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工資單能改嗎？”1955年春天的一個午后，中南海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攥著文件請示。周恩來摘下眼鏡擦了擦：”他要把610元劃掉，改成594元。”鋼筆尖在稿紙上沙沙劃過，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月薪定格在普通技術工人十二倍的數額——這已是毛澤東第二次主動要求降薪。

戰后的中國像塊被揉皺的棉布，1949年實行的供給制帶著濃重的軍事色彩。機關食堂里飄著小米粥的香氣，干部們按職務領用肥皂、毛巾甚至香煙。直到1952年工資分制度推行，北京東單菜市場的物價牌成了另類算盤：每個”工資分”含二兩豬肉、一尺白布、一斤煤球，折算下來，司局級干部每月能領四百多個這樣的”單位”。

宋慶齡的工資檔案里藏著特殊的一頁。這位總穿著素色旗袍的國家副主席，每月工資比毛澤東少14.5元，卻額外多出三百元津貼。有次外事活動前，工作人員提醒她可以報銷接待費，她擺擺手：”我領雙份工資，自然該出雙份力。”這話倒不假，從淮海戰役時往前線送醫藥物資，到建國后自費購置國禮，她的存折數字總在縮水。

毛澤東的工資單上有兩處涂改痕跡。1955年第一次降薪時，他在政務院報告空白處批注：”領導干部待遇應與群眾縮短距離。”等到三年自然災害，404.8元的新標準讓炊事員老廖都看不下去：”主席的伙食費占工資三成，這怎么行？”可警衛員知道，他常把紅燒肉撥給值班人員，自己就著辣椒醬扒拉米飯。

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宅里，保姆王姐最清楚女主人的節儉。旗袍肘部磨薄了，就剪塊同色料子襯著縫；轎車用了二十年，皮座椅裂口處用毯子蓋著。有回孩子們問為什么不換新車，她指著梧桐樹說：”這些樹苗比汽車金貴，能活一百年呢。”倒是每月初，總務科準能收到她的匯款單，有時是兒童福利院，有時是災荒地區。

工資制度這面鏡子，照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學。國務院秘書局的老張記得，有次整理領導月支出報表，宋慶齡那欄填著”購蘇聯畫冊三套，贈國際友人”，毛澤東的則是”購《資治通鑒》一部，茶葉兩斤”。倒是朱德總務員的報表最特別：”買蘭花六盆，種子費從工資扣。”

1962年工資改革會議上，有人提議給高級干部增設”國務津貼”，列席的宋慶齡第一個反對：”我的三百元已經太多。”散會后她叫住李先念：”前線將士的撫恤金發足了嗎？若不夠，從我工資里劃。”這話被記錄在財政部檔案里，旁邊備注著當月從她賬戶劃走的八百元。

毛澤東書房里的賬本倒是另一番景象。1958年武漢視察期間，他堅持付清東湖賓館的洗衣費；1965年重上井岡山，臨走前讓警衛員數清每天的糧票。炊事員私下嘀咕：”主席算賬比會計還精。”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些從工資里省下的錢，最后變成了韶山學校的圖書館基金。

翻閱1950年代的《人事工資條例》，有個細節耐人尋味：特批宋慶齡享受行政一級待遇時，附注欄里寫著”孫中山先生未竟事業繼承者”。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她的工資袋里總裝著雙份責任——既要維系國際統戰，又要接濟烈士遺孤。就像她常說的：”錢放在口袋里會發霉，灑在土里才能開花。”

王府井百貨的老售貨員還記得，宋慶齡每次來買文具都要開發票，卻從不要包裝紙。”她說包裝紙是國家的樹木做的，能省則省。”這種近乎執拗的節儉，與毛澤東打滿補丁的睡衣形成奇妙呼應。兩位領導人像走在平衡木兩端，既要維持國家體面，又要守住人民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