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霞飛；來源丨鳳凰網

許多老上海人都還記得陳阿大這個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當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領導，還當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

但曾幾何時，他隨著“四人幫”的覆滅而銷聲匿跡，在政治舞臺上失去了蹤影。那么，陳阿大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呢？

當過工人參過軍

陳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浙江省的紹興縣陶南鄉。1942年5月，陳阿大出生。作為家里的長子，父親陳七二給他取名陳阿大。

后來，陳七二獨自來到上海打零工。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對陳七二這樣在上海打零工的人也十分重視，將其安排到造船廠，當上了一名正式搬運工。

1952年，陳七二將家人接到了上海。1958年，16歲的陳阿大成為上海中華造船廠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部隊在上海征兵，中華造船廠也號召適齡青年積極報名參軍。陳阿大也報了名，并順利通過各項審查，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這年，陳阿大19歲。

入伍后，部隊上分配陳阿大去教導營當飼養員，任務就是養豬。這讓他心里很不高興。但是，經過一番思想斗爭，陳阿大還是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安心在飼養員的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

鑒于陳阿大表現好，部隊上又讓他當連隊的炊事員。陳阿大想方設法為連隊改善伙食，受到連長的表揚。入伍一年后，陳阿大升為上等兵，并當上高炮指揮儀測手。他學習這方面的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為一名合格的測手。在訓練中，陳阿大一直表現得很積極。在軍事演習中，他們一組士兵曾經取得較好成績。在退役之前，陳阿大已升為上士軍銜。

現在能夠看到的部隊上給他寫的鑒定材料中，有這樣的話：“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臟，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組織紀律性強”，“‘三八’作風扎實，尊重領導，服從命令聽指揮，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陳阿大復員回到上海。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閥門廠當工人。在這段時間里，陳阿大曾兼任車間里的保衛干事和民兵排長。

陳阿大復員不久，正趕上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陳阿大出生在貧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當過兵，根正苗紅。雖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黨員，但仍受到了重視。“四清”運動一開始，工作隊就讓他作為工人代表參加了廠里的“四清”工作。

但他文化程度畢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細致的事情，他做不來。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個作用，就是征求群眾意見后向上反映。

陳阿大和年輕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緣。他利用這個條件，了解到群眾反映的問題后，向工作隊匯報，使工作隊對群眾的思想情緒有一些了解。

由于他到廠后表現好，1966年1月，廠里團組織發展他入了團。造反頭目在參加“四清”工作中，陳阿大了解到廠里群眾對領導的意見比較多，而且他本人也對廠領導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有些事情廠領導不讓他做，他感到領導沒有把他當作骨干。這使他對廠領導產生了不滿情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良工閥門廠也陷入動蕩之中。在全國政治風潮影響下，工人們開始對廠領導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但大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一開始，陳阿大也給領導提些這樣那樣的意見。后來，他覺得這些意見解決不了問題，就把廠領導的問題往路線問題上拉，并且率先在廠里貼出一張攻擊廠領導有“路線問題”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在廠內影響很大。加上陳阿大在辯論中是個大嗓門，經常從一個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語言批駁所謂“保皇派”，這使他的演講很有煽動性。

陳阿大知道廠領導的“問題”多，敢于揭發，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著他跑。這樣，陳阿大的身邊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為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

后來，由他倡議，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閥門廠革命造反兵團(簡稱“良工革命造反兵團”)，陳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個造反兵團人數不斷增多。陳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閥門廠響當當的造反派頭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業的工廠?企業造反組織——上海工人階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陳阿大和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葉昌明等人，是這個造反組織的發起者。

當這個組織建立核心機構常委會時，陳阿大被推舉為“工總司”的常委。從那時起，他和王洪文結識，并建立了密切關系。

陳阿大對王洪文佩服得五體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膽子大，敢冒險；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動向，作出決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組織能力，會籠絡人心。而他本人，實際上就是被王洪文籠絡的一個。

陳阿大曾經對他手下的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要緊跟王洪文，誰反對王洪文，我們就叫他嘗嘗味道！”

正因為陳阿大對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對陳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當作手下的一員“虎將”。

“武斗猛將”

陳阿大緊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揮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陳阿大扮演著為王洪文沖鋒陷陣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將”著稱。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揮造反派臥軌攔車，說是要去北京告狀。

