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眾多的中國古代王朝中，唐朝以其尚武的民族精神、雄厚的軍事實力，對周邊其他政權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壓制與戰爭威懾。

同時，唐朝采取兼容并蓄、與鄰為善的邦交政策，使得中國古代史上出現了少有的“萬邦來朝”、“四夷賓服”的外交盛況。

唐朝的尚武之風既源自民族精神的傳承，也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

這種尚武精神在開創盛世的同時，也對后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唐朝的尚武精神迭起于政權動蕩與民族融合之時

唐朝繼承了隋朝大一統王朝的衣缽，而隋朝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王朝，享國僅僅三十七年。因此歷史上曾經將隋唐兩朝并在一起稱為“隋唐時期”。

在隋朝大一統之前，中原地區長期處于戰亂動蕩之中，各種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

在這種特殊歷史時期，唯有足夠強硬的軍事力量，才能保障國家和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權，因此崇尚武力也就成為了統治階級的首要選擇。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北魏孝文帝改革，加快少數民族漢化的步伐。北周政權摒棄鮮卑族的落后習俗，在政治上推崇儒學思想，在軍事上大量地吸納漢族兵源。

民族混居，文化交融，也使原來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漢人形成了“彪悍”的民風。

唐朝延續了前朝民族融合的過程；唐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區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局面。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一個擁有鮮卑血統的家族，李虎（李淵的祖父）妻獨孤氏、李淵妻竇氏、李世民妻長孫氏都是胡族出身。

在唐朝，民族界限并非劃分得涇渭分明，當時統稱“中原人”或“唐人”。也就是說，針對域外，唐朝民族是以國家的概念出現。

《資治通鑒》在唐紀十四章記載，李世民曾說：“自古以來居住在中華地區的人們將外邦異族看得很低賤，但我要平等對待他們”。

注意，李世民說的是中華，而不是中華地區的某一個民族。

唐太宗時期，尉遲恭、屈突通、長孫無忌、長孫順德是鮮卑人之后；唐太宗、高宗時期，大將契苾何力是鐵勒族人；唐玄宗時期名將李光弼是契丹人，多民族充分融合形成了鐵骨錚錚的唐朝尚武民風。

二、“文武不分家”的國策奠定了尚武精神的基礎

唐朝實施的一系列治國強軍政策，從政策導向上，無疑使武人的升遷機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得官方及民間尚武精神蔚然成風。

在唐太宗征兵討伐高句麗時，征兵過程非常順利，史書記載“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就連初唐四杰楊炯都發出了“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慨嘆。

唐朝實行了“文武不分家”的國家治理政策。不同于其他朝代“文人治國、武將守邊”的治理制度，唐朝形成了“出將入相”的政治局面。

初唐時期有李靖、張亮、侯君集、徐世績四位武將擔任了宰相之職，還有更多的武將在朝廷身居要職。

初唐實行了“兵農合一”府兵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朝廷給府兵分配土地，實施稅費減免。

府兵們平時耕種，在農閑時段參加訓練，征戰時自備武器和馬匹，服役期約為20-60歲。府兵制類似于“全民皆兵”的形態，能夠在殘酷的戰爭中生存下來，府兵們只能加強戰斗素質訓練。

武則天實施了拓寬了武人晉升渠道的“武舉制度”。公元702年，武則天擴充“以文取仕”的科舉制度，設置了武舉考試。

“凡習武者，均可應試”，項目設有射箭、武技、體能、策對等，考試結果由兵部按成績分等級，量才授官。此舉更加激發了民間尚武之風，也推動了中華武藝的發展。

唐朝設立了專門獎勵將士“勛官”官職。唐代對隋朝以來的“勛官”制度進行簡化，將勛官演變為明確軍功和獎勵功勛的專職崗位，這一規定增強了官兵建立功勛的強烈愿望。

三、名將傳奇點亮了唐朝各民族展現自我的尚武信心

唐朝名將燦若星辰，這些名將協助大唐開疆拓土、抵御外侵，他們的不朽功績，不但在當朝光彩熠熠，也成為了后世無法超越的傳奇。

初唐名將李靖，大器晚成，協助李世民南平吳會、北清突厥、西定吐谷渾，為唐朝滅掉了四個國家，成為了大唐第一戰神。

當然這里所說的滅掉國家不是消滅，而是使這些敵對國家臣服于大唐，不再與大唐敵對。

初唐名將蘇定方，跟隨李靖作戰，出征西突厥、平蔥嶺、夷百濟、伐高句麗，先后剿滅了三個敵對國家，將唐朝的勢力范圍向西開拓至中亞咸海，向東延伸至朝鮮半島南部。

初唐名將薛仁貴，以平民身份入伍，在征戰高句麗時一戰成名。在隨后數十年中，創造了大敗九姓鐵勒、降服高麗、擊破突厥的功勛，留下了 “三箭定天山”、“脫帽退萬敵”等傳奇。

