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兩年前看過小西兄弟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一些油膩的“成年人語言”,比如什么“家丑不可外揚”“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不能讓社會適應你,你只能去適應這個社會”“嫌xx不好,有本事你去xx啊,沒本事就別瞎BB”這類超級現實主義的話語,我跟小西兄弟很有同感,對這些油膩的、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成年人雞湯”很反感。
同樣,在國際關系領域,也有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于網絡的所謂“至理名言”。比如,什么“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比如“弱國無外交”,比如南開大學已故艾教授生前經常聲嘶力竭地高喊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尊嚴只在劍鋒之上”,如此等等。看似很有道理,也感覺很爽很過癮,但仔細想想,這些話語的共同問題在哪里?
這些話語的共同錯誤就在于,他們信奉“強權即公理”,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烈的“凡爾登絞肉機”戰役。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那一套自然法則運用到人類社會中來。通俗地說,社達思維,就是中國人俗語中所說的“恨人有,笑人無”。多年的媳婦終于熬成婆,也要當一回惡婆婆,欺負自己的新媳婦。而且,在我們的社會里,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更多的卻是那些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大多數人痛恨某種特權,僅僅是在他們不享有這種特權的時候。“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人無比熱愛這句話——其實多是在自己沒有能力、沒有權力的時候。大多數人并不是真的痛恨既得利益者,只是痛恨既得利益者不是自己的現實。其實,我們經常會發現,越是出身社會底層的人,往往越推崇“人上人”,越想當“人上人”,越害怕人生失敗,因為他缺乏安全感。比如像《狂飆》中的高啟強,他這一輩子不是當“人下人”,就是當“人上人”,唯獨沒當過“人中人”、正常人。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就是典型的社達思維。2023年,一位新西蘭教授給一名中國留學生的論文打了零分。因為這名中國留學生在論文中宣揚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所謂“古訓”。關于此論文,這位新西蘭教授憤怒地對這名中國留學生發出了靈魂質問:“為什么一定要成為人上人?那其他的人怎么辦?為什么要將你的同胞都劃分為三六九等?人與人之間難道不應該是平等的嗎?”
2023年2月,四川綿陽一學校高考沖刺百日大會上,一名高三女孩發言
“吃得苦中苦”,是不把自己當人;“方為人上人”,是不把別人當人。社達思維是一種不要良性競爭、只要惡性斗爭的思維。我在2023年的公眾號文章《“學習的目的不是成為人上人,而是讓世界上沒有人上人”》中說:
在我看來,我們歷史上的一些古訓實為糟粕。什么“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不否認在古代傳統社會有激勵底層民眾向上流動、改變命運、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改變階層固化現象的積極意義,“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說的就是這種現象。但在現代文明社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種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理念則應該堅決摒棄。有了“人上人”,就必然有“人下人”。而人憑什么要有“人上人”與“人下人”之分?無論任何人,都沒有資格成為高人一等的“人上人”。一個文明的社會,培養的不應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下的“人上人”,而應該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人中人”。人中人,求知、求真、求善、求美,守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同價值,增益共同福祉;人上人,追求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車馬多如簇。子女教育也應如此,與其“望子成龍”,不如“望子成人”。
在我們的社會里,社會達爾文主義信奉者眾,覆蓋面廣,市場廣大,社會階層覆蓋高中低,思想理念跨越左中右。尤其在極左、極右這兩類人群中最有市場。極左忽悠庸眾,極右迷惑精英。極左和極右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表現形式方面又各有不同。
極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主要表現為這些年來充斥網絡的那些“戰狼”流行語,什么“清場式遙遙領先”,什么“列強竟是我自己”,什么“看到祖國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什么“將來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似乎已經全然忘記了我們自己也曾經是國際社會的弱者,也曾經備受強者的欺凌,也曾經是“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鮑鵬山老師說得真好:“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交往中,整天對別人說‘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那你還有朋友嗎?還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嗎?”
鮑鵬山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講《新說水滸》。
極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主要表現為精英主義的優越和傲慢,認為底層人都是愚蠢的、無可救藥的、不值得同情的、甚至不配活著,“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他們的認知配得上他們的苦難”。正如肖瑜老師所說,這些極右社達主義者往往是“內心深處住著極權的偽自由派人士”。在西方社會,像德國選擇黨這樣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果追溯到他們的鼻祖希特勒那里,推崇的就是種族主義、復仇主義、沙文主義這一套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發揮到極致的法西斯主義。
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普遍具有濃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是一種對自然法則進行社會化移植的理念,慕強凌弱,煽動民粹,崇尚強權而非普適價值。就這一點而言,極左與極右的價值觀殊途同歸,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底層邏輯是一致的。所以,我覺得,支持南開已故艾教授的那撥人,和今天支持美利堅懂王的那撥人,這兩撥人在本質上是一撥人。我也常常在想,中國的極左分子如果投胎在日本,一定會是最狂熱的極右翼分子。中國的極左分子和日本的極右翼分子雖然政治觀點針鋒相對、截然相反,但他們的那種極端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卻是完全一樣的,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殊途同歸。正如肖瑜老師所說:“極左和極右歸根到底是一回事,他們愛的都是某種政治符號,而從不把活生生的人當作人來看。”自然界的進化論,本就不應當適用于人類的倫理學。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俄羅斯歷史專家肖瑜先生。
三年多前,2022年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的當天深夜,我在朋友圈里悲憤地寫下這樣一段話:
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今天的世界仍然未擺脫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主導。然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使人類逐漸擺脫這種“叢林法則”,而不是固化這種“叢林法則”。我們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人,還要給他們灌輸動物世界的弱肉強食、強權即真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叢林法則”嗎?但人之所以作為人、區別于其他動物,根本在于人類有文明、有理性、講道理、懂良知、定規則。世界仍未擺脫強權的時代,這是事實。但今天現代文明時代的人類如果仍然崇尚、固守“叢林法則”,那么人類文明進化了幾千年的意義又何在呢,又跟動物有什么區別呢?我們要當現代人,而不是拿著手機的“現代原始人”。
共勉!
俄烏沖突戰場上,不屈的烏克蘭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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