在這一事件中，陳阿大是沖在最前面的一個。他率領手下的幾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們攔住的第一趟列車，高呼口號，一路向北京進發，無論是誰也勸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車不往前開了，他們才下車。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了“《解放日報》事件”。當時，“工總司”和“赤衛隊”兩大造反組織在解放日報社嚴重對立，一場大的武斗一觸即發。這時，陳阿大打了一個電話，一下子調來了幾十輛大卡車，拉著幾千名造反隊員，把解放日報社中的“赤衛隊”隊員團團包圍起來，并迫使解放日報社領導作出讓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認他們開列的條件，并在“聲明”上簽字。

在這件事中，王洪文對陳阿大贊賞有加，多次說，陳阿大在“解放日報”這件事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揮“工總司”10萬多人，把“赤衛隊”3萬多人圍在康平路。

12月30日，“工總司”向“赤衛隊”發起總攻。陳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號，帶頭沖向“赤衛隊”，見人就打，幾個人抓一個。只用了幾個小時，就把“赤衛隊”的主力全部“解決”。

陳阿大指揮著手下的造反隊員，押著“俘虜”，在馬路上集中。陳阿大洋洋得意地訓話，還要“赤衛隊”隊員把袖標摘下來，集中了六大堆，然后下令燒毀。

陳阿大還把繳獲的“赤衛隊”的幾百箱餅干如數上繳，以表現自己的“清廉”。

在這件事中，陳阿大沖鋒在前，又一次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揮24萬名“工總司”隊員，把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包圍起來，并于8月4日下令總攻。

陳阿大率領手下的親信骨干沖在前邊。他親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機廠樓內的“聯司”進攻，又調來滅火用的高壓水槍，向“聯司”噴射。他還第一個沖上樓頂，調動手下隊員上下夾擊。又是他，親自把“聯司”的頭目楊仲池“活捉”。

掌權有術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時，經王洪文推薦，張春橋同意，陳阿大成為公社委員。

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是經王洪文推薦，張春橋同意，陳阿大當上了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分管工交戰線工作。從此，陳阿大進入了上海市領導的行列。

但是，陳阿大畢竟文化水平低，寫個簡單的條子，也避免不了錯別字。怎么辦？陳阿大有辦法。他挑選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給自己當秘書，讓這些人給他寫講話稿。當什么會議需要他講話時，他就讓秘書代勞，寫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會上照著稿子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讓秘書和主辦會議的單位商量，由主辦單位先拿出稿子來，由他的秘書修改，抄清后，他在會上念。

當陳阿大下去檢查工作時，就讓秘書把一些文件中規定的條文先記下來，等對方匯報時，提出哪些事情要解決，他就把秘書寫好的條文要過來，按條文內容，說些原則性的話。他的這種做法，在一段時間里還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認為，陳阿大“政策水平高”，“辦事有原則”。

陳阿大到各單位檢查工作后，總要作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幾條，他怕話說多了，出漏洞。發表這些指示后，他要求秘書記下來，也要求下邊的單位記下來。過幾天，他就讓秘書打電話問落實情況。

如果基層單位忘記了他的指示，或者沒有完全按他的指示辦，他就會直接打電話，找那個單位的領導，先讓他背誦自己去檢查工作時的指示，然后再訓那個單位的領導。如果連他的指示都背不下來，他就讓這位領導“靠邊站”。

陳阿大當上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后，并未放棄對他原來的單位——上海良工閥門廠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閥門廠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親信，掌握著這個廠的大權。

他的兼職，可不是虛的，這個廠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匯報，都要聽他的指示。廠里的領導干部，甚至包括車間主任一級的干部，都要經過他同意才能任命。

陳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戰線工作的條件，在工交戰線安插了許多親信當各單位的領導干部。他的這些親信都對他唯命是從。這樣，他就控制了工交戰線的大權，一旦有事，一呼百應。

突擊入黨陳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團員，沒有入黨，也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沒有想到入黨的事。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張春橋有一個“名言”：要讓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革命派”入黨，成為黨的新鮮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黨做官”。陳阿大自然也被張春橋看中，作為突擊入黨的對象之一，甚至在陳阿大還不是黨員時，就“內定”陳阿大為九大代表。

為了讓陳阿大快點入黨，張春橋安排自己的秘書和陳阿大談話，暗示他寫入黨申請書，可陳阿大竟然沒有聽明白。

張春橋和姚文元急了，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動員陳阿大入黨。

可陳阿大以為，自己早就是黨的人了，根本不曉得入黨還需要先寫申請書。

這使張春橋、姚文元十分焦急。他們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常委專門找陳阿大談話。不料，這位常委找陳阿大談話時，無論怎么“啟發”，陳阿大就是不懂入黨要先寫申請書，只是瞪著眼嚷道：我早就是黨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說了吧。

