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業革命誕生在英國，英國成為世界霸主。

第二次工業革命誕生在德國和美國，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就算是沒有誕生過科技革命，蘇聯人靠抄襲西方技術也曾在冷戰時期與美國同為世界超級大國。

唯有德國三次發起向頂級強國沖刺的嘗試，三度被英美聯合俄羅斯（沙俄、蘇聯）聯手擊敗。

俗話說“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為何這種歷史局面會反復出現？

本文綜合歷史、民族特性、地緣歷史等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歷史背景：日耳曼人的三次崛起與三次挫敗

1. 普魯士崛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第一次崛起”）

如果追溯德國統一的源頭，便要提到普魯士王國在19世紀中后期迅猛的經濟與軍事擴張。

通過勝利地參與一系列戰爭（如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俾斯麥成功締造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1871年）。

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崛起”，因為這標志著一個現代統一民族國家的誕生。

然而，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工業實力蒸蒸日上，海外殖民與海軍擴張勢頭卻觸碰到當時海上霸主——大英帝國的核心利益；

加之俄羅斯（沙俄）與德國在東歐地區存在領土和勢力范圍的爭奪；而新崛起的美國同樣在世界經濟格局重塑中占據重要位置。

于是，一戰爆發后，英、法、俄、美國等強國合力將德意志帝國擊敗，德國失去了帝國地位。

這種合圍的背后，既有地緣政治的算計，也有對歐洲大陸“均勢”傳統策略的沿襲：英國尤其不希望歐洲大陸出現一個過于強大的統一勢力。

2. 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第二次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嚴苛的《凡爾賽條約》讓德國背上了巨額賠款與國際地位的屈辱。

經濟蕭條與社會動蕩給了極端民族主義機會，希特勒在1933年攫取政權。納粹德國通過重整軍備、發展工業、實行擴張政策，在短時間內再度讓德國的軍事與經濟實力迅速提升。

而這樣的德意志，與蘇聯在東歐地帶激烈對立，更是與英國、法國在西歐產生重大沖突。

德國在1939年進攻波蘭后，引發了英法對德宣戰；

而當德國在歐洲戰場上節節勝利并與蘇聯對峙時，被美國視為對全球戰略利益的重大威脅，于是美、英、蘇共同組成同盟國，從東西兩線夾擊納粹德國，最終導致了希特勒政權的覆滅。

這就是德國歷史上第二次崛起與第二次挫敗的核心所在。

3. 冷戰之后的聯邦德國（“第三次崛起”）

二戰結束后，德國被一分為二——西德和東德。

依靠馬歇爾計劃注入的大量資金與自身工業基礎的恢復，西德在經濟上迅速成長為歐洲的“經濟奇跡”典范，并在后來與東德統一，誕生了統一的聯邦德國。

雖然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很快恢復并位居世界前列，被稱為“歐洲經濟火車頭”，但在政治與軍事層面，德國處于北約體系與歐盟框架下，始終被牢牢限制在美國主導的全球格局之中。

德國對外政策在冷戰結束后固然更加自主，但依然必須顧全與美國、英國等傳統海權國家的關系，也不愿再涉足大規模軍事擴張。

這樣看來，德國第三次崛起更偏重經濟與政治影響力的提升，卻無法在全球范圍內作為新霸主出現。

二、過于追求理性的民族性格和二戰戰敗的后遺癥導致德國難于成為軍事霸主。

德國民族有其鮮明的理性與秩序追求，尤其在科技、工業、哲學和文化領域有深厚積淀。

這些特質曾一度使德國在工業化時代擁有了高效率、嚴謹的科研與生產條件，也構成了經濟騰飛的重要保障。

然而，比較之下，英國、美國等同樣具備強大工業與經濟實力的國家，卻借助海洋文明及金融體系的壟斷優勢，擁有更為廣闊的殖民勢力范圍和國際市場支配能力，而德國在對外擴張上一直受到遏制。納粹時期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和高漲，對德國的民族形象帶來了巨大沖擊，也讓國際社會對德國的“強大”心有余悸。

二戰之后，德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表現往往帶有謹慎與克制的色彩，致力于與周邊國家緩和關系、成為“歐洲一體化”的領投者，而不是單獨走上軍事擴張的老路。

這種民族性格和后來的政策選擇，影響著德國難以成為軍事意義上的全球性霸主。

三、德國有極其強大的科技與工業底蘊，但英美同樣強大。

從19世紀末至今，德國在工業和科技研發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化工、機械、汽車、制藥、精密儀器等等領域，德國品牌與德國制造的影響力全球聞名。

然而，在國際格局中，僅有強大的工業與科技能力，并不足以支撐“世界級大國”的地位。對比英國與美國，這兩國除了擁有與德國相當甚至更勝一籌的科技創新能力之外，還在能源、金融、航運、通信、全球化產業鏈布局等各領域占據優勢。

德國所擁有的科技與制造業優勢，無法擊穿海權國家所構建的全球化體系壁壘。尤其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時代，美國憑借硅谷等科技高地形成了全球標準制定與國際性金融霸權（美元主導地位）并行的格局。

縱使德國在工業4.0、汽車自動化、綠色能源等方面持續領跑，但對比美國全球性金融科技支撐的“硬+軟”雙重霸權，德國難以撼動。

再者，在軍工和航空航天領域，德國研發能力固然不俗，但相比二戰后迅速吸收德國科學家與技術的美國，又或者擁有龐大軍工業體系與重型武器技術積淀的蘇聯/俄羅斯，德國的軍事實力仍顯不足。

