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報道，近期，美伊即將進行間接高層談判，同時美國又對伊朗核計劃實施制裁，國際局勢再度引發關注。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關于美國最大敵人的討論從未停止，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觀點也備受矚目，然而，他似乎看走了眼。

美國（資料圖）

特朗普在政治舞臺上活躍時，對美國敵人有著自己的判斷。他曾宣稱美國“最大敵人”既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羅斯，而是民主黨，認為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將美國拖入“危險”。在他的認知里，國內“激進左翼分子”破壞美國價值觀，是美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國際上，伊朗等國因地緣政治、核問題等與美國對抗，被其視為威脅。但這些真的是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嗎？當下，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復雜多變，俄烏沖突持續，改變著歐洲安全格局；巴以沖突不斷，牽動著中東地區的敏感神經；全球經濟格局也在深度調整，新興經濟體崛起沖擊著傳統經濟秩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美國的敵人十分必要。

伊朗在中東地區有著重要影響力，其核計劃引發與美國的長期矛盾。伊朗利用地緣政治優勢，在中東事務中積極發聲，支持地區內部分勢力，給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布局帶來諸多阻礙。不過，伊朗在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上與美國差距明顯，且受到國際制裁影響，發展受限。其挑戰更多集中在地區層面，難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并非美國最大敵人。

特朗普（資料圖）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35萬億美元大關，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如此龐大的債務，使美國經濟如同高懸在懸崖之上。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其地位與美國債務狀況緊密相連。一旦因債務問題導致美元信任危機，美國金融體系將遭受毀滅性打擊，進而沖擊全球經濟秩序，這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根本性威脅。

美國政治極化現象極為嚴重。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諸多政策上嚴重對立，從醫保改革到移民政策，從氣候變化議題到稅收政策，兩黨分歧難以調和。這種對立已從政策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政府在決策時往往陷入僵局，行政效率大幅降低。例如，國會在預算案、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等關鍵事務上頻繁扯皮，導致許多關乎國計民生的政策難以有效推行，嚴重削弱美國應對國內外挑戰的能力。

美國社會存在尖銳矛盾。種族問題長期困擾美國，從“黑命貴”運動的爆發，到白人保守群體與少數族裔之間的沖突不斷，反映出美國種族不平等根深蒂固。同時，階級矛盾也日益凸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在財富分配、社會資源獲取等方面差距懸殊，導致社會撕裂嚴重，抗議、暴力事件時有發生，極大地破壞社會穩定，侵蝕國家凝聚力。

特朗普（資料圖）

美國在全球推行霸權戰略，軍事干預過度。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投入巨額資金，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不僅未能實現預期戰略目標，反而使自身陷入戰爭泥潭，耗費大量國力，導致國內經濟空心化問題加劇。在歐洲，美國與俄羅斯地緣政治博弈，引發地區緊張局勢，卻未能有效提升自身影響力；在中東，美國扶持的勢力頻繁更迭，局勢依舊動蕩；在亞太地區，美國推行“印太戰略”，攪亂地區和平穩定，卻遭到域內國家抵制。此外，美國盟友體系也出現松動跡象，歐洲盟友在部分事務上開始與美國保持距離，美國全球戰略面臨困境。

美國這些自身問題已對其產生深遠影響。在國際上，美國因自身問題處理不當，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和信譽受到嚴重質疑，盟友對其信任度下降，國際影響力逐漸削弱。經濟方面，債務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等阻礙美國經濟增長，通脹高企、失業率上升，普通民眾生活受到沖擊。社會層面，矛盾激化導致國內秩序混亂，民眾對政府不滿情緒高漲，進一步削弱國家發展的內生動力。

美國最大敵人并非外部某個國家，而是自身堆積如山的難題。若美國繼續忽視內部問題，執著于對外尋找“敵人”，其全球霸權地位將岌岌可危。美國需深刻反思，將精力轉向解決國內經濟、政治、社會等深層次矛盾，這才是維持其國家穩定與發展的正道，也能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而對于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的現狀也敲響警鐘，在發展過程中需注重平衡內外關系，妥善處理內部矛盾，增強自身穩定性與抗風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