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建農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基本立足點與出發點。

1927年春夏，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迫使中共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毛澤東沉著應對國共合作破裂和中國革命的空前危機，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堅持和運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以無私無畏的英勇氣概，圍繞中共的獨立領導、怎樣開展武裝斗爭、如何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設什么樣的新政權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探索和勇敢的實踐。這成為后來開辟井岡山道路乃至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前奏和開端。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高舉共產黨的旗幟

在國共關系破裂的情況下，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早提出要打出共產黨的旗幟。他在8月20日代表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寫道：“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薄尽吨泄埠鲜∥o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頁?！?/p>

23日，中共中央復信批評湖南省委和毛澤東拋棄國民黨旗子的主張，強調“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收到中央復信后，毛澤東立即于30日召集湖南省委會議進行討論。在發言中他對中央復信的內容，有些表示堅決執行，有的進行了解釋，但對是否拋棄國民黨旗子問題，他表示仍堅持要高舉共產黨的旗幟，拋棄國民黨的黑旗，秋收起義要由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進行。因為要去安源召開發動秋收起義的軍事會議，毛澤東讓彭公達代表他和湖南省委去武漢當面向中央匯報和解釋。

在舉什么旗的問題上，毛澤東之所以旗幟鮮明并一再堅持自己的主張，這首先如他在8月20日給中央的信中所說：“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從前我們沒有積極的取得國民黨領導權，而讓汪、蔣、唐等領導去，現在即應把這面旗子讓給他們，這已完全是一面黑旗。我們則應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0頁?？梢?，高舉共產黨的旗幟是毛澤東在第一線的實踐斗爭中得出的結論?！?/p>

其次，在整個國共合作的時期，毛澤東不僅竭誠地擁護國共合作，他在中共三大上就贊成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主張在產業工人中發展國民黨黨員，而且他一直都是中共黨內力主保持中共的獨立性和堅持爭取中共領導地位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澤東后來在八七會議上批評中共黨內有許多同志尚在是否允許產業工人乃至農民加入國民黨等問題爭論不已的現象時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薄尽对谥醒刖o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頁。】

而他本人早在1923年春國共合作尚處在醞釀階段時（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就安排夏曦和劉少奇向任國民黨中央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林伯渠請示，利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空殼，從產業工人中發展國民黨員，以擴大中共在國民黨中的作用。正是在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的領導下，湖南省的各級國民黨黨部大都是由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掌握。1927年1月，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過程中，不僅進一步主張在湖南農民中大力發展國民黨的基層組織，而且前瞻性地提出要在農村大力發展共產黨員。他在1927年2月16日《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無論為應付目前的環境或準備不久要來的革命，我們黨都要有一個大的發展，至小數目湖南在六個月內要發展至兩萬人（現才六千）。有農協會員二萬以上的縣均須成立地方（委員會），這樣才有辦法。”毛澤東的未雨綢繆，表現出他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是基于他對中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領導地位的深刻認識。他在1926年9月就指出：“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9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9頁?！?/p>

因此，他在國共合作破裂之初能夠第一個提出要高高地打出共產黨的旗幟，是他一貫堅持中共對國民革命領導權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再者，中共中央當時堅持不同意拋棄國民黨的旗子，除了因不加分析而無條件地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所致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標志著民族資產階級已全部叛變，為了抓住小資產階級繼續革命，還要用國民黨的旗子，否則有著革命傳統的國民黨的旗號就會被蔣汪之流篡奪。而毛澤東早已對中國小資產階級左、中、右三翼的經濟地位和對國民革命的態度進行過科學的分析。他由五卅運動和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認定：他們“對于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尽吨袊鐣麟A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

理論上的清醒，帶來行動上的堅定。毛澤東認為不僅小資產階級由其階級地位所決定，而且是民族資產階級也一樣，只要無產階級力量大，他們都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對此問題，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在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向中央解釋為什么一定要拋棄國民黨旗子改打共產黨旗幟的原因時，轉達了毛澤東對國民黨左派的分析，即：他們“大抵系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他們對于革命只是同情，決不會自己開步走，且他們的行動是要看風轉舵，無產階級的力量大，他可以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來附和革命，在資產階級方面也是一樣。取消國民黨只要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左派小資產階級仍然可以來革命。取消國民黨并不成問題，因此，湖南對于此次暴動，是主張用共產黨名義來號召”?！尽杜砉_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99頁。】

毛澤東力倡改用共產黨旗幟號召革命，既是出于現實斗爭的需要，又有革命經驗的積淀，還有理論的準備，更是順應了廣大工農群眾的意愿。旗幟問題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如果繼續用國民黨的旗子反對打著國民黨旗號叛變革命的蔣介石、汪精衛和其他大小軍閥，既不足以號召小資產階級，更無法代表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如果繼續使用國民黨的旗子，勢必難以脫開孫中山用核定地價、國家收購的辦法平均地權學說的窠臼，土地革命會裹足不前；如果繼續用國民黨的旗子，其必然的邏輯就是還要用“國民政府”的牌子（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主張先建立革命委員會），“國民政府”的舊瓶容不下“工農民主專政”的新酒。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主張的正確，在他提出此問題一個月后，中共中央根據南昌起義以來的實踐，于9月19日發布《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指出“現在群眾看國民黨的旗幟是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壓迫與屠殺的象征”，明確宣布拋棄國民黨的旗子?！尽蛾P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谔枂栴}決議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頁?！?/p>

