

1972年初，周總理就曾經提出，要讓紅軍老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曾志也接到了凋令，前往西安開始新的工作生活。

剛開始，曾志心里對于新生活是十分期待的，然而現實比寒冬更刺骨。

曾志后來在回憶錄中提到，自己并不怕勞動，但就怕被邊緣化，她認為自己曾經也是個井岡山上的紅軍戰士，不是被管制的犯人。

紅軍軍裝對曾志來說有特殊的意義。

1929年她在紅四軍擔任黨總支書記，第一次穿上灰布軍裝時，特意在領口繡了朵木棉花，長征過草地時她把軍裝讓給傷員，自己裹著單衣行軍。

某天她看見管理員給軍休干部發冬裝，卡其布軍裝疊得整整齊齊，自己卻沒有，于是她問管理員，自己為什么沒有軍裝呢？

管理員愣了一會兒，只能說："您是地方干部，不在軍隊編制啊。"

這個回答像刺刀劃過曾志的心口，近期的種種不滿、委屈一起涌上心頭，她想起當年在閩西，女紅軍戰士第一次有了統一軍裝時自己心里有多開心。

沒想到幾十年后，那些和她一起扛過槍的女戰友有的成了軍隊領導，而她這個最早的紅軍，卻連套軍裝都沒有。

曾志的心中難以自我和解，當年自己穿著軍裝站在后排，腰間別著手槍，而現在，她只能穿著藍色布衫，去參加文件學習會。

《人民日報》上每天都有老干部復出的消息，她卻只能在招待所的走廊里踱步。

這不僅是曾志的困境，更是老干部群體中的普遍身份焦慮。老干部在經歷戰爭后，他們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得不到落實，精神世界陷入巨大失落。

曾志的信正是代表了他們的心聲，當革命成為往事，如何安放曾經的熱血與理想？

這封信經省委轉呈中南海，毛主席看完以后，深有感觸，他反復看了幾遍，說：“曾志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她的要求合情合理。"

最終主席表示，如果曾志愿意繼續留在西安固然可以，如果她想來北京，也是可以的，全憑她的意愿和選擇。

1976年10月，曾志接到了中組部副部長的任命，她的內心又燃起了希望。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警衛員找套軍裝，穿上新軍裝的那天，她對著鏡子整理領章，忽然發現鬢角已全白了。

這套遲到的軍裝，來得太晚，卻又剛剛好，它不僅是件衣服，更是歷史對一個老紅軍的鄭重正名。

在曾志逝世后，家人遵其遺愿將骨灰撒在井岡山，那里埋著紅軍烈士，她終于回到了最初的戰場。

或許在她心中，那套遲到的軍裝早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始終是那個1928 年上山的紅軍戰士，無論歲月如何變遷，這個身份永遠鮮活在井岡山的星火里。

參考資料：

《曾志回憶錄》，曾志著，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黨史人物傳?第45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建讀物出版社，2000 年

曾志生平年表《人民日報》，199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