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微瀾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1959年3月，美國著名黑人學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訪問中國，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熱情接待。

在談話間，杜波伊斯問：“為什么中國不那么害怕戰爭？”

時間來到當下節點，杜波伊斯的問題可以換一個類似的問法：

為什么中國不那么害怕美國的關稅戰？

而回答同樣可以用毛澤東對杜波伊斯的話來回應:

“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

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同樣，如果美國一定要發動關稅戰，你害怕也沒有用。我們能做的只有改變能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把問題想透了、想清楚了，做好準備了，也就不害怕了。

一、特朗普“關稅戰”的幾點認識

第一，這不是一場短期的博弈，而是一場長期、全方位的博弈。

需要看到，美中關稅之戰不是偶然的、短期的，而是必然的、長期的博弈。

關稅戰拉開了特朗普第二任任期下中美經濟、產業長期以來的結構性矛盾的序幕，因此，我們應該建立持久戰之共識和準備。

但是，由關稅戰引發的中美博弈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就此走向極端，如果認為這場對決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之間發生全面沖突乃至戰爭，也是不正確的。

回顧冷戰時期，美蘇、北約和華約兩個超大集團之間，在接近完全脫鉤的情況下，也沒有爆發全面戰爭，而是主要圍繞地緣政治、經濟、技術、資源、文化、意識形態等展開一系列的博弈和較量，并且這種較量是漫長和充滿壓力的，它考驗的是一個民族的耐力和韌性。

第二，這不是一場僅中美之間的博弈，而是一場全球都不得不參與的博弈，其背后的本質是全球秩序的重構。

當下世界體系的基礎可以追溯到二戰之后，由美國推動建立的三個世界體系：
一個是政治體系——聯合國；一個是關貿總協定，即后來的WTO；一個是貨幣金融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

其中，布雷頓森林體系又是重中之重，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與大宗商品石油錨定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但也因此，美國實現了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愿望，即確立美元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自此，美國不僅自二戰以來成為西方的領袖，還開始享受著美元霸權主導全球帶來的利益和地位。

可以說，今天的美國國家結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包括民族的自我認知，都建立在霸權基礎上，也即美國的利益就是現存的全球秩序。

但是，在特朗普的關稅戰等一系列動作背后，我們會發現這些秩序正走向一種不可持續的狀態。

正如達里歐所說：

“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全球主要的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這類崩解，歷史上存在類似不可持續條件的時期已經發生過多次，但個人一生中只會遇到一次。”

具體而言：（全球）貨幣/經濟秩序正在崩潰，原因在于（美國）現有債務規模過大，新增債務速度過快，而資本市場與經濟體系又嚴重依賴這一不可持續的債務結構。

當下，這種秩序正在承受巨大的修正壓力，而修正過程必將從根本上改變貨幣秩序。

而在貨幣秩序改變的背后，其實也是全球權力轉移的系統性調試過程，這種調整既包含物質實力的再平衡，也涉及規則體系的變革和重塑。

第三，這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博弈，中國是不會單方面讓步和妥協的，達成共識只能是也必須是建立在雙方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

為什么這么說？

這來自于過去美國與其它對手的教訓和經驗：

從冷戰末期，蘇聯向美國妥協，采取休克療法，最終換來的是整個帝國的轟然解體；再到1985年日本和美國簽訂《廣場協議》，日本“自廢武功”——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銀行主動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

之后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上漲而不得不連續5次上調利率，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爆發金融危機，日本迎來了“失去時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妥協換不來勝利。

這也來自于過去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教訓和經驗：

我們可以再回顧一下特朗普第一任任期內對中國企業的“芯片斷供”事件，當時美國第一次用“涉嫌轉賣芯片”來威脅中國企業時，有企業選擇了讓步，繳納了數十億美元的罰款。但這一次的妥協沒有換來美國的止步；

幾年之后，美國再度以“涉嫌轉賣芯片”逼迫，這一次不僅要求中國企業再向其繳納數十億美元罰款，更要求變更中國公司董事會成員格局，甚至公然提出要向中國派遣美籍監督人員。

