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產懸疑劇集形成創作熱潮，引得許多創作者趨之若鶩。是甘冒風險開辟新的風格與范式？還是借鑒已驗證成功的敘事模板？這成為擺在許多創作者面前的難題。

近期播映的劇集《棋士》顯然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一方面移植美劇《絕命毒師》的人物設定與敘事框架，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小城懸疑、反派主角、時代創痛等當下國產懸疑劇流行的敘事元素。但從呈現效果來看，最終淪為一場高開低走、有形無神的敘事縫合實驗。

美劇模式的本土移植

《棋士》以世紀初南方小城為背景，講述落魄圍棋教師崔業因生活重壓，在一次陰差陽錯中卷入銀行搶劫案，被迫與小混混夏生組成搭檔走上無法回頭的犯罪道路，并與身為刑警的兄長崔偉展開一場兄弟鬩墻的貓鼠游戲。

從人物塑造和敘事框架來看，該劇明顯是《絕命毒師》的漢化版本。高智商教育工作者因生存危機意外卷入犯罪的故事設定，與后者如出一轍。兩部劇的主角沃爾特與崔業均面臨人生絕境，妻子提出離婚，兒子存在健康問題。同時，二人又都與警察親屬（沃爾特的連襟漢克、崔業的哥哥崔偉）形成黑白對立，以此強化戲劇沖突。崔業與金夏生的犯罪組合也直接復刻了《絕命毒師》中沃爾特與杰西的“高智商策劃者+魯莽執行者”的設定。

將美國西南部戈壁荒漠的犯罪史詩移植到千禧年前后潮濕多雨的中國南方海濱小城，這種本土化的改造十分考驗創作者的能力。《棋士》的前幾集憑借緊湊懸念與細膩市井刻畫吸引觀眾，但中段起敘事節奏失控——崔業一家的香港游、崔偉的東北行、金夏生的熱戀等支線突兀插入，修車劫案、街頭斗毆等冗余情節拖累主線。

更明顯的問題在于，該劇雖以“棋士”為名，但也只是將“棄子”“布局”等一些圍棋術語機械套用于犯罪計劃，即便一再突出主角崔業工于心計的性格，但也未能建立起圍棋思維與犯罪邏輯的實質關聯。相比之下，《絕命毒師》中化學知識與制毒過程的結合更為自然。

與《絕命毒師》嚴密的情節邏輯相比，《棋士》在情節編織上漏洞也頗多。例如，崔業是如何在香港一行和開設大師班后就迅速將詐騙富商王紅羽得來的巨款揮霍將盡？創作者并未就此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只是為崔業的第二輪犯罪提供一個牽強的動機。顯然，整部劇既未體現東方謀略的智慧，又缺乏美式犯罪劇的精密邏輯，高智商犯罪只能說徒有其表。

難以共情的反派人物

《絕命毒師》里的沃特，是文藝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anti-hero）或“惡棍主人公”（villain protagonist）形象。《棋士》在崔業等反派人物的塑造上也沿襲了這一路線。同時，該劇明顯呼應了近些年來國產懸疑劇越來越濃厚的反派情結。

從張東升（《隱秘的角落》）、王興德夫婦（《開端》）、李承天（《回來的女兒》），到高啟強（《狂飆》）、沈墨（《漫長的季節》）、黃宗偉（《獵冰》）、劉白（《風中的火焰》）……迷人的反派層出不窮。反派的魅力，主要在于可以展現人性的灰度，滿足觀眾越軌的想象。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當下創作者尤愛賦予反派人物以悲劇命運，以他們由善轉惡的人物弧光引發觀眾的同情與憐憫。

《棋士》雖然努力塑造不同類型的反派，但總體而言魅力不足。例如富豪王紅羽在人物設定上頗有幾分《絕命毒師》中“炸雞叔”的影子，但其覬覦崔業妻子等行為動機顯得牽強，缺乏美劇中黑幫大佬的權謀深度。次要反派金夏生的工具人屬性強烈，他與紡織廠女工夏雨突兀的感情戲也并未能為人物增色。

