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疾人運動會的賽場上，我們容易看到這樣一種場景：失能運動員借助先進的義體技術獲得了如常、乃至于超常的運動能力。碳纖維義體是現代殘奧會中最為主流的運動輔助設備，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的“刀鋒戰士”形象可以說是一代觀眾對殘疾人田徑比賽最為深刻的共同印象，而他在雅典殘奧會的100米項目上所創下的10秒91已經達到一級運動員水平。

在當前的技術語境中，義體的運動輔助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在2024年9月巴黎殘奧會的田徑項目4x100米混合接力決賽中，中國隊就以45秒07的成績打破該項目紀錄，逼近此前由飛人博爾特帶領的牙買加隊在倫敦奧運會上所創下的世界紀錄。而在2023年10月的杭州第4屆亞殘運會開幕式點火儀式上，中國殘疾人游泳運動員徐佳玲佩戴著智能仿生手點燃了火炬，可以看到腦機接口技術在此類比賽中的運用前景。阿加·尼克（Agar Nick）在《真正的人類增強》（Truly Human Enhancement，2014）一書中不乏感慨地提出，殘奧會將在后人類社會真正到來的時刻，消失于歷史舞臺。作為肉體與技術結合的具身化表達，義體的醫療效果不僅限于“治療”，還具有超越人類自身的增能潛力，是當下已成顯學的后人類、超人類、賽博格研究中的熱門議題。但“義體”并非去歷史、去語境的后現代符碼，需要回到歷史語境中去厘清其由“治療”向“增強”的轉變邏輯。

圖1 賽場上的皮斯托瑞斯（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義體（Prosthesis）一詞最早源自古希臘語，于十六世紀中葉出現在英語中，不過早期只是語法中的專業名詞，直至十七世紀才在詞典中獲得了醫療意義上的釋義，即“身體失去的或截除的某一部分的人工替代物”[1]。這個釋義在今天的技術語境下需要更新，而作為技術現實的義體也有遠比這一詞條更為悠久的歷史。希羅多德的《歷史》對假腿的使用早有記載，《左傳》與印度史詩《梨俱吠陀》中也早有相關技術的描述。部分并非從事本領域研究的讀者或許會對“義體”一詞有些誤解，容易將其直接等同于假肢。實際上義眼、假牙、皮膚乃至心臟都可以歸入“義體”這一行列中，換言之，義體可以補全的并非只是軀干，而是廣義上的身體“殘缺”。前幾年風靡一時的《齊馬藍》和《賽博朋克2077》就對這種技術在醫療領域的應用進行了遠景想象，將免疫、記憶等增益功能一并賦予義體。不過作為技術現實的義體，在初期的確多為工藝精美而技術簡單的假肢，一是其投入實踐所需的醫療技術門檻相對較低，二是肢體缺失對人勞動能力的影響更為直接。

根據已發現的文物材料，假肢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開羅趾”。這個由木頭、亞麻和皮革制成的大拇指出土于埃及盧克索貴族墓穴，被認為具有輔助墓主人行走的功能。那我們不禁困惑，為何直至十七世紀，關于義體醫療功能的釋義才進入詞典之中？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其發展史中。

圖2 開羅趾（圖片來源：開羅埃及博物館官網）

曼徹斯特大學杰奇·芬奇（Jacky Finch）博士曾復制“開羅趾”，并招募失去右腳大拇指的志愿者試用。從她發表于《柳葉刀》上的實驗數據可以看出，盡管這個人工大拇指的技術水平遠低于當下醫療產業，但在步態分析實驗與用戶體驗中卻有相當良好的表現。可以想見，這位兩千多年前的制造者對人體構造與工程有多為精妙的認識，其造價也必然是不菲的，這類具有實際功能的假肢也的確是貴族的專屬。在“開羅趾”之后，木質假肢長期成為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直至15世紀后隨著文藝復興對手工技術的推進，兼具審美性與實用性的機械結構義體才開始興起，并逐步取代了木質假肢。在那個重新發現人的時代，如何欣賞殘缺的肢體、如何補全殘缺的肢體也成為重要的命題。彼時已經出現像德國著名的“鐵手格茨”騎士一樣指節可移動的鐵質手部假肢，法國外科醫生安布魯瓦茲·帕雷(Ambroise Pare)在1564年所撰的多本外科手術書籍中繪制出模仿真實肢體的機器假手，在戰爭中受傷的士兵身上進行臨床使用，并分別于1575和1585年整理、設計出具有現代假肢雛形的假手和膝下假腿，不過他仍在設計圖上冗長地寫著“用于治療的人工下肢”（pourtraitt des iambes arifcielles）。威爾斯（David Wills）認為，假肢的醫療釋義在此進入詞典還與新教改革中知識與學科的重組有關，“Prosthesis”還意味著知識型更替在修辭上的體現。不過平民想要享受到精妙的假肢技術依舊不容易，在尼德蘭畫家彼得·勃魯蓋爾筆下，殘疾的乞丐們只能使用簡易的木棍來支撐身體。

