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遠古時期到不久以前，醫學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一直都沒什么治療良策。但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麻醉、手術、抗生素和機械通氣等強效治療措施陸續走向臨床，醫生們第一次有了與死神拉扯的能力。但這種變化也引發了一個新問題，那就是醫學在逐漸增強我們生存能力的同時，也開始侵犯我們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比如心肺復蘇術的應用，逆轉了無數垂死病人的生命軌跡，但隨著這項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危重病人，病人的預后效果其實也在變得越來越差。最終的治療結果往往是病人必須依賴機械通氣和插管喂食存活，不僅毫無生存質量，而且平均的術后生命也十分短暫。所以有些病人在遇到這種情形時，寧可選擇坦然地迎接生命的終點，也不愿意被強行留在病床上。

現代醫學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醫學的初衷是治病救人，但在醫學竭力延緩死亡之時，卻又造成了很多類似植物人一樣的后果，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甚至比死亡本身還要畸形和恐怖。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尊重生命，但如果明知死亡即將到來，而治療會給病人帶來巨大的痛苦，那到底怎么做才算真正尊重生命呢？在選擇治療方案時，是當事人的意愿重要，還是醫生的意見重要呢？這是一個復雜的醫學倫理問題，在不同的文化場景中，往往有不同的審視視角，不妨我們根據作者的講述，看看這個問題在美國是如何被討論的。

直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醫學界還堅持著優先治療的原則，即使病人已經陷入昏迷、徹底喪失了蘇醒的可能性，只要還有生命體征，醫生就不會同意終止治療。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尊重生命的體現，而且醫生如果主動撤去病人的維生系統，還可能面臨謀殺的指控。但1975年發生的昆蘭案，讓事情有了轉機。當時年僅21歲的美國女孩凱倫·昆蘭突發昏厥不省人事，喪失了自主呼吸能力，也無法對外界刺激做出任何反應，檢測顯示她的大腦高度受損，接觸過昆蘭的醫生無一例外地認為，昆蘭絕不可能從昏迷中蘇醒。但醫生仍堅持為昆蘭連接呼吸機，來保證她身體的基本運轉。

在昆蘭入院5個月后，她的父母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孩子以這種方式受罪，于是要求醫生停止治療，撤掉昆蘭的呼吸設備。在遭到拒絕后，昆蘭的父母上訴至當地法院，經過長期訴訟和社會輿論的廣泛討論，美國新澤西州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認定病人有權保留或撤除生命維持設備，當病人無行為能力時，這種權利也可以由監護人行使，而醫生不用承擔相關責任。判決之后，昆蘭的父母終于有權撤下了女兒的呼吸機，但這場訴訟的影響已經遠超案件本身。從此在美國，臨終病人的治療與放棄從單選題變成了可選題，人們對死亡的認知也向理性邁進了一大步。

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對臨終病人的治療呢？對于病人親屬來說，隨著現代死亡過程的逐漸拉長，親屬們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陪伴親人度過生命的最后階段。這個過程并不輕松，因為親屬往往還得承擔病人的護理工作，這對他們的身心消耗是巨大的。有美國的研究表明，積極護理親屬的人比不護理親屬的人高出63%的死亡風險，他們出現抑郁、焦慮、失眠的比例也更高。不僅如此，當病人的生命臨近終點時，親屬還得承擔醫療代理人的責任，他們要在病人喪失表達自己意愿的能力時，為病人選擇治療方案。作者認為，擔任醫療代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因為不管如何去選，最后獲勝的都會是疾病。而且或許是出于對親人的愛，或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真心，醫療代理人選擇的治療方案往往更加激進，有研究顯示，代理人要求對病人積極治療的概率是醫生的6倍。

可有趣的是，對病人自己來說，絕大多數人其實并不希望接受過度治療，原因有很多，比如不愿意再讓親屬承擔更多痛苦，不愿花費高額的治療費用，以及不愿意為了短暫地延長生命而承受太多折磨，等等。作者引用的一項研究發現，最支持讓病人臨終前有尊嚴死去的，恰恰就是晚期疾病病人這個群體，但因為他們人數有限，而且往往不久于世，所以他們的聲音很難引起社會的重視。困境就這樣擺在了一個個臨終病人和他們的親屬面前。治療往往會給病人和整個家庭帶來痛苦，而且也不一定真的延長多少生存時間，而放棄治療則會令整個家庭在情感上無法接受。那什么才是正確的做法呢？

首先，我們應該認真地思考死亡。作者提醒我們，生命都是有期限的，如果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反而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對死亡的恐懼。思考死亡還能減輕人的心理壓力，更輕松的心態顯然有利于延年益壽，所謂消除恐懼的最好辦法是面對恐懼，用在這里確實恰到好處。還有研究顯示，思考死亡可以讓人變得善良，懂得反思死亡的人更愿意參與公益活動，也更愿意向慈善機構捐款。

其次，我們還應該坦誠地談論死亡。在很多文化里，死亡都是一個禁忌話題，人們會竭盡所能地避開與死亡相關的內容，比如英國的一項調查就發現，盡管人們普遍覺得坦誠討論死亡可以改善臨終治療，但只有不到1/3的人曾與家人討論過死亡或者自己對臨終治療方式的偏好。為此我們應該認識到，就算不討論死亡，我們也終將面對死亡，這是無法逃避的。有些人希望安靜地離去，有些人則希望盡量感受身邊的一切，有些人渴望安息，有些人則渴望反抗。毫無疑問，只有表達了自己的意愿，我們的意愿才有可能得到執行，我們才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迎接生命的終點，避而不談永遠不能解決問題。

雖然現代死亡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但或許絕大多數人都認可的是，死亡應該離家近一些，應該少一些隔閡和孤獨，多一些溫暖和尊嚴。而這種情況，顯然是冰冷的機器和插管所無法提供的。不再把死亡當成禁忌，理性地思考死亡，坦誠地談論死亡，這才是面對現代死亡的正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