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嵐自畫像

80后王嵐是一名古籍修復師，在首都圖書館古籍部任職已經十余年。她說作為一名古籍修復師，自己的使命就是讓歷經蟲蛀、水浸、火蝕的古書煥發新生。近日，她出版新著《微相入——妙手修古書》，以散文筆法，穿插她擅長的淡彩畫，描繪出不同于以往的古籍修復師的工作狀態，打破了不少人對古籍修復的刻板印象。

王嵐的工作是修古書，多年來還一直熱愛畫畫、彈古琴、寫詩詞，這些都呈現在了她的新書中。她也是如此介紹自己：主業古籍修復，擅接補卷中殘紙；閑時繪畫怡情，執筆墨調染丹青；兼以古琴娛心，共弦外一溪流云。這樣一位蕙質蘭心的女修復師，有著怎樣的人生故事？

個人一張紙都不能帶出去

重視紙甚于文字

在人生的軌跡里，有些選擇看似偶然，卻又像是命中注定。王嵐與古籍的緣分便是如此。她出身于一個普通家庭，作為家中獨生女，從小就對藝術有著獨特的感知力。專科選擇美術專業，畢業后，來到了首都圖書館，在采編中心開啟了職業生涯。

那時候的她，每天與各類書籍和采編任務打交道，雖忙碌卻也充實，期間，她還到清華美院學習了裝潢藝術專業。2007年，一個契機悄然降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始實施，首圖古籍修護崗擴招。對于王嵐來說，這個消息就像是一顆投入她心湖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她喜歡國畫，對傳統文化本就有著深厚的情感，于是，懷揣著對未知領域的好奇與期待，2008年，她踏入了古籍修復室，就此開啟了與古籍相伴的時光。

剛進入古籍修復領域，王嵐就發現，雖然自己有著美術基礎，但古籍修復是一門截然不同的技藝，一切都得從頭學起。在那個時候，古籍修復專業在高等教育中還未普及，行業內也缺乏系統的培訓體系。國家圖書館偶爾會為各館的從業人員辦班，王嵐抓住這些難得的機會去學習，回到館里，就和同事們邊修邊學。

從最基礎的訂書開始，慢慢嘗試修復一些簡單的古籍，再挑戰難度更高的。那時候，修復室里只有四個人，組長比王嵐早來兩年，偶爾會指導她，而原本的老師傅在她進來一年左右就退休了。沒有專業的教材，也沒有成體系的教學，他們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行。這種“半路出家”的學習方式，卻也讓王嵐對古籍修復逐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古籍修復作為一門傳統手藝，師帶徒的傳承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在王嵐的修復生涯里，她一直希望找到一位合適的師父。

早期，很多圖書館都意識到了傳承的重要性，紛紛建立傳習所，邀請老師傅們入駐，為年輕的修復師們提供學習機會。然而，首都圖書館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未能建立傳習所。看著同行們有師父指導，學習之路更加順暢，王嵐難免心有期待。

沒有師父在身邊言傳身教，王嵐一邊埋頭自己鉆研，一邊四處找館內外的同行們請教。去年，首都圖書館成立了傳習所。為了符合傳習所的要求，館里在辦公面積、人員配備和設備采購上都下了很大功夫，還邀請到了國家圖書館的劉建明擔任導師。劉建明的師父是張士達先生，張先生曾在琉璃廠中國書店修書，后來被國圖請去修復了許多珍貴的宋元刻本。

能夠成為劉建明的徒弟，王嵐感到無比幸運。在師父的指導下，她對古籍修復的技藝掌握得更加系統，對這門傳統手藝背后的文化內涵也有了更深的領悟。“修書一定要心靜，心不靜就會反映在手上。我們有時候揭紙，那真的是大氣都不敢喘，一點一點拼，比拼圖難多了。”

首都圖書館館藏古籍四五十萬冊，王嵐說：“我們館的書出館需要館長簽字，個人是一張紙都不能帶出去的，所以說這個工作的職業責任感要很強。干這個工作，我們只知道書的破損，完全不了解它的市場價值，我們重視紙甚于重視文字。”

修復之前先制定修復方案

有時一天最多修兩頁

王嵐的工作臺，有許多簡單而又實用的工具。起子、針錐、紙墻、案子，這些看似普通的物件，是她修復古籍的得力助手。她介紹說這些隨心趁手的工具，大都是自己親手所做。比如薄如刀片的“竹啟子”，是修復師手邊的常備工具之一，用于修書和裱畫時裁紙、揭挑書頁、劃折印痕等，也可寫作“竹起子”。王嵐偏愛“啟”勝過“起”，因其有著“啟程”“開端”的含義。竹木溫潤，不似美工刀的鋒利，更貼合紙張的柔韌，這也像王嵐的性格。

每一本待修的古籍從書庫里提出來后，都要經歷一套嚴謹的流程。“組長會先對古籍進行定級，評估破損情況，隨后加上相應的標簽。修復師們根據自己的技術水平選擇待修復的書籍。如果想要提升技藝，可以選擇破損嚴重的；如果覺得自己還需要更多練習，就選擇相對簡單的。”

