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女性難以負擔正規衛生巾的價格，而優質平價的衛生巾供給又長期缺位；為了壓縮成本只能選擇廉價產品，可能又因劣質衛生巾面臨健康風險。為何女性要陷入“要么高價買安心，要么低價賭健康”的選擇困境？

這兩個月，與衛生巾有關的話題熱度居高不下。
繼3·15晚會曝光衛生巾等衛生用品生產亂象后，聲稱“看不下去”的藝人黃子韜于4月11日在直播中透露，他收購了一個衛生巾廠，用全新的設備生產衛生巾，產品獲得了醫護級認證。當晚以1分錢價格發放5萬份衛生巾給顧客試用，并將結合反饋情況，敲定“最終版”衛生巾。直播時，黃子韜分3次上線了衛生巾試用禮盒，均被迅速搶光。
雖然不知道上市定價如何，但目前的試用價無疑是極度誘人的。如果在電商平臺上搜索“散裝衛生巾”，你會發現打著“廠家直銷”旗號、30元200片的衛生巾比比皆是，不少銷量甚至超過10萬，可見消費者對低價衛生巾的需求之大。
沒有從業經驗的黃子韜起碼展示了醫護級認證證書、工廠消毒室、車間流水線等照片視頻，但散裝衛生巾的詳情頁上可能連一個品牌名都沒有，為什么有這么多人敢買這種衛生巾？

4月11日晚，黃子韜在直播間展示產品、醫護級認證證書，以及車間生產過程，通過實驗對比衛生巾吸收率。（圖/直播截圖）

專注月經問題學術研究的公益團隊“月經時刻”研究員李曉琳估算，假如一個女性每30天為一個月經周期，每個周期經期天數為6天，每天更換衛生巾頻率為3次，一片日用衛生巾的價格為1元，一片夜用衛生巾的價格為1.5元；那么平均一年一個女性購買一次性衛生巾的花銷為324元。這對于部分家庭來說，依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月經時刻”研究員李曉琳繪制的“各省份直轄市農村居民經期用品占可支配收入百分比”圖。（圖/受訪者提供）

公益人士陸佳表示，她在鄉村學校開展性教育課程時，發現衛生巾的使用尚未在當地女性中普及開來，“對她們來說，也許用散裝衛生巾還比用衛生紙要好一點”。在這樣的前提下，陸佳擔心，宣講散裝衛生巾存在的問題，可能會加深她們的無力感。
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低收入女性難以負擔正規衛生巾的價格，而優質平價的衛生巾供給又長期缺位；為了壓縮成本只能選擇廉價產品，可能又因劣質衛生巾面臨健康風險。
想買到便宜好用的衛生巾，是我的錯嗎？為何女性要陷入“要么高價買安心，要么低價賭健康”的選擇困境？

誰在用低價衛生巾？

“奶奶73歲的時候，才告訴我們自己被陰道炎困擾。”在《新周刊》相關話題征集的評論區，網友茵茵寫下了這條留言。
茵茵告訴《新周刊》，奶奶吐露心聲后，家人帶她就醫，由于奶奶年事已高，醫生用藥比較謹慎，炎癥難以根治，奶奶身體長期處于不舒服的狀態。
中國引入第一條衛生巾生產線的時間是1982年，因此，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茵茵奶奶沒有使用衛生巾的習慣，布條、草紙就是她們那一代女性的經期用品。醫生診治時表示，年輕時沒有使用正規衛生巾，是導致茵茵奶奶陰道炎反復的主要原因。

（圖/《護墊俠》）

在茵茵看來，衛生巾的短缺造成奶奶那一代女性的月經貧困——因為沒有衛生巾，女性被迫依賴“原始衛生用品”。而“哪怕已經絕經了”，她們身體受到的影響還一直持續。更關鍵的是，茵茵認為，許多與奶奶同齡的同村女性大概率存在同樣的情況，她們囿于觀念選擇不訴說，變成一種更隱秘的苦痛。
今年30歲的茵茵則經歷過另一種“匱乏”。小時候家庭環境不好，她在上大學前都沒有太多零花錢，父母給的錢基本只能覆蓋交通和文具費。茵茵只能從生活費中拼命省下一點錢購買雜牌衛生巾。
“我記得那個衛生巾很厚、很大、很硬，用著很不舒服。青春期特別敏感，走在路上總覺得大家都在看我。”茵茵說，上大學之后，家里經濟狀況轉好，她第一次和室友到超市購買了大牌衛生巾，“用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舒服很多”。

（圖/《以家人之名》）

專注女性公益項目的公益人士陸佳告訴《新周刊》，去年團隊在西北地區一間鄉村學校開展性教育課程，其中一個教學環節是讓孩子在衛生巾上作畫，目的是讓孩子擺脫月經羞恥。
教學過程中，團隊成員聽到當地老師竊竊私語：“這么好的東西，在上面畫畫，糟蹋了。”
接收到這樣的反饋，陸佳和成員們意識到，衛生巾對當地女性來說或許是一種“奢侈品”。“他們未必是在指責我們，只是覺得平時都不舍得用，這么做好像有些浪費。”陸佳說。
陸佳曾想在鄉村開展相關調查，但對現有的團隊而言難度過大，只能中斷。“衛生巾的使用本身就具有隱蔽性。
單看一位女性的外表，你不知道她是否正在來月經，也不知道她使用的是什么衛生巾。像上述老師無意中的‘暴露’，已經讓我們窺探到當地女性的衛生巾使用情況。”陸佳說。

