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七月二十五日，豐島海面的炮聲撕裂了黃海的寧靜，日本海軍不宣而戰，擊沉了運載清國軍隊的英國商船“高升號”。此刻，東京外務省的一間和室里，陸奧宗光正凝視著桌上那份剛剛擬好的宣戰詔書。這位被后世稱為“剃刀大臣”的外相，面容沉靜如常，手指卻無意識地摩挲著詔書邊緣——那里有一處幾不可察的墨跡暈染，像是他內心深處難以抹去的陰影。窗外蟬鳴如沸，陸奧宗光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還是紀州藩的一個叛逆少年時，曾讀過《莊子·齊物論》里面關于“朝三暮四”的寓言。如今他主導的這場戰爭，不正是對西方列強上演的一出精妙猴戲？只是這次，日本要做的不是被耍弄的猴子，而是那個掌控真實的養猴人。

陸奧宗光的政治智慧源于其獨特的生命軌跡。他曾因參與尊王攘夷運動被捕，度過了四年牢獄生涯。這段經歷在《蹇蹇錄》中被他稱為“思想的熔爐”——正是在陰暗的牢房里，他通過私運的西方書籍，完成了從盲目排外到理性開國的思想轉變。明治十六年（1883年）1月，陸奧宗光因為在獄中救火有功獲得特赦出獄，出來之后，他曾經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定位。這時候，伊藤博文勸他說，“你還是去歐洲留學吧，知識改變命運。”陸奧宗光覺得伊藤博文說得很有道理，1884年（明治十七年）赴英、奧、德等國考察憲政。在西方的日子里，陸奧宗光發了瘋似的研究學習，他對比了各國的議會制度、憲法制度。這段經歷賦予了他國際視野。明治十九年（1886年），陸奧宗光憑借著出色的法律才能進入外務省。

“陸奧外交術”的精髓在于其“虛實相生”的辯證思維。據《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記載：甲午戰爭前，當清國提議兩國同時撤兵時，陸奧宗光在給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的密電中指示：“表面上接受調停，實則加速備戰”。這種“和戰兩用”策略被他比喻為“劍與菊的交替舞”。更令人嘆服的是他對國際法的工具性運用——當“高升號事件”引發英國抗議時，陸奧宗光立即援引《萬國公法》中“運送敵兵的中立國船只可視作戰利品”條款（見《陸奧宗光全集》第3卷），同時秘密向英國媒體泄露清國租用外船運兵的“不義之舉”，成功扭轉了國際輿論。這種將法律條文與輿論操控相結合的技法，遠超出同時代外交官的想象邊界。

《馬關條約》談判展現了陸奧宗光外交藝術的巔峰狀態。當李鴻章以“中日同文同種”為由請求寬大條件時，陸奧宗光在日記中冷靜記錄，此乃清國人慣用之情感訛詐。他設計了一套“階梯式讓步”方案：先提出遠超預期的苛刻條款，再在英美調停下“勉強”放棄部分要求，既滿足實際利益又塑造日本理性形象。特別在遼東半島問題上，陸奧宗光預見到三國干涉的可能性，故在條約中埋下伏筆——當俄國果然聯合德法施壓時，日本以“尊重國際協調”為由體面退讓，卻換來了更大的臺灣權益。這種“以退為進”的謀略，令時任英國駐日公使薩道義在回憶錄中贊嘆：“一個東方外交官竟能將歐洲的強權政治演繹得如此精妙”。

陸奧宗光的外交哲學蘊含著深刻的現代性悖論。他一方面在《蹇蹇錄》中宣稱“國際公法乃文明國之圭臬”，另一方面又在私下信函中承認“所謂公法，不過強者之游戲規則”。這種雙重認知使他成為“和魂洋才”的典型——用西方規則反抗西方壓迫。在朝鮮問題上，他巧妙利用清國宗主權與朝鮮自主權的矛盾，援引《江華條約》中“朝鮮乃自主之邦”條款否認中國出兵合法性（見《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實則是將殖民邏輯反向運用。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位推崇“文明開化”的明治外相，卻保留著傳統茶道愛好，恰與其外交風格形成微妙映照——表面寧靜淡泊，內里機關算盡。

明治三十年（1897年），陸奧宗光在病榻上聽聞德國強占膠州灣的消息。據侍醫回憶，垂死的他突然睜大眼睛喃喃道：“下一局要開始了……”這位外交奇才的預見再次應驗——他親手參與塑造的東亞秩序，終將成為吞噬更多國家的漩渦。今天重讀《蹇蹇錄》，那些精心修飾的辯護詞背后，依稀可見一個后發國家外交官的掙扎與機變。陸奧宗光就像他鐘愛的將棋中的“金將”，既守護著日本的國家利益，又被更大的國際棋局所困——他的所有謀略，終究未能跳出帝國主義時代的殘酷邏輯。

2025年4月12日，那個星期六，當我隨西安交通大學日本校友會和日本華僑華人博士協會的朋友們到東京都臺東區根岸去看被稱為“西宮邸”的陸奧宗光老宅時，感到那飽受歷史滄桑顯得風雨飄搖的地方，浮現出的不僅是一個“陸奧外交”的身影，更是大和民族在現代化迷宮中尋找出口的集體焦慮。這種焦慮，至今仍在日本歷史的回音壁上震蕩不息。（2025年4月14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