之后，芯片斷供事件再度升級，并指向另一家中國公司，并在最后對該企業實行了全方面的封鎖。

因此，讓步讓到最后只會一無所有。正如蘇洵的《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當然，這也來自于中國的時移世易。

在2021年安克雷奇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上，面對美國的蠻不講理，楊潔篪直接表示：

“我們把你們（美國）想得太好了，我們認為你們會遵守基本的外交禮節。我現在必須講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講話，二三十年前你就沒有這個地位講這個話，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這段話同樣適用于當下的美國關稅戰，特朗普想玩關稅戰，但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二、特朗普關稅戰，中國反擊的底氣是什么？

1. 特朗普不等于美國，美國也不等于全球

客觀上講，遏制中國崛起、維持美國全球主導地位，這是美國超越黨爭的戰略共識。

但是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因為選民基礎及利益集團的差異，在政策路徑上呈現出沖突對立：

民主黨依托的華爾街金融資本和硅谷科技巨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推手，自上世紀90年代主導創建WTO以來，持續構建跨國金融與數字資本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而共和黨背后的化石能源、重工業復合體等傳統產業集團，相較全球化市場體系，這些傳統行業更傾向通過鋼鋁關稅、資源出口管制等談判手段，構建依托美國軍事霸權的地緣經濟控制模式。

這種“金融資本全球化”與“產業資本國家化”之間的路線對決，構成了新自由主義與國家重商主義的黨派博弈。
（引自劉典公眾號《“全球化”到“美國優先”：關稅戰背后“兩個美國”的內戰》）

因此，我們要認識到，美國內部不完全是鐵板一塊。

美國不是特朗普的美國。美國是由很多群體和利益集團組成的，他們相互制衡影響著中美的博弈，且這一情況除非在地緣政治沖突上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將會一直存在。
舉個例子，據CNBC等美國媒體消息，根據美國海關的最新指南，智能手機和電腦將不受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的影響。

另外，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不但美國內部有各種各樣的聲音，美國的“盟友”們也并非鐵板一塊，全球各國也都有各自的“小算盤”。

歐盟（歐洲）：

歐洲是維持西方價值觀的一根重要支柱，也是美國在世界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

但在此次對等關稅事件中，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地區同樣受到了波及，歐盟的回應也同樣不客氣。

盡管在特朗普宣布對未對美實施報復的國家及地區暫停征稅90天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同意將原定于4月15日針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措施暫停90天。

但馮德萊恩也表示，進一步反制措施的準備工作仍在繼續，如果談判不能令人滿意，將采取反制措施，比如將對谷歌、Meta等美國科技巨頭征收數字關稅。

且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更加激烈的對抗，那么不管歐盟地區如何表態，地緣位置將決定歐盟在中美博弈中會以一種更加獨立的姿態參與到其中，而這將對美國構成極大制約。

俄羅斯：

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積極推動俄烏和平談判，想要緩和美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將重心從俄羅斯轉向中國及中東地區（巴以問題），但目前“俄烏和平計劃”的具體時間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此外，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世界前列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本身對美國也是極大的制衡。

日、韓、印：

要看到，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和進口來源國；中國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也已連續多年成為印度的最大貿易伙伴。

因此，日韓印作為中國的鄰國，同中國在經濟上、產業上的競爭是一回事，但走向對抗又是另一回事。

東南亞：

美國對東南亞，尤其是東盟的戰略，更多是要將東盟變成一個防御聯盟，從而實現對中國的包圍，但這不代表中國不能將東南亞變成一個共同的發展聯盟。

2. 不止是關稅，美國要維護霸權，要解決很多事情

美國當下的問題不僅是關稅。美國想要繼續維護霸權，或者說特朗普想要持續贏得支持，要解決很多事情。

對內，其需要解決美國“深層國家”的問題，即美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及其相關聯的各種團體和產業。特朗普和馬斯克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正是干這個事情的，但目前來看，特朗普對內的“大動干戈”遭到了諸多困難和阻礙，連馬斯克也計劃于5月底辭去政府效率部的職務。

此外，還有特朗普對選民許下的承諾，如移民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這些都是其能否贏下中期選舉的重要因素。