科技強大如果缺乏全球性金融和軍事網絡支撐，在大國較量中往往底氣不足。

四、德國崛起的陸權的困境與英美海權的優勢

地緣政治學家馬漢曾提出“海權論”，提出海洋是通往世界權力和財富的關鍵。

英國、美國等建立起全球海洋霸權的強國，通過掌控全球主要航線和海洋貿易，將自己的勢力延伸至世界每個角落。

英國幾百年來的海外殖民帝國，以及美國在二戰后系統性的全球海軍存在與盟友網絡，皆是海權優勢塑造主導地位的典型例子。反觀德國，地理位置位于歐洲中心，幅員不夠廣闊，也并不具備像俄羅斯那般縱深。

對于英國或美國來說，天然的海洋屏障能抵御歐洲大陸的軍事威脅，并可以從全球范圍進行資源調配與“離岸平衡”。

德國在地理和戰略縱深上均相對不足，一旦周邊強國合力，就能從東西兩面甚至多面同時對德發起夾擊。

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皆面臨因地理局限導致“同時對抗多個大國”而難以為繼的困境。在中短期內，德國想要打破歐陸的困局，必須挑戰現存的海上霸權，而這需要巨額的軍費投入、艦隊建設和更廣闊的海外基地。

然而，戰后國際環境與德國在北約框架下的地位，早已限定了德國無法大力發展遠洋海軍從而挑戰英美的現有海權。

一旦德國強行推動過度軍備擴張，不僅會引發歐洲鄰國的普遍憂慮，也會被美國等海權國家視為潛在威脅而遏制，恐再度重演“列強合圍”的悲劇。

五、英美聯合俄羅斯的歷史共識：制衡歐陸霸權

在歷史上，英國在面對歐洲大陸出現強勢國家時，一貫采取“大陸均勢”策略，不允許歐洲出現單一的絕對霸權。

18-19世紀時，法國的拿破侖與德國的俾斯麥（后來到威廉二世）都先后被英國聯合其他大陸國家所擊敗。

其中，德國因技術與工業優勢崛起后，對歐洲版圖構成了嚴重沖擊，故而英國在世界大戰時期堅定地維持對德遏制的政策。

美國在歐洲戰場雖有“離岸”地理優勢，卻也基于自身利益越發深度介入歐洲事務；

其根本邏輯同樣是：不能讓歐洲大陸出現能獨立對抗美國的超級強國。對于俄羅斯（或者說沙俄、蘇聯、后來的俄羅斯聯邦）而言，德國的崛起同樣具有巨大威脅：

無論是在東歐地區領土影響力還是在意識形態對立方面，德俄（蘇）都多次正面沖突。

而在英美和俄羅斯之間，雖然二者在全球格局中也互有防范和競爭，但一旦德國企圖統一歐洲大陸、對外擴張時，英美與俄羅斯便會在關鍵時刻結成“反德聯盟”。

這樣的合圍格局已在德國的三次崛起、三次挫敗中多次得到驗證。正因如此，

德國想要擺脫這種“歐陸封鎖”，難上加難。

六、當代局勢與對未來的展望

目前德國雖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但其對歐盟共同體的倚重程度極高。

在軍事上，德國多年來傾向于維持相對低份額的國防投入，不僅因為歷史因素造成的“集體迷思”，也因為德國在北約中扮演的角色無需過度擴張。

更何況，作為“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推動者，德國強調與法、意等國盡量保持平衡關系。在全球層面，“英美主導的海洋霸權”依然是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大基石。美元地位、全球航線、金融體系與跨國企業網絡、技術標準的控制力，都能使英美繼續占據霸權地位。

俄羅斯雖然在冷戰后國力下降，但依然擁有不容小覷的軍事威懾和與歐美對抗的地緣政治資本。

德國要想單獨成為“世界級超級大國”，必須在金融、軍事、科技、資源獲取能力層面全面超越英美俄這些傳統大國，同時在地理和地緣利益的制約上尋找突破；但在當下的國際結構下，這幾乎難以實現。如果說未來人類進入跨星際生存年代，也許地球的傳統地緣政治格局將在更高層面上被淡化或重塑。

然而，在現有海洋時代，只要英美的海權霸權仍穩固——或得到新的技術形態（如航天、空間基站）的延伸支撐——就基本不會讓德國有充分空間來突破傳統桎梏。

結語

英國、美國、蘇聯都曾憑借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龐大的人口與資源、強勁的軍事力量與金融科技主導力，登上世界頂級霸主的舞臺。

而德國在鋼鐵與科技上未嘗不具優勢，卻受到地理位置、地緣政治環境及海權國家合圍等多重制約，三度崛起，三度被英美與俄國（含蘇聯）聯合擊敗。

二戰后，更融入美國主導的北約框架，無法也不愿再度追求軍事擴張。

展望未來，除非人類社會從“海洋時代”邁向更廣闊的“跨星際時代”，德國才可能具備超越世界諸強的條件和空間。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

在海權仍在主宰世界格局的時期，與之抗衡而不具備足夠縱深與海洋優勢的德國，要成為世界級大國，幾近不可能。

只有當地緣政治的本質發生徹底轉移，通過全新技術革命或跨星際生存形態改變全球權力分配格局時，德國才有可能迎來新的機遇。

然而在那之前，德國依然會是一個具有深厚工業與科技底蘊、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強國，卻難以撼動英美的海上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