圖3 彼得·勃魯蓋爾《乞丐群》 1568年版（圖片來源：盧浮宮官網）

實踐中，義體技術在臨床醫療的參與程度與范圍，始終受到技術水平、制造成本與社會需求的多重制約。如果在戰斗中失去手臂的海盜們能輕易地獲得帕雷醫生那造型優美、功能齊備的義體，歷史上恐怕也不會留下經典的鐵鉤手形象。工業革命中大工廠模式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國家在戰后讓在戰爭中受傷的殘疾者重返崗位的愿景，也都推動了義體技術的精細化、批量化與商業化生產。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被用光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1839）即是誕生于該語境中的早期義體想象。“我”驚訝地發現準將的真身不過是一個在戰場上身體殘缺的大肉球，被揭露真身的史密斯不僅不以為意，還不斷向“我”洋洋自得地介紹哪個店鋪能買到想要的優質假體，而他正是從南北戰爭重返家鄉的傷殘士兵的縮影。福特更是放下豪言，要通過技術來制造“由缺手、少腿、眼瞎的人操作的完全理性化的工廠”[2]。我們追溯假肢的歷史時已然發現了其與力量之間的親密關系，機器義體在增強身體機能的同時，也埋下沖突的隱患，這是科幻中屢見不鮮的題材，如《星球大戰》(Star Wars, 1977)、《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明日邊緣》(Edge of Tomorrow, 2014)、《極樂空間》(Elysium, 2013)、《戰斗天使阿麗塔》(Alita: Battle Angel, 2019)等。當維多利亞時期的羅伯特·西摩尚在幻想蒸汽的機器外骨骼如何增強人類移動的能力，2154年的人類已經操控著阿凡達來到潘多拉星球掠奪資源。義體和力量之間的關系已經老套，畢竟我們在科幻的廉紙雜志時期就已經閱讀過無數模板化故事。

在義體技術尚不能廣泛投入日常治療的年代里，制造精美的假肢往往是貴族的象征或者戰爭的勛章，而在當下技術語境中，義體則作為日常技術與失能、養老、人類增強的日常實踐有更為緊密的關聯，并在機械外骨骼、神經假肢等技術中表現出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生物醫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尤其在腦機接口正式投入臨床使用后，神經義體技術的推廣成為可能，人們可以通過采集、解碼神經信號驅動外部效應器實現運動障礙補償[3]。在今年7月的《自然·醫學》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團隊宣布自己已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可以通過新的神經假肢接口，幫助截肢者自主控制仿生義體。雖然新的義體技術距離日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比如作為神經假肢重要前置技術的腦機接口就一再因倫理問題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叫停。但科幻不受現實制約，可以突破時空屏障、忽視倫理疑難，暢想義體技術實現“超越治療”后的未來圖景。《機器戰警》的墨菲似乎是一個典型案例，除面部外，他所有的身體部件都被替換掉，但他所遇到的問題是超越故事時代的，并因為義體化而徹底被撤銷社會身份。這不僅觸發了忒休斯之船的警報，也讓我們不禁發問：如此成熟的改造技術難道是憑空出現，而沒有已經投入社會使用的先行技術建立公眾心理預防嗎？故事中缺位的醫學倫理審查制度究竟發展到何種程度，為何與故事語境中的技術水平不同步？墨菲所接受的身體改造幾乎改變了他的物種，而如此徹底的身體變化對主人公認知模式的影響只是失去記憶嗎？不論是新技術缺乏法律的監管，還是無法處理乃至無法預知的后遺癥都是義體技術繼續發展中的現實阻力，其對人類認知模式、知識模式乃至社會結構都不啻為一場潛在的風暴。

