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東亞，全世界都驚嘆于其經濟的飛速發展，尤其是中國，早已成為“世界工廠”。

然而，伴隨著這股發展浪潮的，是一個奇特的現象：東亞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里，堆積著天文數字般的美元、歐元等外匯儲備。中國的外匯儲備更是長期位居世界第一，動輒數萬億美元！

這難道不令人困惑嗎？

一個國家辛辛苦苦生產商品，賣到國外，換回來的不是真金白銀（黃金在現代儲備中占比很小），而是別國印的紙幣（或者說電子記賬符號）？

然后，再把這些“紙幣”大量地、低息地借給（主要是購買國債）那個印鈔的國家？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勤勞的農夫，把收獲的糧食換成鄰居印的欠條，然后還把欠條低息借給鄰居，讓他繼續有力氣印更多的欠條，順便還能用這些欠條買走農夫更多的糧食？

這難道不是有點奇怪嗎？

主流的解釋會告訴你，這是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保障支付能力、增強國家信譽、抵御金融風險……聽起來是不是很有道理？很有“大局觀”？

但是，在奧派經濟學家看來，他們會問： 這些儲備真的是經濟自發運行的“自然”結果嗎？還是政府干預下的“人為”產物？

這種積累，對國內的普通民眾來說，究竟是福是禍？

1996年帶來的恐懼

讓我們回到1996年那場亞洲金融危機。

1996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往往被解釋為泰國政府沒有足夠多的外匯儲備，導致無法完成兌換，被迫進行了泰銖貶值。

這場源自金融危機風暴，讓亞洲經濟體驗了一把“自由落體”。對于嚴重依賴出口的東亞經濟體來說，沖擊尤為劇烈。訂單消失，工廠倒閉，工人失業……

危機迅速蔓延至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等東南亞國家，導致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股市崩盤，經濟陷入困境。危機還波及全球，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影響。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危機期間，泰國、印尼、韓國等國家的GDP增速大幅下滑，通貨膨脹率飆升，失業率上升。

以韓國為例，危機爆發后，韓元匯率暴跌，股市崩盤，韓國經濟陷入低谷。

面對這場危機，東亞國家的決策者們得出了什么“教訓”呢？

很多人似乎認為，應該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才能成為抵御風暴的“定心丸”和“防火墻”。

你看，我們有這么多美元，就算出口暫時不行了，我們也能買到必要的石油、糧食、技術，還能穩定匯率，防止資本恐慌性外逃！

于是，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結論被強化了： 積累更多的外匯儲備，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不二法門”！越多越好！

然而，奧派經濟學家會提出尖銳的質疑： 這真的是正確的“藥方”嗎？還是在用一種扭曲，來掩蓋或應對另一種扭曲（本國信用擴張與危機）帶來的后果？

各種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么？

從奧派觀點看，恰恰是各國中央銀行（尤其是美聯儲）長期人為壓低利率、濫發信用所導致的資源錯配和不可持續的繁榮泡沫。

危機是市場對這種錯誤的強制性清算。

那么，用積累“問題貨幣”（不斷貶值的美元）的方式來應對危機，是不是有點像用喝海水的方式來解渴？

危機確實暴露了過度依賴出口的脆弱性。但應對之策，難道不應該是深化國內改革，減少干預，搞活內需，讓經濟結構更加均衡健康嗎？

為何反而選擇了“變本加厲”地維持和強化原有的出口導向 + 儲備積累模式呢？

1996年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非但沒有促使東亞國家深刻反思其貨幣和匯率政策的根本問題，反而在恐懼之下，進一步鞏固了“必須積累巨額美元儲備”的執念。

被低估的匯率與無法自由兌換的貨幣

好了，現在我們知道了，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出于“安全感”等原因，“主動”選擇了積累大量外匯儲備。但問題來了， 這些儲備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呢？它與我們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直接關系？

這里的關鍵，在于兩個緊密相連的制度安排：

1. 非自由兌換的本幣： 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是不能自由兌換的。這意味著，你不能隨意拿著人民幣去國際市場上想買多少美元就買多少，也不能隨意把國外的錢換成人民幣帶進來投資。 這種管制，難道不是一道阻礙國內外資源自由流動的“墻”嗎？

2. 被“管理”的匯率： 中國長期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說白了，匯率并非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央行設定一個中間價，并允許在一定區間內浮動。當市場力量要把匯率推離目標區間時，央行就會入場干預。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套機制是如何運作，并“制造”出巨額外匯儲備的：