受到這些名將的激勵，唐代的官員像是個個開了“掛”，自信心爆棚。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受命出使天竺國，不巧天竺國發生內亂，新任國王阿羅那順令人攻擊了大唐使團，還劫掠了貢品。

失敗后的王玄策并沒有退回大唐，而是就近向吐蕃和泥婆羅借了八千人馬，硬是將阿羅那順一家俘獲，創造了“一人滅一國”的傳奇。

中唐還有一個非常低調的戰將，名叫王忠嗣，他被唐玄宗譽為可以與霍去病媲美的戰神。據《新唐書》記載，王忠嗣戰吐蕃時，單槍匹馬殺入敵陣，斬殺數百人，使敵軍驚恐萬狀，自相踐踏。

開元二十六年，王忠嗣率十萬精騎討伐契丹，開啟了三戰三捷的連勝模式，打得奚和契丹二十萬大軍魂飛魄散。

最終，契丹三十六部全部向唐軍投降，之后幾十年不敢作亂。禍害北宋的契丹人，在唐朝將領面前竟然不堪一擊，足見唐朝戰斗力的強悍！

除了盛唐之后的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外，守邊將士也展現出了錚錚鐵骨。

安史之亂后，吐蕃乘機阻斷了唐朝與西域的聯系，但鎮守安西都護府的唐軍將士，卻一直孤守西域四十二年，直至年輕的士兵都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戰士，但沒有一個人投降。

四、“俠客精神”的文化演繹使尚武精神升華到民族理想的層級

邊塞詩是唐朝文人墨客推崇的一種題材；這些詩歌格調高亢、借景抒懷，寫出了唐人的浪漫與豪情，展現出了唐人戍邊衛國、舍生取義的民族情懷。

唐詩中除了邊塞詩之外，還有大量的“劍、俠”題材的詩歌。

比如李白、溫庭筠的《俠客行》，王昌齡的《答武陵太守》，最典型的當屬賈島的《劍客》：“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這首詩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俠客夢！唐代游俠之風頗為盛行，在唐代裴铏短篇小說集《傳奇》里的《聶隱娘》中，就描述了刺客聶隱娘成為名噪一時的傳奇女俠的故事。

俠客不同于一般的軍人的特殊群體，他們可以是以除暴安良為己任的刺客，也可以是意氣用事，被道義綁架的悲情人物，但當戰爭發生時，俠客便義無反顧地加入到戍衛邊疆的隊伍中。

唐朝禁止民間持有鎧甲、弩、矛等武器，但不禁止持有刀劍。

所以唐朝能置辦得起刀劍的民眾，無論文人武士，均佩戴刀劍，凡遇到高興之事，往往拔劍而舞！可見當時“尚武”之風有多么濃重。

唐朝實行坊市制度，在夜間實施嚴格的宵禁措施。這些措施無疑是為了將“尚武”的民風關閉在一個受控的籠子里，最大限度地防止夜間斗毆以及其他一些非法勾當的發生。

五、唐末社會尚武風氣的變化

初唐時期，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尚武風氣盛行。隨著國家和平穩定，社會的財富日益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隨之日益增長，社會風氣漸漸由重武向重文轉變。

盛唐時期，唐玄宗采取了量才用賢的用人方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文人宰相均獲得重用，使唐朝的政治、經濟達到了頂峰。隨著國家治理方針的調整，重文風氣不可避免地在社會各個階層開始蔓延。

唐玄宗時期為了提供軍隊戰斗力，減輕府兵制給民眾帶來的負擔，于公元723年，將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改善了“全民皆兵”的狀況，提升了士兵的戰斗力，但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

府兵制帶有一定的強制性，使民眾形成了為國征戰時應盡義務的思想意識，而募兵制度使得士兵與國家成為了一種雇傭關系。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淡化了民間尚武的風氣。

安史之亂之后，募兵制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加突出，雇傭兵以當兵為職業，誰給發餉就為誰效忠，基層士兵不聽朝廷的指揮，導致募兵成為了藩鎮的私兵。

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執政，社會秩序受到了極大地破壞，民眾人心渙散、顛沛流離。至此，以大一統思想為支撐的、充滿大唐特有自信的尚武之風逐步走向了消亡。

結語：

唐朝是在結束了兩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年的動蕩之后，在隋朝的基礎上開創的中國大一統王朝，歷經二百八十九年，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物質及精神財富。

唐朝的尚武精神形成于民族融合的歷史時期、發展于開放包容、勵精圖治的時代、始終傳承于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自強不息的血脈中。

歷史是一面鏡子，正如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著作《司馬法》所述：“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民風、家風的形成與“國風”息息相關，只有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才能保障社會航船行穩致遠。

參閱文獻：

1．《從軍行》（唐 楊炯）

2．《傳奇·聶隱娘》（唐 裴铏）

3．《劍客》（唐 賈島）

4．《司馬法·仁本第一》（春秋）

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十五（李燾）

6．《資治通鑒·唐紀》

7．《新唐書》（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