最后，這位常委沒有辦法，干脆點明：你現在要寫一份入黨申請書。陳阿大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馬上寫，馬上寫。

陳阿大回去后立即動筆。可是，他不會寫，寫個草稿也有不少錯別字，只好讓秘書代筆修改后，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

我們現在從檔案中看到的陳阿大的入黨申請書，標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入黨申請書寫好后，張春橋、姚文元即調閱了陳阿大的入黨申請書，并且指示：盡快發展陳阿大入黨。

張、姚有指示，下面馬上落實。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黃濤，親自到良工閥門廠去落實陳阿大的入黨問題。他們一到廠里，立即安排廠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開會，決定討論發展陳阿大的入黨問題。當天，該廠金工車間就召開黨支部大會，討論發展陳阿大的入黨問題。

會上，陳阿大的入黨介紹人程箴坤、蔣阿青先后發言，介紹了陳阿大怎么出身貧苦，怎么從小當工人，怎么當過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等等。接著，由黨員發言評論。事先，王秀珍向陳阿大在良工閥門廠的親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會上發言，對陳阿大歌功頌德。所以，會議一開始就有人發言，歌頌陳阿大的功勞。

從目前我們看到的《發展陳阿大入黨的會議發言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極力為陳阿大評功擺好。這個說：陳阿大進廠后一貫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斗爭；那個說：陳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先鋒，當闖將，擔任“工總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工交組負責人后，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敢于承擔最困難最艱險的任務；還有人說：陳阿大保持了工人階級的本色，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典型。

在這些人發言之后，王秀珍也在會上發言，把陳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說：我和陳阿大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陳阿大階級斗爭覺悟高，勇挑革命重擔， 立場堅定，態度鮮明，能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黃濤在王秀珍之后發言，稱贊陳阿大有水平，覺悟高。他還一連說了陳阿大“十個好”。

會上決定，發展陳阿大入黨。按當時規定，通過之日，陳阿大就是正式黨員。陳阿大從寫入黨申請書，到正式被發展入黨，還不到十天時間。

陳阿大入黨還不到兩個月，就被張春橋定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這也創了一個記錄。從陳阿大入黨到當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們連讓陳阿大填寫入黨志愿書這件事都忘記了。陳阿大是在當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別人代筆，補填的入黨志愿書。事后，又由陳阿大抄了兩份。

策劃武裝叛亂的先鋒

陳阿大參加中共九大后，職務雖然沒有變，還是上海市工交組的負責人，但他的實際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上海政壇上出現了一顆“新星”。有什么重要會議，特別是工交戰線的重要會議，都會邀請陳阿大參加。陳阿大也不客氣，凡是有會，他必到，到會后必講話。

陳阿大在內心里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別是對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沒有王洪文的賞識和提拔，就沒有他的今天， 他下決心要永遠緊跟王洪文。王洪文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過去上海人都知道，陳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之一。

1976年，周恩來逝世，鄧小平被打倒，毛澤東病重，“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四人幫”及其黨羽甚至考慮到了用武力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方案，但他們苦于手中沒有軍隊，就急于抓軍事力量。在這段時間里，王洪文開始密謀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裝”。

陳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裝”的干將之一。那段時間，他經常到各工廠去，傳達落實“王副主席指示”，檢查民兵工作，特別是給民兵發槍的工作。他還安排手下親信，在各廠民兵中訓練應急戰術，一旦上海被圍，就要打反擊，還要進一步向北方進擊。必要時，就打巷戰。他還參與制訂了代號為“反擊”的三套民兵作戰方案。

陳阿大在向民兵講話時，公然宣稱：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斗爭很復雜。陳阿大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將來王洪文可能會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們要為王洪文而斗爭。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雖然中央封鎖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幫”余黨還是從各種跡象中猜測到他們的“四位首長”可能出了事。于是，他們開始策劃武裝叛亂。

10月8日，“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召開了策劃武裝叛亂的會議，決定調動3500名民兵集中，3.1萬名民兵待命。此時的陳阿大，跳得最歡，又是跑到民兵指揮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講話、搞動員，又是布置突擊發槍，又是檢查電臺安裝情況。

