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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湘江戰役是血寫的轉折。紅軍出發時有八萬六千人，打到江邊，幾乎被攔腰斬斷。江水染紅、將士成堆，那一仗，不只打掉了三萬人，更打醒了一個判斷——再這么指揮下去，全軍都得交代。

而毛澤東，就是在這場血雨腥風中，被歷史重新推回了中心。

一、毛澤東被邊緣，紅軍被“地圖指揮”拖入死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正式從江西瑞金出發，進行戰略大轉移，踏上長征路。8.6萬人浩浩蕩蕩，可最會打仗的毛澤東，卻被晾在一邊。此時紅軍的實際指揮權掌握在“最高三人團”手里——博古、李德、周恩來。

李德，蘇聯來的軍事顧問，說到底，是個“理論兵”。作戰方案全靠地圖紙和書本推演。

他搞出的“甬道式行軍”，是將中央縱隊夾在中間，由各大軍團左右護衛，中央縱隊里不僅有重物資、機要檔案，甚至還有印刷機和廁所馬桶，簡直像一支文職隊伍在搬家。

紅軍不是游擊戰老手嗎？為什么走這種拖拉大隊？李德一口咬定：要按正規軍打法，打出陣勢、打出威風。毛澤東多次提出反對意見，主張輕裝前行、靈活突圍，甚至建議改道敵防薄弱的貴州方向，但都被否了。他此時已無軍權，連話語權都所剩無幾。

路線選擇成為致命錯誤。按照李德的設想，紅軍要從江西西出，穿越廣西全州、灌陽一線，渡過湘江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可這一路，恰恰是蔣介石設下的天羅地網。

更致命的是，本有兩次絕佳渡江機會：一次在全州，敵軍尚未布防；一次在灌陽，守軍薄弱。然而李德命令部隊頻繁換位、調整縱隊位置，結果前有阻、后有追，紅軍被硬生生堵在湘江東岸，動彈不得。

毛澤東當時病重，被抬在擔架上。眼看渡江窗口關上，敵軍封鎖線合圍，他苦笑一句：“紙上畫圖也能殺人。”他知道，這一仗，傷不起。

而湘江那邊，正等著紅軍的，是一場鋪天蓋地的殺局。

二、湘江血戰七晝夜，紅軍三萬人倒在江邊

1934年11月25日，湘江戰役全面打響。

蔣介石早有準備，調集何健、白崇禧、陳誠等部共計四十余萬人，設下三道封鎖線，空中還有飛機轟炸，地面構筑碉堡群。湘江本不算寬，但對紅軍來說，這一仗打得像渡海登陸。

紅軍先頭部隊勉強渡過湘江，但大部隊還在后方。敵軍從三面夾擊，湘江兩岸變成火線，江面成為屠宰場。紅軍主力遭遇正面圍殲，被迫邊打邊渡，子彈打完上刺刀，刺刀斷了拼拳頭。

戰況最慘烈的是灌陽、興安一線。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被命令斷后死守，師長陳樹湘帶著千余人硬抗數萬敵軍，激戰六晝夜，最后僅94人突圍。陳樹湘身中重傷被俘，押送途中自己扯出腸子自盡，年僅29歲。他的遺體被敵人斬首示眾，成為紅軍悲壯象征。

湘江江面漂滿浮尸，水色變紅，當地人幾十年后仍記得：“那年冬天，河水是苦的，血腥味都沒散干凈。”

根據中央檔案記載，湘江戰役紅軍總傷亡超過30500人，占出發兵力近40%。軍委縱隊多次被迫改線，部隊陣型混亂，連領導干部也死傷慘重。

這一仗打得太慘了。將士怨聲載道，連博古都一度崩潰。李德不但不認錯，還指責前線部隊“執行不力”。這話一出口，眾怒四起。有人當面回懟：“你畫的路線，誰都不想再走！”

毛澤東沒有吵，他只是安靜地說了句：“不能再這樣打下去了，我們必須改道。”

可他還能說得上話嗎？那時他還沒被正式“請回來”，機會在哪？轉機在哪？還要看下一步走向。

三、通道會議開口，遵義會議定音，毛澤東贏得是信任

湘江戰役后，紅軍士氣幾近崩潰。此時部隊行至湖南通道縣，三人團終于意識到——再走廣西，等著的是全軍覆沒。

毛澤東趁機再次提出：“改道貴州！”敵人在廣西設重兵，而貴州守軍是王家烈的地方部隊，戰斗力遠不如中央軍，是突破口。

這一次，周恩來不再堅持李德，支持了毛澤東。博古雖猶豫，也勉強同意。通道會議作出關鍵決策：紅軍調頭西進，進入貴州。

事實證明，這一步走對了。

接下來，毛澤東繼續在黎平、猴場兩次會議中提出戰術建議，被不斷采納。他主張的“避強打弱、迂回穿插”，迅速幫助紅軍甩開追兵，打破包圍。

1935年1月，紅軍進入遵義。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正式重回指揮核心。李德被邊緣，博古讓出領導地位。從這一天起，紅軍的命運迎來徹底轉折。

毛澤東的重新崛起，不是偶然，更不是所謂“撿漏”。湘江戰役的失敗，讓紅軍認識到：不能再聽空談紙上兵法，不能再走不問實際的路線。毛澤東的勝出，是軍心所向，是實踐證明的結果。

從此之后，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一連串奇跡般的勝利，都是建立在湘江那場“慘敗之后的大醒悟”。

湘江是血的代價，是死人的警鐘。

毛澤東不是被人扶上去的，而是從死人堆里，被人推上去的。

參考資料：

有關毛澤東與湘江戰役關系的幾個問題.《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