想象一下，一家中國的出口企業，比如一家玩具廠，生產了一批玩具，賣到了美國，賺了100萬美元。這筆錢在美國的銀行賬戶里。但企業在中國運營，需要支付工人工資、購買原材料、繳納稅費，這些都需要人民幣。怎么辦？

它必須把這100萬美元拿到中國的銀行（最終是流向央行或央行授權的機構）去，按照當時的“官方匯率”（比如，假設是1美元兌換7元人民幣），換回700萬人民幣。

注意！這里的關鍵來了！ 如果沒有央行的干預，市場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因為中國出口強勁，很多人想用美元換人民幣來買中國貨或投資）可能會推高人民幣的價值，比如，可能只需要6.5元人民幣就能換1美元。但為了維持“匯率穩定”（通常是維持一個相對“弱勢”的匯率以利于出口），央行就必須出手：

你（出口商）想賣美元換人民幣？好，我（央行）買！ 央行用人民幣從出口商手中買入美元。

央行哪來這么多人民幣呢？ 很簡單，它可以“憑空”印出來！或者說，通過商業銀行體系，“派生”出來。

看到了嗎？這個過程的本質是什么？

央行為了維持一個低于市場均衡水平的人民幣匯率（即“低估”匯率），就必須不斷地、被動地買入流入的美元。 這是一種強制性的“結匯”制度安排。

央行買入美元所支付的人民幣，是新增發的基礎貨幣。

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直接向國內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

但這不就是貨幣擴張，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通貨膨脹”的源頭之一嗎？

日積月累，年復一年，只要中國保持貿易順差（出口大于進口），只要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只要央行繼續干預匯率，這個“印人民幣買美元”的過程就會持續下去。

那么，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的“外匯占款”（因購買外匯而投放的人民幣）和巨額的美元儲備，是不是就這么“煉”成了？

這種被刻意維持的“低估”匯率，帶來了什么后果？

對出口商有利？ 短期看，是的。他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顯得更便宜，更有競爭力。但代價是什么？

代價在國內的所有民眾。

進口商品更貴了！ 因為人民幣“不值錢”，購買同樣一件外國商品（比如德國的汽車、新西蘭的奶粉、美國的芯片），你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幣。

這就導致直接降低了你的購買力，讓你享受不到全球化帶來的全部好處。

出境旅游、留學更貴了！ 同樣的道理，你的錢包在國外“縮水”了。

同時，還導致國內資產價格泡沫！

央行印出來的大量人民幣去哪兒了？一部分被用于沖銷（比如發行央票回籠資金，但這本身也有成本和扭曲），但相當一部分還是留在了市場里，追逐有限的資產。

過去十幾年中國的房地產價格飆漲，這種貨幣擴張有很大的關系，也是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輸入性通脹。

這也是一種財富的隱性轉移，讓有房者和無房者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你看到了嗎？ 為了那個看似“穩定”的匯率和龐大的外匯儲備數字，代價是國內持續的貨幣超發壓力、資產泡沫風險以及普通民眾被壓低的實際購買力。

央行的想法可能是為了穩定人民幣的幣值，但后果卻是，補貼了外國消費者和國內出口商，而犧牲了國內普通消費者的福利。

生產力與收入的“剪刀差”

現在我們來觸及一個更讓人“意難平”的問題： 為什么中國人民如此勤勞，生產效率在很多領域（尤其制造業）已經非常高，甚至可能超過美國同行，但實際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卻與美國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傳統經濟學可能會從人均資本積累、技術水平、服務業占比、歷史起點等角度給出解釋。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奧派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更直擊要害的視角，這個視角與我們前面討論的匯率和貨幣問題緊密相連。

如前所述，被低估的匯率，意味著中國人民的勞動成果在國際交換中被打了“折扣”。我們生產一件襯衫，可能需要付出與美國工人生產一件類似襯衫差不多的勞動時間和資源，

但換回的美元（以及這些美元能換回的國際購買力）卻更少。

這是因為我們辛勤勞動的價值，被人為的匯率政策給“削減”了一部分嗎？

我們明明生產了“值10塊錢”的東西，但在國際賬本上可能只被記作“值7塊錢”。

更重要的是，國內持續的貨幣超發（部分由購匯產生），導致了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下降（通貨膨脹）。

即使你的名義工資在漲，但如果物價漲得更快，你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又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大幅提升呢？ 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還沒捂熱就“毛”了，這種感覺，難道不普遍嗎？ 這就像往一鍋湯里不斷加水，雖然湯的總量多了，但每個人的勺子舀起來，味道是不是越來越淡了？

