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2年12月，江西省永豐縣人民法院對羅某挪用資金案作出一審判決。經審理查明，羅某在擔任村委會村小組出納期間，利用職務便利，于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四次挪用其保管的集體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累計金額113萬元，獲利2萬余元。具體挪用情況為：2018年9月挪用26萬元，2019年3月挪用22萬元，2020年1月挪用50萬元，2020年8月挪用15萬元，每次挪用后均在數月內贖回資金并歸還。案發后，羅某主動到案并退繳違法所得。

法院認為，羅某多次挪用同一筆集體資金，雖累計金額達113萬元，但單次挪用的最高金額為50萬元。根據本案資金流向特點，羅某系對同一筆資金反復挪用，資金總額未超過單次最高挪用數額，故犯罪數額應以單次最高金額50萬元認定。同時，法院將“多次挪用”作為量刑情節，從重判處羅某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人民法院案例庫：羅某挪用資金案——多次挪用同筆款項且歸還行為的犯罪數額認定，入庫編號：2024-03-1-227-002）

二、刑事法理分析：犯罪數額為何以單次最高金額認定

挪用資金罪的核心在于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使單位資金脫離合法控制，處于流失風險之中。本案中，羅某雖多次挪用資金，但每次均贖回并歸還，資金總額未超出其實際保管范圍。從法益侵害的本質看，資金脫離單位控制的最大風險狀態僅體現為單次挪用的最高金額（50萬元），后續挪用行為未疊加擴大資金危險范圍。若機械累計四次挪用金額（113萬元），可能不當擴大刑罰打擊范圍，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

刑法理論中，對“多次挪用同一筆資金”的數額認定需結合行為對法益的實質侵害程度。張明楷教授曾指出，挪用類犯罪的數額計算應以資金實際處于危險狀態的最高值為基準，而非簡單累加。例如，若行為人多次挪用同一筆100萬元，每次挪用50萬元后歸還，實際危險始終限于50萬元，累計計算將導致重復評價。本案裁判觀點與此邏輯一致，即羅某挪用行為雖次數多，但資金風險未突破單次挪用上限，故以50萬元作為定罪依據更為合理。

此外，從構成要件角度，挪用資金罪的成立需滿足“數額較大”標準。根據司法解釋，若單次挪用金額已達標，即便后續挪用同一資金，亦不因次數增加而改變犯罪構成。本案中，羅某單次挪用50萬元已符合“數額較大”要件，后續挪用行為僅反映其主觀惡性，不影響定罪數額的認定。

三、刑事法理分析：多次挪用作為量刑情節的正當性

法院將“多次挪用”作為從重處罰情節，體現了對行為人主觀惡性和行為重復性的評價。羅某在兩年內四次挪用資金，雖每次均歸還，但其持續利用職務便利牟利，反映出對單位財產權的漠視和犯罪故意的強化。張明楷教授曾強調，刑法對多次犯罪行為的評價需兼顧客觀危害與主觀責任。客觀層面，多次挪用可能導致資金管理秩序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主觀層面，行為人的再犯可能性更高，需通過量刑予以震懾。

本案中，法院未累計計算犯罪數額，但通過從重處罰實現罪刑均衡，符合“舉輕以明重”的解釋原理。具體而言，若單次挪用50萬元可判處緩刑，則多次挪用同一金額顯然具有更高的可譴責性，適當加重刑罰能體現對重復違法行為的否定。此外，羅某挪用資金用于營利活動，雖未造成實際損失，但其將集體資金置于金融市場風險中，加劇了資金安全受威脅的程度。這一情節亦被法院納入量刑考量，進一步佐證了裁判的正當性。

需特別說明的是，對“歸還”行為的認定不能簡單等同于法益恢復。刑法意義上的歸還應徹底消除資金危險狀態，而羅某的“邊挪邊還”實為利用時間差掩蓋犯罪行為，資金始終處于被非法支配的循環中。因此，法院未因形式上的歸還而免除其罪責，而是在定罪基礎上，將多次挪用作為從重情節，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羅某案裁判要旨為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對反復挪用同一筆資金的行為，需從實質法益侵害出發，以單次最高金額定罪，并將次數作為量刑情節。這一規則既避免機械累計導致的量刑畸重，又通過情節評價實現對重復犯罪的精準打擊，體現了刑法謙抑性與罪刑相適應的平衡。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