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進入釣魚臺時，楊銀祿剛滿29歲。這個來自河北定州的農家子弟，此前在中央警衛團擔任警衛員，因文化水平較高被選中擔任江青秘書。

初到釣魚臺11號樓，他便感受到與普通工作環境截然不同的氛圍。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細致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匯報工作時必須保持蹲姿，說話聲音不能超過特定分貝，連窗簾開合角度都有嚴格規定。

這些規矩在后來成為楊銀祿日常生活的枷鎖，但在當時，他更擔心的是觸怒這位特殊人物的后果。

1968年閻長貴因送錯信件被關押后，楊銀祿接手了江青的機要秘書工作。這個看似晉升的機會背后藏著巨大風險。江青對父親病逝的追問、對日常事務的反復核查，讓楊銀祿長期處于精神緊繃狀態。

他曾在深夜接到江青的緊急召見，僅僅因為匯報文件時站姿不夠端正。這種高壓環境最終導致他患上嚴重的心臟疾病，不得不頻繁進出中南海醫院治療。

1973年的"看電影事件"成為轉折點。江青臨時要求查看兩部外國電影，楊銀祿按照流程詢問張春橋等人的意見。當三位領導人均表示不感興趣后，江青獨自前往放映廳，卻在凌晨突然要求徹查是否有人撒謊。

這場看似荒誕的誤會最終演變成政治審查，楊銀祿被關入"學習班"兩個月。據同期受審者回憶，審查期間最煎熬的不是肉體折磨，而是對人格尊嚴的踐踏，工作人員會突然要求他背誦江青某次講話的原文，稍有差錯便引發新一輪審問。

在江西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楊銀祿經歷了特殊的心理調適過程。每天清晨五點出工，深夜收工后還要寫思想匯報，這種生活讓他深刻體會到權力更迭對個體的影響。

值得玩味的是，當年批判江青的材料中，關于她生活作風的指控大多源自楊銀祿的證言，但這些記錄在后來審查時又被證明存在斷章取義。這種矛盾性恰恰印證了特殊歷史時期證言的脆弱性。

1976年"四人幫"倒臺后，楊銀祿參與了對江青罪行的調查工作。面對大量需要核實的材料，他始終堅持"有一說一"的原則。有調查人員建議他"適當調整表述以保護自己"，但被他斷然拒絕："當年沒說的話，現在更不能亂說。"

這種態度讓他在平反后獲得同僚尊重，但也導致某些歷史細節至今存疑。比如關于江青是否真的修改過重要文件，不同當事人的回憶存在出入，而楊銀祿的版本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模糊。

晚年定居北京亞運村后，楊銀祿拒絕了多家出版社的約稿邀請。直到2010年后，他才同意將部分經歷整理成書。

在書中他特別提到，江青對警衛人員的生活保障確實細致入微：每次外出視察都會準備多套換洗衣物，冬季會提前檢查暖氣設備。這些細節與他描述的嚴苛管理形成微妙對比，也引發歷史研究者對特殊時期權力結構的重新思考。

除此之外，楊銀祿還在書中提到一件讓他至今感慨的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因工作壓力患上嚴重的心臟病，江青得知后特意囑咐工作人員調整他的工作時間，還讓廚師單獨準備清淡的病號飯。

這種細節在后來回憶錄里被反復提及，成為他評價這位爭議人物時少有的溫和表達。作為在江青身邊工作時間最長的秘書之一，楊銀祿親歷了特殊年代權力中心的運作規則，也見證了歷史洪流中個體命運的沉浮。

在近年來的公開活動中，楊銀祿多次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當被問及如何評價江青時，他的回答總是簡潔而克制："歷史自有公論。"這種態度或許源于他特殊的經歷，既見證過權力巔峰的專斷，也體驗過權力崩塌后的荒誕。

在釣魚臺檔案室塵封的文件中，或許還保存著更多未被披露的細節，但楊銀祿選擇將記憶定格在那些改變命運的瞬間，而非沉溺于是非對錯的爭論。

對于年輕一代讀者而言，楊銀祿的故事提供了觀察特殊歷史時期的獨特視角。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管理細節，實則是權力運作的微觀縮影。

從送錯信件引發的牢獄之災，到一部電影改變的人生軌跡，每個轉折點都折射出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生存邏輯。而楊銀祿在回憶錄中反復提及的"農民本色"，或許正是他在驚濤駭浪中保持本真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