在修復之前，王嵐都會先制定修復方案，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她要仔細觀察古籍的破損情況，判斷紙張的材質、酸化程度，還要考慮墨色是否會洇染等問題。方案確定后，她要將其詳細地寫下來，“修復準則要求修復的每一個步驟都要落實到文字上，同時還有修復記錄表，明確每一個環節的責任人。”

修復開始前，拍照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正面、側面、破損嚴重的地方，每一個細節都要記錄下來，以便在修復后進行對比。接著，用鉛筆在每一張書頁的縫線底下輕輕寫上編號，因為古代的書大多沒有頁碼，這樣做是為了確保修復過程中不會弄亂書頁順序。

修復過程中，王嵐會根據書頁的破損情況進行修補。一般先補中間，再補四周。如果書頁四邊酸化嚴重，就需要接紙。修書盡量不做托裱，這也是修書與裱畫的重要區別。遇到難接的紙，比如沾有工業膠的，可能需要花費幾天的時間才能處理好。有一次，王嵐修復一套酸化特別嚴重的古籍，她發現書頁稍一沾水就容易粉化，只能小心翼翼地操作，一天最多修兩頁，而且還不能連續修，因為頸椎病是修復師的常見職業病，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脖子承受不住。

關鍵的配紙環節，王嵐更是慎之又慎。不同的古籍要用不同的紙來修復，麻紙、竹紙、皮紙等，每種紙都有其獨特之處。她需要根據古籍的年代、材質和破損情況，選擇最合適的紙張，正如她在書中給“紙”一章的壓題詩：裂帛零落寄無憑，漫尋仙衣連斷續。

“老師傅們常說，補紙選得好，修書就成功了一半。可見選紙的重要性，適宜的補紙與精湛的修復技藝是彼此成就的。”

王嵐的案頭，和大多修書人一樣，也積攢下一盒又一盒舊紙頭，有時候為了找到一張合適的紙，她拿著待修的書站在紙架前躊躇，腦中閃過某次見到的適合的紙張，“放在哪一層了？”

用水彩畫表達對古籍修復的摯愛

在王嵐的生活里，除了修復古籍，還有一個重要的愛好——畫畫。她喜歡用水彩畫速寫，無論是出去旅游還是日常閑暇，畫筆總是不離手。而她的這些愛好，也為她的古籍修復工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靈感。

有段日子，王嵐無法像往常一樣在工作室修復古籍，但她對手工活兒的熱愛卻停不下來。長時間不做修復，她心里、手上都癢癢，便想到整理以前的修復檔案和照片。

看著那些熟悉的修復工具和場景，王嵐突發奇想，用水彩畫起了她最熟悉的這些畫面。她畫了一張又一張，畫作靈動唯美，充滿生活氣息，也體現了她對古籍修復的摯愛。

畫多了之后，王嵐又有了新的想法——圍繞修書寫點什么。最開始，她以修書工具為主，寫如何制作糨糊、“竹啟子”等，還開了一個公眾號，工作中的趣事、遇到的難題、修復的心得，她都一一復盤記錄下來。

2020年開號后，王嵐更新很慢，因為她每篇文章都寫得很長，但沒想到本來只是想當作隨筆記錄的文章受到了很多同行的喜愛。隨著文章數量的增加，北大出版社的編輯王應聯系上了她，希望能將這些文章集結成書出版。

一開始，王嵐不敢相信是真的，直到收到合同。但她又有些忐忑，畢竟古籍修復是一門傳統手藝，老先生們出的書都很正統，她擔心自己用漫畫和隨筆的形式來寫會使人產生誤解。她向杜偉生、萬群等業內前輩請教，老師們都鼓勵她相信出版社的眼光。于是，在眾多師友的鼓勵下，王嵐在對公眾號內容進行大量增改后，這本名為《微相入》的小書誕生了。

書名“微相入”，緣于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的記載：書有毀裂……裂薄紙如薤葉以補織，微相入，殆無際會，自非向明舉而看之，略不覺補。這是我們沿用至今的修書方法。王嵐說：“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撕出如薤葉般窄小的紙條，用以修補書中斷裂。‘微相入’這個詞精辟、準確地描述了補紙與書頁粘接、微微相搭的狀態，操作精細入微，修補痕跡難以察覺，與今日文物修復理念中所倡導的修舊如舊和最小干預原則亦相契合。”基于對“微相入”的偏愛，王嵐將自己的第一本書定名為此。

麗江巧遇東巴紙

在書中，有一篇關于“修書宜紙”的文章，王嵐記錄了在配紙過程中在麗江巧遇東巴紙的過程。采訪中，王嵐將這個故事又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原來，還有不少她沒有“記錄在案”的趣事。

王嵐說，曾讀過浙江圖書館汪帆老師的《尋紙》一書，這本書為她了解中國傳統手工紙工藝和發展演變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她也因此開始在旅行中留意沿途的紙坊，去云南麗江遇到東巴紙，便是其中一例。