對外，除了經濟上的關稅戰，還有試圖讓海外制造業回流，解決美國債務和政治上的諸多問題，也都是特朗普需要面臨的問題。

但反過來看，中國要實現復興和崛起，只用做一件事，那就是一心一意搞發展。

在一心一意搞發展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再延展開來，什么對中國的發展有利，那就做什么。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做到心中有數、手上有招。

換而言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3. 特朗普是美國優先戰略，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正如達里歐所表示的：過去，由單一主導力量（美國）制定并維系的國際秩序正在終結。由美國主導的多邊、合作型全球體系，正被一種以力量為主導的單邊主義體系所取代。

在這一新格局下，美國依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力量，但其策略已轉向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單邊主義。

歷史從來不會給任何人、任何國家永久稱霸的特權。

當美國轉向“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保守主義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積極反對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倡議全球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人類政治與社會文明的升級，中國從來沒有覬覦過世界霸權，也從來沒考慮過要當什么世界第一。

這背后體現的是，中國發展的合理性，中國的發展從來不是來自于對國外殖民式的攫取掠奪，而是依靠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艱苦奮斗，勤奮工作，不斷創新和創造發展起來的。

4. 美國不是過去的美國，而中國更不是前蘇聯和日本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美國內部產生的變化本身就具有外部性，一旦他們解決不了內部問題，就很容易把這個矛盾向外轉移，外化成國際問題。

如果說曾經的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政府，被一個更強大的社會和市場環繞，國家在成長，整個社會和市場也在不斷發展。

也因此美國不斷涌現出比爾·蓋茨、喬布斯和馬斯克這樣的人物，培育出了硅谷、好萊塢這樣的地方，其國家能力，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民間活力和個體創造性的溢出效應下實現倍數級別提高。

那么當下的美國，受限于自身的發展機制，無法進一步理順自身的結構來順應時代未來的結構，所以能夠看到美國在特朗普的手上正從過去的西方文明領導者，乃至全球經濟的領導者蛻變為一個保守霸權的“流氓國家”。

為此，美國試圖再次把“世界“團結起來，用經濟霸權、科技霸權及軍事霸權像對付曾經的蘇聯和日本一樣，讓中國妥協。

但殊不知，美國不再是過去那個美國，中國更不是前蘇聯和日本。中國有著許多的確定性

首先，統一大市場。中國擁有14億人組成的統一大市場。這放在全世界也是獨一份，并且此時的中國社會已經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均GDP1.25萬美元，單中國內部就藏著很大的空間。

與日本相比，中國無論是在國土面積上（比如哪怕是看似荒無人煙的沙漠，也可以用于發展太陽能），還是其它的資源稟賦上，都有日本過去無法比擬的優勢，而這些將為中國帶來更多的輾轉騰挪的空間。

第二，成體系的供應鏈。與蘇聯的重工業極其發達，輕工業極其落后不同，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并且深度嵌入到了整個全球化的體系中去，這是當前難以被其它國家復制的，無論是東南亞，還是印度或者墨西哥。

第三，一批有深刻信仰和遠大理想的中國企業家和創業者正不斷地登上時代的舞臺。放眼世界，中國很多企業家和創業者的努力和韌性都是無出其右的，而當這些以技術為綱、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得以大放光芒時，只會帶來更多的可能。

這些都意味著當下，中國不僅在許多產業鏈的上下游環節扮演著越來越多的重要角色，也為整個高新技術提供了巨大的需求。

除非美國能迅速在其它國家找到比中國規模更大、且更具專業化的替代勞動，否則美國想要打造一個沒有中國的高端產業鏈是不太現實的。

5. 中國充分的準備和韌性

自特朗普首次上臺以來，中國在貿易戰領域已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做好了準備。
所以我們看到，在美國宣布對等關稅時，中國一方面推出了多項反制措施，進行了對等反擊；另一方面，在資本市場遭遇一系列多空博弈之時，國家沒有絲毫猶豫，該救市時馬上出手：

央行宣布對中央匯金公司提供充足的再貸款支持；金融監管總局上調保險資金投資股市的比例至最高50%；多家央企公布回購、增持計劃……

其次，中國的工業基礎是最有力的經濟韌性：

2023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已占全球的35%，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這一比例將進一步上升至45%；