出口導向 + 低估匯率的模式，意味著大量的資源（資本、勞動力、土地、能源）被引導去生產那些主要用于出口的、往往是低附加值的商品。

我們花費了太多的精力去滿足“外國人的需求”，而不是優先滿足“我們自己的需求”。

如果匯率能夠反映真實的購買力，如果國內市場更加開放和自由，資本和勞動力會更多地流向服務業、高科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更能提升本國民眾生活品質和收入的領域。

我們應該可以造造更多的優質醫院、學校、公園、電影院，而不是僅僅是更多的出口加工廠。

所以，奧派經濟學家認為，中國人“生產力高，收入相對低”的部分原因，恰恰在于錯誤的貨幣與匯率政策：

因為，這一政策通過低估匯率，讓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吃虧”了。

還通過貨幣超發，稀釋了我們手中的人民幣的購買力。

最終扭曲了資源配置，使經濟發展的重心未能最優地服務于提升本國民眾的福祉。

這種狀況，真的令人扼腕嘆息。

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本應創造出更高水平的普遍富裕，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性因素所“截流”了。

我可以說，以中國人當下的實際生產力，與美國普通的非科技行業的勞工比，中國人應該比他們更富的。

他們早就應該羨慕中國人的生活。

坎蒂隆效應與全球生產的“異化”

現在，我們要把視野放大到全球，看看這個故事的另一面：美元的角色，以及一個叫做“坎蒂隆效應”的幽靈。

美元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和交易媒介。這賦予了美國一種特權 。

美聯儲可以通過印鈔（或更準確地說，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整準備金率等方式擴張信用）來影響全球的流動性。

什么是坎蒂隆效應？

這是18世紀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的一個深刻洞見：

新增加的貨幣在經濟體中不是均勻散布的，而是像蜂蜜一樣，從注入點開始，逐層滲透。那些最先獲得新增貨幣的人（比如，在美國，可能是靠近美聯儲的金融機構、政府承包商等），可以在物價普遍上漲之前，以舊的價格買入商品和服務，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那些最后才獲得新增貨幣的人（比如，普通的工薪階層，或者像中國這樣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則要面對已經被推高的物價，他們的購買力實際上是被稀釋和剝奪了。

現在，把這個效應放到中美經濟關系的大背景下看：

1. 美聯儲“放水”： 當美聯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大量新增美元（或美元信用）被創造出來。

2. 虛假需求的產生： 這些新增美元刺激了美國的消費和投資需求。但這種需求，并非建立在真實的儲蓄和生產力提高之上，而是建立在“印鈔機”之上。 這難道不是一種“虛假的繁榮”信號嗎？

3. 信號傳遞到中國： 美國人拿著“便宜”的美元（因為利率被人為壓低），增加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中國出口商收到了更多的美元訂單。

4. 中國央行的“配合”： 如前所述，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國央行買入這些涌入的美元，并投放相應的人民幣。

5. 資源被“牽引”： 中國的生產者接收到的信號是：“美國市場需求旺盛，趕緊擴大生產！” 于是，大量的資本、勞動力、土地、能源被投入到滿足這種需求的生產活動中。 工廠加班加點，港口燈火通明，一片繁忙景象，但這背后有多少是真正可持續的，有多少是被美元“放水”所驅動的“海市蜃樓”呢？

6. 資本結構被錯配： 奧派經濟學特別強調資本結構的健康和可持續性。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結構，過度地服務于由另一國貨幣擴張所產生的虛假需求，那么這個資本結構就是扭曲的、脆弱的。 我們是不是建造了太多僅僅為了滿足“美元泡沫”需求的工廠、設備、甚至基礎設施？當美元泡沫破裂或美國需求轉向時，這些投資會不會變成一堆“廢銅爛鐵”和“鬼城”？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和未來的隱患嗎？

7. 財富的逆向轉移： 中國辛辛苦苦生產實物商品，換回不斷貶值的美元紙幣（或國債），然后這些美元又被美國用來購買中國的商品或投資。同時，美國通過貨幣擴張，向全球輸出了通脹，稀釋了所有美元持有者（包括中國央行）的購買力。 從財富流動的真實方向看，這難道不像是一種變相的“貢賦”體系嗎？