為什么有錢也用不起衛生巾？

在采訪過程中，更多女性反映，令她們真正受困的是一種“觀念貧困”。
正在讀高中的獨生女袁菲生活在二線城市，家中有兩三處房產，但家長平時會嚴格控制她的開銷。“我經期出血量比較大，用的衛生巾多，媽媽會覺得我浪費錢。”袁菲說。

（圖/《生理大叔和他的女兒》）

初二那年，有一次經期提前了，袁菲手足無措，打電話讓母親幫忙買衛生巾送來學校，卻得到母親的一頓痛批。“媽媽責怪我不記事，說工作忙，讓我自己解決。當時離我放學還有七八個小時，媽媽也不讓我請假，怕我耽誤學習。最后我在學校某間教室角落發現了一箱過期的衛生巾，為了不弄臟褲子，只好用上。后來同學知道了，就嘲笑、諷刺、挖苦我。”袁菲回憶道。
15歲以前，袁菲用的是母親買的衛生巾。后來，她每月從幾百元到一千元不等的生活費中省出一部分購買衛生巾。但她有原發性痛經，又得掏一筆錢買止痛藥，這給她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
“困住我的是這個環境。”未成年的袁菲要實現經濟獨立還需要時間，痛經給她身體帶來的傷害卻還在持續。

（圖/紀錄片《月事革命》）

另一方面，觀念是被塑造的。“觀念貧困”可能具有代際性，這導致有的女性即使經濟獨立，仍難以擺脫困境。
27歲的雷小宏使用衛生巾時非常“小心”。來月經時，她通常會在早上墊一張衛生巾，衛生巾上再墊點紙巾，每次只更換紙巾。只要血沒有滲到內褲上，她一天就只換一片衛生巾。
雷小宏從初潮開始，她就一直保持這種習慣，而這習慣是從母親那里“傳承”過來的。雷小宏說，母親在農村長大，因工作搬到城市住之后才開始使用衛生巾，“我媽媽可能覺得，從墊衛生紙到墊衛生巾已經是體感上的大提升了，她沒有教過我衛生巾要怎么選、怎么用、多久要換一次。這種性教育是完全缺失的。”
雷小宏的母親不識字，她只能通過衛生巾包裝上太陽和月亮的標識來區分日用和夜用。“她實在識別不了就會問我，但有的時候也會不好意思問。她可能自己都還沒搞清楚衛生巾到底怎么使用。”
24歲時，雷小宏第一次知道布洛芬可以用于緩解經痛。 她在圖書館學習時經痛發作，坐在旁邊的姐姐遞給她一粒布洛芬。她將新習得的技能告訴母親，但母親已經到了絕經的年齡。“我覺得挺荒謬的，我好不容易知道了一個可以減輕我們痛苦的方法，媽媽卻用不上了。她一輩子都是這樣忍過來的。”
現在雷小宏已經有賺錢能力，但十余年的習慣難以完全扭轉，她仍然盡可能在衛生巾上省錢。“當然，我也有許多意識上的進步，現在我更關心自己的身體。比如經期第一天和第二天用貴點的液體衛生巾，晚上用安睡褲，讓自己舒服些。”

便宜好用的衛生巾為何罕見？

作為女性經期的必需品，衛生巾的售價總被質疑不符合“民生剛需”的定位。
市面上的衛生巾價格參差不齊。《新周刊》統計了頭部電商平臺上15個衛生巾品牌的價格，單片日用（240mm-250mm）衛生巾最低售價區間是0.51元-2.69元；單片夜用（290mm）最低售價區間是0.58元-3.36元；其中醫護級衛生巾價格較高。散裝衛生巾則更便宜，電商平臺上的日用和夜用單片售價分別可低達0.15元和0.17元。

頭部電商平臺上15個衛生巾品牌的價格。（圖表/馬社力佛）

打折促銷進一步放大了價格差異。不同平臺的優惠策略五花八門，滿減疊加、會員專屬券、限時秒殺等手段讓同款產品在不同渠道的到手價相差懸殊，有的衛生巾單片促銷價較日常售價低0.7元。
顯然，即便單價在0.7元到1.5元之間波動，品牌仍有盈利空間。為何衛生巾的價格彈性空間如此之大？
中泰證券2019年的研報指出，衛生巾行業為高毛利率行業，平均毛利率可達45%；經銷商層層加價，終端售價可高于出廠價3倍多。衛生巾工藝較簡單，主要分為面層、吸收體、底層和膠，其中吸收體成本占原材料比例最大，約為50%。
小紅書博主@她者 和@紅潮 從2024年年底開始籌備自創衛生巾品牌，目前正在走訪衛生巾工廠。她們告訴《新周刊》，日用240mm的衛生巾裸片價格普遍為0.1-0.4元，安睡褲裸片價格則為0.6-1元。“當然也能找到更低價，但無法保證質量。我們問到有0.5元一片的月經褲，可廠家說沒有任何消毒措施。”