全球市值排名經常位列第一的蘋果公司，90%的手機制造是在中國工廠完成的；

從2014年起，連續9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沃爾瑪，在中國的供應商達2000家，每年從中國采購的商品總量占全球采購總量的60%左右；

根據知名電商數據網站JungleScout的最新研究顯示，全球最大網上零售巨頭亞馬遜公司所銷售的商品中，70%為中國制造。
同樣，拿卡脖子技術來說，2018年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科技日報曾列舉了35項被“卡脖子”的關鍵技術，但7年后的今天，已經有足足30項被攻克，占比超過85%。

此外，在人民日報頭版文章《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也提到：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就如何應對美新一輪對華遏制打壓作出全面部署，強調要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據外部影響程度動態調整政策，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

未來根據形勢需要，降準、降息等貨幣政策工具已留有充分調整余地，隨時可以出臺；

財政政策已明確要加大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財政赤字、專項債、特別國債等視情仍有進一步擴張空間；

將以超常規力度提振國內消費，加快落實既定政策，并適時出臺一批儲備政策；

以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堅決穩住資本市場，穩定市場信心，相關預案政策將陸續出臺；

各級政府將“一行一案”“一企一策”精準幫扶受沖擊較大的行業和企業，支持企業調整經營策略，指導幫助企業在盡可能維持對美貿易的同時，開拓國內市場和非美市場。

中國從來都是務實的，中國人也同樣是非常務實的，始終專注于做好自己的事。

而這正源自于中華文明獨有的和平和包容的傳統，以及超常的耐心和智慧。

正如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中列舉了中國的三大優勢：

文化底蘊的穩定性：中國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其“天人合一”的哲學與世俗倫理為現代社會的生態危機提供了解決方案。

政治制度的適應性：中國在近代屈辱中實現獨立，并探索出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例如在20世紀經濟危機中“獨善其身”的表現。

民族精神的韌性：湯因比特別欽佩中國在百年屈辱后“以強大意志重塑國家”的能力，認為這種精神是文明存續的關鍵。在人類文明面臨十字路口時，只有中國文明能夠融合傳統與現代，為分裂的全球文明提供“統一的政治模式與文化價值觀”。
（引自文章《王志綱：這場國運，誰也擋不住！》）

今天的中國已做好了應對沖擊的各種準備，上下同欲者勝，風雨同舟者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這片大海經受得起狂風驟雨的洗禮，抵御得住貿易寒流的侵襲。

三、結語：“一直打到完全勝利為止”

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澤東

自特朗普對等關稅事件以來，全球風云變幻，我們每一天都在見證歷史。

而這也讓筆者時常想起在朝鮮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席在會上的一段講話視頻：

“時間要打多久，我看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后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將來的什么總統，由他們去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70多年前，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扛下了屬于他們那一代人的使命和責任，換來了我們今天幾代人的“和平發展”。

我們看到，當下中美的博弈又一次來到了朝鮮戰爭中的“上甘嶺”階段，美國妄圖以最大的壓力和制造最大的傷亡損失來逼迫中國人后撤，然而，退后一步是家園，中國人已退無可退。

不過和當年上甘嶺戰役不同的是，今天我們不再是小米加步槍的落后國家，中美之間的差距沒有那么大，當年我們能打退美國人，今天我們更沒有理由輸掉這場博弈。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由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

而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也是歷史潮流不可阻擋。關鍵是我們要看清并立足國際大趨勢，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同時，立足中國實際，凝聚起廣大民眾的聰明智慧，艱苦奮斗，不斷創新和創造。

最后用毛主席的三句話結尾：

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對內，始終堅持，（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對外，始終認清，（3）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將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變得少少的，也正是這些，才是中國在長期博弈中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1]. 鄭永年：中國人一定要認清現實，正和島

[2]. 不要誤以為當前正在發生的一切主要只是關于關稅的問題，達里歐

[3]. 走向質變的中美關系，環球財經

[4]. 美國的狠招，正和島

[5].王志綱：這場國運，誰也擋不住！，智綱智庫

排版| 米小白| 米禾主編| 孫允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