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因直系與皖系兩支軍閥的明爭暗斗，奉系干將楊宇霆一手主導民國史上有名的“秦皇島截械”事件，張作霖得以鳥槍換炮，一口氣將七個旅的裝備“免費升級”，讓奉系軍閥一躍成為北洋軍閥俱樂部里的第三大勢力。

1922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全面潰敗，撤回關外后，楊宇霆臨危受命，以整理處總負責人的實際身份開始全軍整頓，短短兩年時間，奉系軍閥改頭換面，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舉奪得中國的半壁江山。

這樣一員可遇不可求的干將，當年對東北的控局智慧讓日寇恨得牙根癢癢，沒成想，他的能干卻招致奉系少帥的忌憚，于1929年初被張學良用私刑直接殺掉了，文膽陳布雷聽聞死訊后不禁哀嘆。

“才略學術，均非平庸，本為國家干城之才，終為軍閥制度之殉。”

在陳布雷看來，楊宇霆是軍閥制度的犧牲品，可這一切背后還有著更加發人深省的問題。

其一，在各憑本事的軍閥時代，敢想敢干的楊宇霆死得到底冤不冤？當年他如果選擇自立山頭，又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其二，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將帥擁兵幾十萬、上百萬，完全有條件自立山頭，為何沒有出現新的軍閥割據的局面？

從本文標題來看，大家或許會認為筆者首先提及楊宇霆是在兜圈子。

實際上，將他的命運放回軍閥制度，再將軍閥制度放回歷史，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解放軍軍政制度的優越性，就會得出直擊本質的答案。

我軍能夠贏得最后的勝利，是自身強大的結果，也是時代大浪淘沙后，軍政藝術家毛主席當年對于舊制度的摒棄與新制度的捍衛。

新舊制度對比

所謂“軍閥制度”的概念，“軍閥”一詞屬于現代詞匯，“制度”更像是軍閥存在于世的形式特征，通常體現在四個方面。

• 第一，養兵的目的只是對于個人利益和軍隊利益的追求。
• 第二，暴力與武力被視作解決爭端的正常途徑。
• 第三，軍事權凌駕于行政權之上且不受約束。
• 第四，罔顧內外，可以無視國內、國際任何秩序與法律要求。

毛主席當年分析指出過，軍閥制度以及民國各派新舊軍閥爭斗是一種奇怪現象，究其本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也是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產兒。

難能可貴的是，共產黨人曾將軍閥制度作為認真探討的重要課題，毛主席在對此有著深刻認知的基礎上，逐步設計并優化出人民軍隊的軍政制度。

1927年，工農革命軍成立，由我黨領導，隸屬于黨和國家及人民，承擔著“戰斗隊、工作隊、生產隊”三大基本任務。

同年展開的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創建了我軍三大民主制度，并提出了嚴明的行為規范準則。

“一切行動聽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不允許向黨鬧獨立性；不允許任何人向黨爭兵權，不經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授權，任何個人不得插手軍隊，更不得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

1928年，毛主席在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上對軍隊和黨的關系進行了最直接、最精辟的論述。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在他口中，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及中央軍委，黨要從政治、思想、組織各個層面對軍隊實施全面領導，尤其要實行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系統與地方黨政委員會對軍隊的雙重領導制度。

由此可見，在我黨成立軍隊最初期，軍隊性質就得到了明確，不同于軍閥制度的先進軍政管理制度則可以精辟總結為“將黨支部建立在連上”。

至于日常軍隊管理的細節流程，隨著時局變化、戰爭需求等等原因不斷發生著變化，但解放軍從始至今的性質及核心制度從未發生過改變。

軍閥是個人意志的體現，解放軍則服務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軍閥時代與我黨開創新時代的本質區別之一。

明確兩者分別后，筆者在前文提出的那兩個問題就能得到明確的解釋。

忠臣枉死背后

首先，有關于楊宇霆死得冤枉與否這一問題。

如陳布雷所言，他是軍閥制度的殉葬品，被處死的下場的確可惜，但卻并不冤枉。

曾經的奉系軍閥可謂張氏父子的“東北小朝廷”，這一點是軍閥制度的本質使然，也是封建制度的延續，以頭目的個人意志為轉移。

當楊宇霆千方百計壯大奉系軍閥，他的個人才能滿足了張作霖“穩坐江山”的需求，自然走上戎馬生涯巔峰。

可對于張學良而言，這樣一位功勛卓著的老臣，無論多么忠誠都是功高蓋主的存在，再加上君臣之間軍政理念的不同、日寇的暗中離間，張學良做出處死決定完全在情理之中。

事實證明，張學良此舉的確達到親手掌控東北政局的目的，從那之后，奉系軍閥新、老派勢力都沒有誰再敢當面和他比大小，張學良霸主地位得到彰顯。

其次，如果楊宇霆自立山頭，會不會改寫命運呢？

此人是地道的東北人，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院畢業，回國后經徐樹錚引薦成為張作霖的謀士并得到器重。