10月9日凌晨，應王秀珍之召，陳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第二號指揮點開會。他們認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義上臺了，這是右派政變，我們要和他們血戰到底。我們上海民兵即使打兩三天也好，槍聲一響，讓全國人民都知道，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陳阿大站起來，握著拳頭說：要大干，馬上干！陳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議：在吳淞口沉一艘萬噸輪，把航道堵住，讓他們的軍艦進不來。調幾輛大卡車，把鋼廠的鋼錠拉到機場，甩在跑道上，把機場封住，不讓他們的飛機降落在上海機場。

但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陳阿大緊跟王洪文?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動亂，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幫”覆滅之際策劃搞武裝叛亂，最終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四人幫”被抓之后，中央穩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組了上海市委。陳阿大同“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一起，被中央隔離審查，后來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草包司令陳阿大

作者丨葉永烈

來源丨黨史博覽

陳阿大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個弟弟，照此“推理”，名喚“陳阿二”。他的伯父叫陳七一，他的父親叫陳七二。

陳七二原是浙江省紹興縣陶南鄉人氏，父親陳阿澳是當地漁民，陳七二從小在家鄉捉魚。到了十八歲那年，撐船做點小生意。閑時，仍捉魚摸蟹，增加點收入。二十二歲，陳七二做在紹興至上海的快班船做船工，來來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陳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時，總是寫“貧農，船工”。

三十二歲那年，陳七二一邊從紹興販運蘿卜干到上海賣，一邊在上海做臨時工。后來，他進入上海中華造船廠做搬運工，做炊事員，做門衛。

1942年5月2日，陳七二的妻子章桂花頭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紹興鄉下外婆家度過。

阿大十歲那年，父親陳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腳。于是，阿大便到上海來念小學。

畢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陳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負擔。業余販運紹興蘿卜干，賺錢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蘿卜干（約千把斤）中摻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賺點錢。

不料，被人發現，反而罰了款。

無奈，阿大初中剛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輟學。1957年，十五歲的陳阿大到上海南碼頭做臨時工，他是長子，要為家里分憂。

因為陳七二已在上海中華造船廠當搬運工， 1958年，他把兩個兒子——陳阿大和陳阿二，都介紹到該廠工作。

陳阿大起初做搬運工，后來做鉗工。

葉永烈在陳阿大的人事檔案里，見到中華造船廠當年曾為陳阿大兄弟寫下這樣的鑒定：“兄弟倆于1958年一起入我廠。阿弟不聽組織的話，脫離我廠。阿大作風正派，生活樸素，吃穿節約，出身較苦。”

在中華造船廠度過三個春秋之后，1961年8月，十九歲的陳阿大應征入伍。

入伍后的陳阿大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四一四部隊教導營當飼養員，后來當炊事員。

一年以后，陳阿大升為上等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七一○部隊當高炮指揮儀測手。

陳阿大在部隊里的表現，也還是不錯的。1962年8月21日——陳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隊對陳阿大所作的鑒定如下：

“在工作中自干飼養員以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臟，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豬食沒有，親自去找。

“組織紀律性強。一年來從未犯過無組織無紀律現象，‘三八’作風扎實，尊重領導，服從命令聽指揮，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3月，上等兵陳阿大（退役軍銜為下士）復員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閥門廠當工人。因為他當過兵，廠里也就讓他兼任車間保衛干事，基干民兵排長。

進入良工閥門廠之后，正遇上該廠開展“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一個職工，都要填寫履歷表，亦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職工登記表”。陳阿大進廠才兩個多月，便因馬虎而寫過一次檢討書——他把廠里發的履歷表弄丟了。他不得不向該廠“四清”工作隊寫檢討，這份檢討現仍可從檔案內查到。他把檢討書寫成了“申請書”。茲照錄原文于下，錯別字處在括號內注明。雖然丟失表格不過小事一樁，但從這份“申請書”中倒可覷見陳阿大的“風格”：

申 請 書

茲有昨天工作部（應為工作隊——引者注）發給我兩份歷史表格（應為履歷表——引者注），在回家（時）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對這項工作認認（識）不足，造成了極不好的因（影）響，對組織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通過這次教訓使我認認（識）了錯誤，以后加強思想學習，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請組織和領導上給我嚴肅處理。

陳阿大

1965．6．29

1966年1月，已經24歲的陳阿大加入共青團。

就陳阿大在“文革”前所走過的人生道路看，還是過得去的。張春橋要把陳阿大樹為上海首批發展的新黨員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種各樣的“辮子”，唯陳阿大算是干凈些。