更為遺憾的是，作為核心角色的崔業，并未體現出太多令觀眾共情的特質。《絕命毒師》中，沃爾特的黑化是一種“漸進式墮落”，從庸常中年慢慢墜入人性深淵。對比之下，崔業的黑化顯得有些生硬突兀，心理轉變缺乏中國式生存困境的細膩鋪陳，“火燒修車鋪”等段落更像是為人物轉變而設計的程式化轉折。王寶強的陰郁演繹雖具亮點，但其草根氣質、臺詞能力與“高智商棋士”的設定始終存在裂隙。

創作者試圖從內外部動機的雙重角度來刻畫崔業的犯罪根源：一方面將他走上犯罪道路歸咎于兄長壓迫、夫妻失和、社會擠壓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又通過他兒時用溺水方式騙取哥哥同情以至于放棄就讀警校等段落展現他不擇手段的陰暗本性。

這種辯證動機看似全面，實則導致角色撕裂——前半段他是被命運碾壓的可憐人，后半段卻突變為剛愎自用的控制狂。人物從可悲滑向了可恨，越來越無法引發觀眾的同情與憐憫。文藝作品可以塑造純粹令人恐懼與厭惡的反派人物，但核心角色如果除了可惡之外毫無其他可愛之處，以至于無法讓觀眾展開情感投射，那么整部劇的情動效果自然會大打折扣。

小城敘事的懸浮困境

除了反派人物，《棋士》吸納的另一種懸疑劇熱門模式便是小城背景下的時代傷痕敘事。近年來，許多國產懸疑劇特別偏愛選擇小城作為敘事空間。尤其是《漫長的季節》等作品打造的由小城景觀、年代質感、歷史創痛、文藝腔調與人性開掘相疊加的文藝向、人性向懸疑，儼然成為被競相模仿的“爆款配方”。

小城懸疑的流行，一方面在于其市井氣息濃烈，更能展現真實的生活氛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小城熟人社會復雜纏繞的人際關系和成長記憶特別適合用來編制懸念、制造故事迷宮。尤其是當小城與特定歷史事件（如國企改制、市場浪潮等）深度綁定時，往往更易成為以懸疑劇開掘社會議題的切口。

《棋士》顯然試圖通過潮濕、頹敗的小城，來展現現代化進程中的某些失序狀況，以及以崔業為代表的邊緣人物的生存境遇。但該劇的歷史反思與人性解剖，是通過簡單的二元對立方式完成的：一方面，以崔業與崔偉這對一文一武的兄弟形象，展現中式家庭特有的愛恨交織的混沌關系；另一方面，以知識分子崔業與唯利是圖的富商、校長等人構成的對立陣營來反思市場大潮中的功利主義。

但問題在于，該劇對時代創傷的呈現僅停留在一些功能性的對話、人物與符號上，未能深入肌理。創作者原本可以借助崔業這位不合時宜的舊人物，來深挖市場經濟大潮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掙扎，將這位“棋士”塑造為理想主義的“騎士”。但卻一直沉浸于展示他腹黑心狠、睚眥必報的一面，錯失深挖時代精神困境的良機。

好的歷史懸疑故事里，人物與時代應該互為鏡像。《狂飆》中安欣與高啟強的對峙背后是狂飆突進的現代化進程中法理精神與人情傳統的沖突；《漫長的季節》里，落寞的父親王響映射了國企大規模改制背景下父一代的集體失落。但在《棋士》里，我們似乎只能看到被精心計算的類型配方，被重復利用的時代銹跡，看不到棋子般的小人物在時代颶風中真實的震顫。

最終，《棋士》試圖以美劇敘事框架嫁接本土現實議題，卻在模仿與創新間進退失據，陷入有形無神的困境。創作如同對弈，需凝神靜氣，忌求近功。真正的棋士不應在前人的棋盤上邯鄲學步，而要在歷史與時代的縱橫線里去構造屬于自己的敘事棋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