   這就是生產國在補貼消費國！

因此，中國長期積累巨額美元儲備，并維持一個相對固定的、被低估的匯率，實際上是深度嵌入了這個由美元主導的、充滿坎蒂隆效應的全球貨幣體系。其后果是：

1、被動承接了美國的通脹輸出。

2、國內資源被引導去服務于美國貨幣擴張催生的虛假需求，造成了資本結構的扭曲和潛在的巨大浪費。

2、本國國民的真實財富和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被犧牲了。

整個東亞出口大國的民眾，都是美元體系下被剝奪的一方。其國內的貨幣操作的區別，也決定了民眾富裕程度的高低。

路在何方

那么出路在哪里？奧派經濟學給出的答案，往往是回歸市場、尊重規律、減少干預。糾正那些導致我們陷入困境的“錯誤經濟思想”是第一步。

哪些思想需要被糾正？

1、重商主義： 認為出口越多越好，順差就是勝利，積累外匯就是積累財富。財富的本質是真實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能力，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國庫里外國欠條的數量。

2、匯率穩定的“偶像崇拜”： 過度迷信固定或嚴格管理的匯率能帶來“確定性”和“競爭力”。 難道忘記了價格（包括匯率）最重要的功能是傳遞真實信息的信號嗎？人為扭曲價格信號，難道不會導致更大范圍的資源錯配和最終的“不穩定”嗎？

3、對中央銀行“萬能”的迷信： 認為央行可以通過精密的計算和操作，完美地調控經濟，管理匯率，平衡內外。 任何中央計劃機構，都不可能掌握分散在無數個體中的、瞬息萬變的知識，其干預必然是笨拙和有害的。

4、對“自由”的恐懼： 害怕放開匯率管制和資本流動會引發混亂和風險。 難道“管”就能保證不出風險嗎？過去的資產泡沫和潛在的壞賬，難道不是“管”出來的嗎？真正的穩定，應該是建立在真實價格信號和自由選擇基礎上的動態均衡。

那么，正確的方向應該是什么？

1. 讓匯率回歸市場： 逐步減少甚至停止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化干預，允許人民幣匯率根據市場供求自由浮動。 匯率的波動難道不正是經濟體在進行自我調整和釋放壓力的表現嗎？強行按住，只會讓問題積累，最終以更劇烈的方式爆發。

2. 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放松對資本流動的管制，讓國內外的投資者可以更自由地用人民幣進行投資和貿易結算。 這會倒逼國內金融體系改革，提高效率，同時也讓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其經濟實力更加匹配。

3. 實施穩健的、以國內為目標的貨幣政策： 央行的貨幣政策，應該主要錨定經濟健康，減少超發，而不是被動地為了維持匯率而去超發貨幣。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離，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規則性，這將是是更可靠的宏觀穩定基石。

4. 深化對內改革，藏富于民： 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真正轉移到滿足國內需求、提升國民福利上來。通過減稅、放松管制、保護私有產權，激發企業和個人的創造力。 讓中國人民的勤勞能直接轉化為他們更高的收入、更強的購買力和更好的生活品質，這才應該是發展的最終目。

如果這樣做，會有什么效果？

人民幣升值？ 可能會。但這會降低進口成本，提高國民的實際購買力。出口企業會面臨壓力，但這會逼迫它們轉型升級，從“低價競爭”走向“價值競爭”。 陣痛難免，但這是通往更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外匯儲備“縮水”？ 按人民幣計價可能會。但外匯儲備的意義在于其購買力，而非賬面數字。而且，國家不再需要背負維持龐大儲備的成本（比如國內的通脹壓力）。 更少的儲備，但更真實的價值和更健康的經濟，難道不更好嗎？

一個更自由浮動的匯率和開放的資本環境，將大大降低中國經濟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和美國虛假需求的影響。 中國的生產將更多地由國內真實需求和全球市場的真實信號來引導，資本結構會更健康，更能抵御外部沖擊。這是一種更安全的發展路徑。

最為重要的結果是，民眾收入將大幅提升。

當人民幣的匯率不再被低估，當國內通脹得到控制，當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當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民眾，中國人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沒有理由不實現大幅度的躍升！

讓創造財富的人真正擁有財富，這才是天經地義的。

結語

對數次金融危機的錯誤解讀，對匯率和資本的過度管制，對出口和儲備的迷信，共同造就了一個“勤勞而不富裕”的困境，并使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被動地卷入了全球美元的坎蒂隆效應，為他國的貨幣擴張所產生的虛假需求投入了寶貴的資源。

糾正這些錯誤的經濟思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價格信號（包括匯率）真實地反映經濟現實，讓貨幣政策回歸穩健和規則，讓經濟發展的目標真正聚焦于國民福祉的提升——這，或許才是打破“紙鎖鏈”，讓中國人民的超強生產力轉化為真實繁榮的關鍵所在。

整個東亞國家都應該拋棄這些錯誤的經濟思想，以東亞的生產力分工程度和實際生產的商品數量來說，這一地區，應該是全球最富裕的地方，而非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