那原本是一次計劃中的家庭旅游，卻因孩子突然發燒，改成王嵐獨自前往。東巴紙是麗江著名的旅游產品之一，王嵐記得十幾年前來到此地時，販賣東巴紙的鋪子還多是路邊攤，攤位旁坐著納西族老人，為買紙的游客書寫東巴文祝福語。再去時，路邊攤沒有了，到處是店面一致的東巴紙坊，店主都說不清楚自己所賣的紙從何來。

“有朋友告訴我古城里有一位造東巴紙的師傅，我在網上搜，但是沒搜到他的地址。我就到處找，到處打聽，最后是在一個飯館吃飯，跟老板聊天，他說好像是住在旁邊夾道里。我進去找，找到一個大院子，看到了東巴造紙非遺傳承人和秀昌老師。他發現我對東巴紙特別感興趣，跟我聊得挺多。”和秀昌的父親以前就是一名東巴（東巴是納西族對傳統宗教神職人員的稱呼，意譯為智者），在納西族村子里，東巴掌握各種技能，包括造紙術，他們認為造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只有祭司才能造紙。

“東巴紙是純手工的制作方式，對這種手工活的辛苦我感同身受，因為我們的工作其實到現在為止還是以手工為主。在和老師那里，真的讓我大開眼界。”跟著第一次見面、漢語不太流利的和秀昌，王嵐從剝蕘花樹皮開始體驗了造東巴紙的過程，第一次看到了長在后山黑龍潭、向陽而生的造東巴紙專用植物蕘花，聽師傅講納西族的民族文化，隨其參觀麗江納西東巴文化博物館。

“我第一次看到蕘花的樣子，這是麗江當地特有的，我當時很想掐一小枝做標本，卻發現它們的枝條相當堅韌，很難扭斷，仿佛極不情愿離開生養它的那片土地。”最終，王嵐用水彩畫下了一枝蕘花。但她知道和秀昌造紙的蕘花不是在這山里采的，而是從他家鄉麗江市寶山鄉果樂村采來的。

去年夏天，王嵐又去了一趟麗江，還想看造紙植物，跟著和秀昌開車近4個小時回了果樂村。這些經歷不僅豐富了她的知識，也為她的書籍增添了許多生動的內容。

現在全國古籍修復從業者已近千人

多年修書，王嵐積累了不少經驗，她貼心地為居家藏書的保護提了些建議。比如不要用報紙包書皮，盡量選用傳統手工紙或加厚宣紙，因為一些報紙紙張酸化快，包裹久了，紙上的油墨會沾染書冊；比如不要用金屬書釘，因為天長日久，金屬釘的銹蝕會在紙上擴散開來；再比如書遭水浸，濕答答地拎出來，不能立刻放到陽光下曝曬，因為高溫會使紙張迅速干燥收縮，使書體嚴重變形，最好的方法是陰干，或者用紙先吸去多余水分，再用塑料布包裹，放進冰箱冷藏。

還有，不要用透明膠帶修補古籍，因為膠帶的黏結力失效后，膠質會滲入紙張纖維，在書頁上形成明顯的褐色膠痕。王嵐說，曾在一冊明刻本中，看到遺留的膠帶痕跡，應該是現代人修復時留下的，“那條褐色膠痕，我用熱水悶透也無法清除。”她希望通過這些知識的傳播，提高大家對古籍保護的意識。

王嵐告訴我，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物修復理論中的三大修復原則，“最小干預原則、可識別性、再處理性”，開始逐漸為國內關注，修舊如舊的理念越發被行業所重視，在古籍修復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在中國臺灣，古籍修復師被稱為“書醫生”，王嵐很喜歡這個稱呼。她覺得自己就像是醫生一樣，為受傷的古籍治病療傷。她在書中寫過掃描急修的活兒，就像急診醫生一樣爭分奪秒；而有時候只修復一點，又像是做微型手術，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細心。

《微相入》出版之前，王嵐擔心圈里人看覺得淺，圈外人又看不懂。沒想到出版之后，圈里的人很有共鳴，說她把修書人的糾結寫出來了，這是在其他的古籍修復書里沒有看到的。圈外有讀者說看了很能讀下去，其中的很多知識點都于己有用。“我就覺得我的目的達到了，能夠讓大家從知識層面了解古籍修復，增加對古籍保護的意識，也是我的一點小小心愿。”

“手工紙在修書人的手邊熬著歲月，歷經春秋，從新紙變成舊紙，一代代地傳下去；修書人的手藝也隨著舊紙，一輩輩地繼承起來。”這是王嵐在書中寫下的一段話。隨著時代的發展，古籍修復行業也在發生著變化，她告訴記者，兩會期間，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陳紅彥曾提到，10年前古籍修復行業從業者不足百人，現在全國從業人員已近千人。雖然人數有所增加，但與亟待修復的大量古籍相比，仍然遠遠不夠。王嵐深感自己作為其中一員，也身負使命。

王嵐深知，古籍修復行業要想持續發展，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至關重要，只有讓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修復的意義和價值，才能讓這門傳統手藝煥發出新的生機。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供圖/王嵐

編輯/張嘉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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