張春橋說陳阿大“出身苦、表現好、當過兵、入過團”，為的是替陳阿大樹為“納新典型”制造輿論。

不過，陳阿大從鄉下來滬之后，曾與上海的小流氓鬼混，養成一股流氓習氣。進入部隊之后，他受到嚴格的軍人紀律的約束。復員以后，他變得大大咧咧、無拘無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軍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舉杠鈴，拉“拉簧”（鍛練胸肌的體育運動器械）。

陳阿大是一個富有“喜劇”色彩的人物：

在廠里，他從來不用手推門而入，總是用腳把門踢開；

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腳擱在桌子上，要么反過來，騎在椅子上；

工人們怕與他下棋。如果他拉著你一定要下一盤，你得讓著點，輸給他。要不，你別想回家——他非要贏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個樣。他總要贏了球，才會高高興興回家。

“文革”一開始，陳阿大就成了廠里活躍的人物，成了一車間的造反派的頭兒。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幾個，后來十幾個、幾十個，以至發展到一百多個。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號，用他的“名言”來說，那就是：“膽大好做官”，“這一回，造反有竄頭。”

“竄頭”，上海的土話，也就是“奔頭”。

陳阿大成了上海灘的“老造反”之一。

“工總司”開籌備會時，他就是七個籌委之一。

“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國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車，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團”的頭頭。

陳阿大成了王洪文的“親密戰友”。他的“名言”是：

“王洪文跟牢張春橋，我們跟牢王洪文！”

“啥人反對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嘗嘗味道！”

“文革”是一場鬧劇，作為鬧劇舞臺上的一員“鬧將”，陳阿大沖沖殺殺，打打鬧鬧，覺得“有勁”極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陳阿大。

自從陳阿大成為“工總司”的常委，他對于武斗就更加起勁了。他打一個電話，可以調來幾十輛卡車、上千造反隊員。他說：

“這比下象棋、下陸軍棋有勁多了！”

在砸“聯司”的時候，陳阿大又說了一句“名言”：

“把上海鋼鐵廠火紅的鋼錠運來，把‘聯司’烤成面包干！”

陳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劇”演員的本色，在那“嚴肅”的“文化大革命”中，陳阿大常常鬧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話，為此博得了“陳阿憨”的雅號。

良工閥門廠要造個新食堂，設計人員向他匯報說：“新食堂是長方形的。”陳阿大眉頭一皺道：“什么長方形？”設計人員連忙打開圖紙給他看，不懂“長方形”的他發火了：

“什么圖紙，我不懂，你們不要用技術壓人！”

在討論馬列著作的會上，心不在焉的陳阿大聽見別人在談列寧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寧跟袁世凱也建立外交關系哩！”

有人很客氣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1917年才發生，袁世凱在1916年已經去世，袁世凱與列寧‘碰勿著’！”

陳阿大當時說不出話來，卻記在心里，過了幾天，又開學習會了。陳阿大板起面孔，像考官似的問那人：“你說說，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勢，就跟他輸了棋非要贏一盤一模一樣。

當了“官”之后，種種場合，人們要他作“指示”。他的發言稿，總是要別人代為捉刀。有一回，同濟大學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會”，要陳阿大講話。陳阿大拿起發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著念著，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類與“活學活用”毫不相干的話，令人莫名其妙。

后來，人們才知道，陳阿大有兩份發言稿，另一份也是別人起草的，是在廠里講話用的。這兩份發言稿弄混了，有一頁廠里講話用的稿紙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學活用”講話稿，陳阿大居然照念不誤！

陳阿大雖說是“草包”一個，不過，卻把權捏在手心，從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總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閥門廠的一舉一動，都得向他“匯報”。“廠革會”的名單，要他過目、審定才算數。他說一，別人不能說二。

每逢回廠，轎車一到，便要開“匯報會”。開會時，倘若有人把熱水瓶放在桌子上，他準會揮揮手，叫人拿開——他的習慣是誰發言他就盯著誰看，不許熱水瓶擋住視線。此后，良工閥門廠里便形成“規矩”，一聽說陳阿大回廠，人們趕緊把熱水瓶從會議桌上拿開。

當然，還有一個“規矩”：聽到他回廠的消息，要馬上通知食堂，做一頓好菜好飯。要不，阿大又會發脾氣。

陳阿大跟“上體司”的“胡司令”結識之后，意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陳阿大向“胡司令”學習，在良工閥門廠居然搞了個“良體司”。據1977年11月20日上海《文匯報》披露：

