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節，矗立在寒風中的通化城頭出現了這樣一場“奇景”：只見3000多名日本戰俘穿著單衣跪在地上，身后是一隊朝鮮義勇軍；隨著方虎山將軍一聲令下，這些戰俘均被刺刀刺死、踹下冰河。方虎山為何不聽勸、公然殺死俘虜？他說即使背上罵名也無悔的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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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淪陷期間，通化一度是偽“滿洲國”所謂“通化省”的省會，日本投降之前，關東軍還曾一度密謀將偽“滿洲國”國都由新京（今天的長春）遷往通化，并且陸續向通化轉移了一些部隊和物資。

日本投降后，隱藏在通化附近山林和礦區的日軍殘部還有相當的數量，其中就有以藤田實彥大佐為首的原日本關東軍第125師團殘部約3000余人；他們潛伏在老嶺山脈的石人、林子頭，妄圖“復興滿洲”，恢復日本人的地位，繼續奴役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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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3日，以藤田實彥為首的一些頑固分子，糾集萬余舊日本軍人，與國民黨勾結發動了武裝反革命暴亂，史稱通化“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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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人民自治軍通化支隊司令員劉西元和方虎山領導下的朝鮮義勇軍立刻前往鎮壓，兩小時內平定局勢。事后方虎山不顧他人勸阻，將俘虜的3千多名日本戰俘全部處死，這一決定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外界稱其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應予以懲戒。

方虎山，這個名字在朝鮮戰場上幾乎等同于“傳奇”。中國人稱他“虎將”，日本人畏他如“霧之刺客”，就連美國人也給他貼上“幽靈”的標簽。那么，方虎山為何會出現在通化，又跟日本人有多大仇多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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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月29日-1945年8月15日，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對朝鮮人民來說，這是一段最黑暗、最絕望的時期。親眼目睹日本軍國主義殘暴行徑的方虎山，決意離開家鄉，到中國尋求解救祖國的辦法；15歲這年，他只身來到東北，加入密山抗日游擊隊，因作戰勇猛、機智果敢，慢慢從隊伍里脫穎而出。

1936年6月，日軍侵占東三省后，又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全國抗日形勢驟然緊張起來。中共滿洲省委迫切需要培養和訓練一批信仰堅定、軍事素養高、戰斗經驗豐富的抗日游擊干部，故而從各地優秀人才中進行選拔，打算送去蘇聯學習。

鑒于東北抗日斗爭的領導人和指戰員有很大部分是朝鮮族人，而方虎山恰好是朝鮮人，且各方面條件都不錯，所以上級推薦了他。1939年3月，方虎山和其他九名學員一起回到國內，秘密繞道進駐新疆，由于國民黨特務的阻撓監視，方虎山不得不在特別招待所里住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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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下旬，方虎山被編入朝鮮義勇軍延安部隊，奉命奔赴東北。雖說日本天皇宣布實行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殘兵卻并不承認自己敗了；當時的東北不僅匪患猖獗，還有四散各地的日本殘兵武裝作亂，方虎山到達奉天后被任命為朝鮮義勇軍第一支隊政委，主要任務就是剿匪，順便把潛伏在東北的日偽軍殘部清除出去。

而這時的老蔣對新四軍、八路軍在東北日漸壯大已心生不滿，他想了一招“借刀殺人”計：就是對在東北的日本殘兵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從而讓我黨的根據地“后方著火”，借機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有道是“上行下效”，國民黨在通化的特務頭子、通化縣黨部書記孫耕堯很快就找到了“外援”——越獄的日本戰犯、原日本關東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二人于1945年12月15日秘密會面，商議暴動計劃，并于次年1月22日成立“武裝暴動指揮部”，擬定于2月3日（大年初一）展開暴動。

隨后藤田四處收攏日本殘兵參加暴亂，孫耕堯也到處串聯土匪、偽軍警憲特及三青團骨干人員加入其中，二人共同拼湊出一支約1.3萬人的暴亂隊伍。不過，其陰謀被我軍一警衛連連長沈殿鎧得知，及時匯報給了上級，通化支隊參謀長茹夫一奉命將孫耕堯等敵首抓獲，得知了其暴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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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暴亂隊伍已經向通化隊司令部、通化專員公署等重要部門發起攻擊，潛藏在我軍醫院的日本醫務人員，也在院長柴田大尉的指揮下，用手術刀、剪刀刺殺或動手掐等殘暴的手段，殺死我軍傷員150多人。

劉西元指揮通化支隊與襲擊我軍重要部門的敵人展開血戰，方虎山領導下的朝鮮義勇軍三個中隊也前往鎮壓（方虎山及主力并未參與），兩小時內，反革命暴亂被平息。

事后趕到的方虎山異常氣憤，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國軍民對被俘的日本戰犯一直以禮相待，結果換來的卻是他們的暴亂和毫不留情屠殺我軍傷員。新仇舊恨涌上心頭，方虎山決心“殺雞儆猴”，將再次被俘的3000多名日本戰俘全部殺死，雖然此舉惹來非議，但方虎山卻說：“哪怕背上罵名，我也要這么做。”

“通化暴亂”的平息產生了很大影響，我軍的威信大大提高，更多百姓不再信任國民黨反動政府，為日后的解放戰爭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而方虎山則回到祖國，成為朝鮮戰場上令美軍也聞風喪膽的“虎將”。當年他果斷處死日本戰俘的行為，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犯下滔天大罪，那些手中不知沾滿多少中朝軍民鮮血的日本戰俘，難道不該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