衛生巾成本拆分。（圖/中泰證券）

對工廠來說，啟動機器的那一刻起，成本就產生了。@她者 和@紅潮 發帖分享創業經歷后，不少女性網友留言，希望她們能改進衛生巾的版型，比如加長、加寬等，也有女性提出增強背膠黏性等建議。“這些改動意味著重新開模、更換材料，都是成本。這也可能是市面上衛生巾款式大同小異的原因。”
@她者 介紹，衛生巾的成本主要可以拆解為三部分：一是包括裸片、外包裝、產品檢測和物流運輸費用等在內的制造成本；二是包括線上平臺投流、線下代理商利潤點、商超進場和陳列費、品牌代言人等在內的營銷費用；三是衛生巾產品在國內銷售時須繳納的13%增值稅。
上述中泰證券研報提及，衛生巾行業平均銷售費用占銷售額約23%，研發及管理費用則大約占比6%。這說明，高企的銷售費用大幅推高了衛生巾的成本。
從衛生巾創業者的角度看，要保證產品質量，價格就不可能壓得特別低。“我們想做大部分女性能用得起的衛生巾，目前的策略是減少營銷費用的占比，在保證尺寸和質量的基礎上，價格盡量低。”@紅潮 表示。

該如何努力，才能讓女性沒有負擔地度過經期？

月經貧困不僅是經濟問題。聯合國婦女署曾撰文指出，月經貧困是一個全球性的衛生問題，無論貧富國家都存在，并明確將月經貧困定義為“無法負擔衛生用品、缺乏衛生設施及教育缺失”的系統性問題 。可見，要解決這一困境，需要多方合力。

Payal Patel（圖右）被稱為印度奧里薩邦的“護墊女孩”。她為女性開發了一攬子負擔得起的可持續月經產品。（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攝影師Soumi Das）

這其中最直觀的訴求是降低衛生巾售價。如上文所說，衛生巾成本主要包括制造成本、營銷費用和稅，但主要的壓降空間在于后兩者。“不管是賣多少錢的衛生巾，都得以質量為先。”受訪衛生巾創業團隊@紅潮 表示，嚴控產品質量是團隊的首要任務，她們通過壓降銷售費用以降低衛生巾成本。
而降低稅費需要政策傾斜。2018年5月1日起，我國衛生用品適用稅率由17%下調至16%；2019年4月1日起，又進一步下調至13%。但市場仍有聲音認為衛生巾稅率較高，2021年，全國人大代表王作英曾建議多措并舉消除“月經貧困”，其中包括建議減免女性衛生用品增值稅。
根據公開資料，在全球范圍內，有十數個國家和地區都降低或取消了對經期產品的稅收。2020年，蘇格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免費提供經期產品的國家。

（圖/《善意的競爭》）

公益捐贈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上述專注女性公益項目的公益人士陸佳表示，其團隊在鄉村學校開展工作時，會在女廁所放置衛生巾互助盒，一次性給學校捐獻批量衛生巾。
“但目前一間學校的預算有限。我們心里知道，這個衛生巾互助盒更多還是應急作用，沒辦法完全解決當地的問題。”陸佳說。
姜桐曾在2021年創立了一個研究小組“月經時刻”，募集了來自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背景的20多位志愿者來做研究。姜桐當時設想，將所有的研究結果形成報告，再遞交給相關部門。“公益組織能做的始終有限，我們認為還是要靠政府采取措施，比如減免衛生巾稅收或設立專項補貼。”
采訪過程中，公益組織和衛生巾創業者均提及“捐贈月經杯”這一措施。月經杯使用周期一般在5年左右，售價100-250元不等，長期來看，相比于衛生棉條和衛生巾更加經濟節約。國際上也確有先例——在非洲地區，有公益組織大力推廣月經杯，當地女學生用節省下來的錢購買學習材料。

社交平臺上，#月經杯話題下有超過1億的瀏覽量。（圖/社交平臺截圖）

“我們也考慮后續推出月經杯產品，改善現狀的同時為女性提供多一種選擇。但由于月經杯需要置入體內使用，消費者需要面對使用門檻、消毒方式、文化觀念等的挑戰。”@她者 表示。
“你的月經觀念決定你用什么月經產品，月經貧困、月經健康、月經教育、月經羞恥是四個互為交叉的議題。”姜桐表示，要消除月經貧困，普及性月經教育顯得尤為重要，“不是發點科普文章能解決的，這必須寫進教科書里、走進學校里，才能改變。”
（應受訪者要求，茵茵、陸佳、袁菲、雷小宏、姜桐為化名。實習生馬社力佛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輯 晏非

校對 嚴嚴

運營 馬社力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