這個“良體司”名義上叫“維護社會治安，捉流氓阿飛”，實際上是破壞社會治安，進行流氓阿飛犯罪活動。他們把一些無辜的群眾抓進“良體司”，施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與折磨。陳阿大指使一幫人，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罰，什么“翻跟斗”、“倒著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

他們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長的煤渣路上翻跟斗，來回數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盡，再拖到房間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還要被打的人自己計數，數錯了要重新打起。

有時還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輕了不行，打得聲音不響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紅又腫，方才罷休。有時叫受害者相互對打，看誰打得重，好讓他們這一伙法西斯棍徒“開心開心”。

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來，剝去衣服，無恥地加以污辱，殘酷毒打。

陳阿大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階級報復。良工閥門廠有個同志，寫了一張《謹防毒蛇出洞》的大字報，揭了陳阿大一伙的老底。陳阿大懷恨在心，捏造罪名，把這個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關進“良體司”，用棍棒輪番抽打，把被打者發出的慘叫聲，用錄音機錄下來，放給受害者的家屬聽，逼迫家屬要受害者承認他們所捏造的“罪名”。周圍居民聽到這種聲音，都憤慨地說：這是良工閥門廠的“白公館”“渣滓洞”……

在上海灘，陳阿大是數得著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將”：“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報》事件”有他，主張把1967年1月6日“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從文化廣場改到人民廣場的是他，這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聯站”頭頭有他，8月4日砸“聯司”時從中華造船廠調三艘登陸艇、巡邏艇封鎖黃浦江、切斷“聯司”水上退路的是他，這年10月調動大批人馬集中西郊、圖謀圍攻上海青浦縣反對派的也是他……

張春橋說：“入黨做官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到了造反派頭上。”在張春橋準備樹立陳阿大為“納新典型”時，陳阿大當然明白張春橋所說的“入黨做官”的道理。

不過，令人納悶的是，盡管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光臨”良工閥門廠開“整黨建黨座談會”，盡管“市革會調查組”進駐良工閥門廠，萬事俱備，東風也已吹起，可是卻不見陳阿大遞交入黨申請書。

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首先要寫申請書。陳阿大不主動寫申請書，“調查組”再“積極”也無濟于事。

陳阿大為什么遲遲不寫入黨申請書呢？

原來，這位“陳阿憨”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

“調查組”自然不便直接對陳阿大進行“啟發”，他們連忙向“市革會”匯報。

于是，“市革會”一位“常委”出面，找陳阿大“聊聊”，給他指點迷津。

陳阿大恍然大悟，連忙在1968年10月10日寫了入黨申請報告。

“調查組”收到陳阿大的報告，如獲至寶，以異乎尋常的“加速度”辦理。

才九天——1968年10月19日，良工閥門廠的中共核心小組在精工車間召開中共黨支部大會，討論陳阿大入黨。

非同小可，“市革會”的常委王秀珍、黃濤親自出席這么個小小的支部會議。

討論陳阿大的黨支部會議，一時成了為陳阿大評功擺好的會議。

黨支部宣讀關于陳阿大的調查資料，稱贊陳阿大“進廠后一貫突出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斗爭”，“擔任工總司常委、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后，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于承擔最困難最艱險的任務”，“保持工人階級本色”……如此這般，歸根結底，是因為陳阿大“學習毛澤東思想好”。

王秀珍與陳阿大是“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又把陳阿大著著實實地稱贊了一番：

“阿大路線斗爭覺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擔”，“阿大立場堅定，態度鮮明”，“阿大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嘔的是那個黃濤。此人是馬天水式的“老干部”，獲得“解放”后，成為“市革會”工交組的第一把手（陳阿大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著手指頭，一口氣說了陳阿大的“十個好”！諸如“有水平”、“覺悟高”、“是老干部的學習榜樣”等等。

陳阿大的入黨介紹人程箴坤、蔣阿青也發了言。

就這樣，陳阿大被“突擊入黨”！

張春橋的筆，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單上，寫了“陳阿大”三個字。

王洪文手下，有五員大將，人稱“五虎將”。陳阿大是其中一員“虎將”。另四員乃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馬振龍。在陳阿大入黨之后，那四員“虎將”也變成了“布爾什維克”。將”也變成了“布爾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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