“身體轉向”本就是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的重要關鍵詞，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宣稱“一切從身體開始”后，法國的后結構主義將身體作為一個重要的立場展開了對意識哲學和理性主義的批判，并以此作為基礎，展開了關于身體的社會理論[4]。身體不再是靈魂、意識的對立物，身體擁有了自我的地位，而在福柯等理論家那里，身體的感受甚至反作用于意識，殘缺、畸形、疾病都是迥乎不同的認知與思考模式的背后推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23年親歷喉癌手術中的假體移植后，就在《一種幻想的未來》（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1927）中將裝配假肢的人類描述為“懂修補術的上帝”，因為“當他配備所有輔助器官時，他的確氣勢恢宏”，雖然有時也憂慮于“這些器官并不生長在他身上，這些器官有時也會令他煩惱不已”。在《文明及其缺憾》（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中，他又再次感慨，“人類每發明一件工具，或是在使自身器官更完美，或是在移除對其功能的限制”。“義體”作為身體與技術之間的媒介，也不再是不加審視的人造之物，其意味著區別于自然進化的另一種人工進化經驗。

創作時間更晚的兩部作品則想象了高度發達的義肢技術成為生活日常后遇到的倫理問題，也與當下的社會現實關聯更密：《齊馬藍》中輔助記憶系統已經高度成熟，人類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將記憶與選擇的權力讓渡給機器，以使事件都有最優解；《丑人兒》中整容術不再是對人體缺陷的修補，因為丑已經成為一種病癥，所有人在成年后必須接受手術，而經過修補的美麗軀殼才有資格進入光明世界。在第一個故事中，使用者默許義體記憶輔助真實記憶，致使人愈發依賴機器，讓自身的記憶能力退化，也讓自身的選擇趨于工具理性。在第二個故事中，生理區隔越過經濟、政治成為劃分社會等級的重要依據，身體被迫標準化。正因為人類肉體柔弱，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賦予“義體”（prothèse）指代一切人類技術的權力，他在重釋《普羅塔戈拉篇》中的人類起源神話時將技術指認為人類的第二起源。神令艾比米修斯造生萬物，并賜他裝滿各種能力的口袋，他慷慨地將其贈予動物，而輪到人類時已然一無所有。他的哥哥普羅米修斯為了彌補這個錯誤，便從工匠之神那里盜來技藝。

如此一來，人類就可以制造不同的義體來彌補天生的不足。安德斯(Gunther Anders）的重釋則來到盜火之后：普羅米修斯在機器樂園中成為侏儒，過去幾百年的勝利在此時變為自卑與苦澀。在安德斯那里，人類造主因為不似機器完美而感覺到羞愧，甚至為了更好地與技術融合而改造自身，比如為了適應宇宙飛行，人不得不鍛煉自己對離心力的適應。人的創造性通過使自己變成自己產品的產品而得到不斷地提升。人的軀體會變成怎樣，完全取決于機器的需求，造物者與創造物的顛倒，使得人成為機器可獲得的材料，義體與本體也隨之顛倒。福特的超級工廠、因過度義體化而失去本原記憶與身體的人正是這種隱喻的具象表達。而安德斯則將這種模式稱為技術官僚主義政治，技術統治人，而非人統治技術。

即使在后人類陣營，甚至是對技術更為樂觀的超人類陣營里，義體的技術實踐也是充滿疑問的。但一切總是頻頻回到取消身體邊界、去人類中心、機器代人這類大詞的原點，流行的故事總是這樣發生：在我們并不知道時間的賽博世界，義體手術發生在細雨迷蒙、光怪陸離的巷子深處，非法診所輕易讓平平無奇的智人脫胎換骨，托拉斯以絕對優勢占據著資源與地位，技術在井噴后卻變得廉價，義體技術的發展程度成為衡量科技發展水平與展現視覺奇觀的工具。而回到真實的技術史中，才能重新發現義體的真實影響及其隱喻究竟指向何處。當我們在觀察義體在當下用于治療的真實狀況時，也應當思考將以何種模式超越治療，而其對治療的超越又將引來何種倫理困難。

作者簡介：黃亞菲，重慶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幻文藝與比較文學。

本文系重慶大學研究生科幻創新重點項目“百年中國科幻中的人類增強想象研究”（2023CQSF0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Wills, David. Prosthes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5.

[2] Seltzer, Mark. Bodies and Machin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0-11.

[3]王天威,崔翯.腦機接口與運動假體[J].科學,2022,74(06):5-8，69.

[4]汪民安,陳永國.身體轉向[J].外國文學,2004,(01):36-44.

刊發于《世界科幻動態》2024年第3期，以最終印刷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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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幻動態》征稿信息

排版：沈　丹

編輯：林雪琪

審定：李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