結合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階段的時代背景，楊宇霆的成長歷程必定受到很深的君臣思想影響，不到萬不得已，他幾乎不可能萌生自立山頭的想法。

即便他敢想敢干，還是不具備張作霖等軍閥頭目在政治層面的深厚根基，自立山頭可以視作對當時各地軍閥的“謀權篡位”，被群起而攻之的可能性很大。

再有，看看其他軍閥頭目最后的下場就可知，只要楊宇霆跳不出軍閥制度，最終結局都會是軍閥制度的殉葬品。

“將黨支部建立在連上”

接下來就到了本文的核心部分，相對于楊宇霆當年在奉系軍閥的境遇，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已經發展到上百萬兵力的規模，不乏軍政才能可以與楊宇霆相媲美的將帥且在全國各地擁兵自重，自立山頭不要太容易，新的軍閥割據局面形成真的是分分鐘的事情，可這種情況為何沒有出現呢？

其實，筆者在前面的史實闡述已經能回答這個問題，便是我軍從成立之初就采用的嚴格軍政管理制度。

楊宇霆的確厲害，但他服務的僅僅是張作霖、張學良軍閥頭目的利益，只要能投其所好就能高枕無憂。

而我軍在解放戰爭中的眾位將帥，他們服務的是管轄軍隊的戰場利益，保護的是駐守地區人民的生存利益，想要自立山頭就是軍民成為對立面，毫無成功可能。

再從“將黨支部建立在連上”這個本質來看，我黨對于解放軍的控制與管理是極為系統且事無巨細的。

將帥們能在戰斗中領兵打仗，但在思想統一、軍隊管理層面，他們也僅僅是一個重要角色而已，想要自立山頭無非是用一人或幾人之力挑戰我黨系統管理軍隊的力量，用舊思想挑戰新思想，結局無異于以卵擊石。

在這里不妨大膽設想，如果楊宇霆當年是在解放軍中效力，他的軍政智慧必定會讓他大有作為，不過，即便作為我軍要員，他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需要經過研討和決議。

最重要的是，身為人民軍隊將帥，根本不存在功高蓋主這一說，越是能為人民謀利益就越能得到重用，這一點，那成百上千的開國將帥都能證明。

真正能夠成就軍事人才的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才能，還要依靠卓越的軍政制度，這是對個人野心的約束，也是對個人能力的保護與放大。

知微見著之下，我們才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看到毛主席高深莫測的軍政管理智慧，在他的帶領下，解放軍能夠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有著日趨完善的民主、科學管理規范，還能厘清軍群關系與軍政關系，全心全意在我黨的領導下服務于人民。

文章最后，不妨再來思考一下，解放戰爭時，我軍在軍備、人數等等方面都不是國民黨軍的對手，因何締造傳奇？

這個問題能從毛主席在1928年的一次講話中得到啟示。

在他看來，國民黨軍的本質是代替舊軍閥的新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剝削以及政治壓迫較舊軍閥更甚，這一點注定了國民黨軍會在解放戰爭中迅速失去民心，再加上內部勢力割據、勾心斗角，外強中干根本不是解放軍的對手。

所以說，毛主席會受到世界軍政界的刮目相看，源于他對于制度的思考、規則的設計、邏輯的運用，至今都是一本厚厚的智慧寶典。

軍閥制度的巨大缺陷，只會讓強大的軍事力量失控，如洪水猛獸般肆虐人間，身處其中者多半無法善終，楊宇霆如此，處死他的張學良亦是如此，更別提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等等，甚至是蔣介石本人。

反觀我軍那些手握重兵的將帥們，免受軍閥制度干擾，在合理規則下大展宏圖，他們才能取得軍閥頭目永遠達不到的軍事輝煌。

所以說，軍閥割據從來不能成就個人、集體、國家，嚴謹的治軍規則配合合理的社會制度，才能將可畏的軍事力量服務于人民，以此成就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時代……

參考文獻：

《“軍閥”治下之軍閥“學理”...夕一場政治與學術論戰為中心_徐勇》

《國家干城之材終為軍閥制度之殉__張學良為何突殺楊宇霆_書劍為酒》

《毛澤東推動中國由軍閥統治的社會向政黨社會轉型的研究_周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