從此，中共必須獨立行使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成為全黨的共識。在嚴格的意義講，這是中共獨立領導革命的開始，標志著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意義影響深遠。

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是在同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激烈斗爭中提出用武裝對抗右翼勢力的挑釁。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當晚，他就找到蘇聯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要求依靠葉挺獨立團，爭取國民革命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軍的力量，通電討蔣，予以嚴辦，削其兵權?！久┒埽骸吨猩脚炇录昂蟆?，《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第1-14頁。】

在此前后，毛澤東就鄭重告誡：“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薄尽都o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1926年3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5頁?！?/p>

隨后，在他擔任所長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培訓課程中，就加大軍事訓練的比重，軍事訓練課占全部課程的三分之一。毛澤東是中共黨內最早重視武裝斗爭的同志之一。

毛澤東是在大革命高潮時期領導農民運動的火熱斗爭中開始著手推動建立農民武裝問題的。和以往向國民革命軍派遣政治工作人員和選調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到軍校學習與充實基層部隊的做法不同，他是從奪取地主土地防御地主反抗的角度提出武裝農民問題的。他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要求把農民武裝“確實普及于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頁。】

在他的號召下和中共湖南區委的領導下，當時湖南省有45個縣組織起農民自衛軍或工農義勇隊。毛澤東另辟中共組織武裝力量的蹊徑。

毛澤東在大革命的危急關頭首倡“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并明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思想。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后，毛澤東于6月中旬同從湖南到武漢請愿的共產黨員和工農骨干開會時強調：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下鄉組織農民，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頁?！?/p>

不久，他奉命到湖南出任新的湖南省委書記，針對危急形勢進行應變部署，強調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7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發言，提出“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認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尽睹珴蓶|年譜》上，第205頁?！?/p>

這一時期，毛澤東不僅多次與蔡和森商議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其建議后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致信中央提出），并指示湖南省委拿出詳細的軍事報告，而且他本人也受中央的委托起草了《湘南運動大綱》，準備以汝城為中心組織工農武裝，發動土地革命。這一計劃得到新組成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的批準，他被任命為中共湘南特委書記。隨后，他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發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毛澤東是中共中央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重要推動者。

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前后在如何推動開展武裝斗爭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其一，以農民為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主力，以農村為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派武裝斗爭的廣闊天地。面對四一二事變以來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賣和屠殺，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像毛澤東一樣看到了開展武裝斗爭的緊迫性。遠在莫斯科的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也清醒地看到此問題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精辟地概括“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一年之后，共產國際執委會終于改變過去不讓中共發展武裝力量的態度，討論制定并向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應變的“五月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頁?！?/p>

但是由于共產國際方面當時又堅決反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并寄希望于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能與中共合作執行“五月指示”。這造成陳獨秀和鮑羅廷等害怕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裝會影響與武漢政府的關系，指示無從執行。而毛澤東則不同。他始終在第一線領導開展農民運動，不僅從理論上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有深刻的認識，而且親眼目睹了湖南農民建立的各種農民武裝在動搖封建統治基礎方面的巨大威力，他對廣大農民群眾建立自己武裝的迫切要求及其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他雖然也執行奪取長沙的中央指示，但是和當時中共中央一方面強調依靠農民深入土地革命但卻把著力點放在南昌、長沙、廣州等中心城市的矛盾做法不同，他把發展工農武裝的著眼點放在廣大農村和億萬農民群眾身上，提出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獨辟蹊徑。在中共八七會議討論制定《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時，毛澤東沒有隨大流一味地要求加強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而是切實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強調應該是工人、農民共同參與指導工作。他要言不煩，只是提議在第七條中加一個“農”字?！尽吨泄仓醒刖o急會議（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頁?！?/p>

于是，八七會議將第七條改為“工農機關的指導，應由各級黨部從速審查，換有經驗的工人（農民）同志擔任這種指導”?！尽饵h的組織問題議決案》（1927年8月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49頁?！?/p>

這反映出毛澤東以農民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一貫主張。他的上述意見和作為，是毛澤東在領秋收起義的隊伍攻打長沙計劃受挫后，能夠率部轉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勇闖新路的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

其二，在發動武裝起義地點的選擇上，也體現出毛澤東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武漢政府一度在是繼續北伐還是東征討蔣問題上舉棋不定。這時，陳獨秀和鮑羅廷曾設想把革命的重心向西北發展，一方面是想借重當時尚支持國民革命的馮玉祥勢力，同時也有背靠蘇聯和外蒙再圖發展的意圖。后來，因為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后馮玉祥的轉向蔣介石而作罷。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后，中共中央組織發動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不僅都是要通過占領中心城市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同時也有保持出?？谝越邮芴K聯援助的計劃。中共中央發動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的目的，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呼應南昌起義軍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計劃。當時，設法獲取蘇聯的援助和支持，以重振革命的理念，在中共黨內根深蒂固。毛澤東則有所不同，他和蔡和森等非?？粗貎珊貐^的作用。馬日事變后，在多次聽取湖南來的同志介紹情況、部署準備反擊的同時，蔡和森連續給中央寫了七次信，闡述以兩湖為依托進行反擊的建議，并起草了《湖南暴動計劃》；毛澤東也向中央和陳獨秀提出要求回湖南發動工會和農民協會，組織武裝反擊許克祥和何健的挑釁。在他們的一再要求和建議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兩度決定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出任臨時省委書記和省委書記，他因此有機會于6月下旬短暫地回湖南進行開展武裝斗爭的準備和發動。盡管他很快就被陳獨秀召回武漢，但他在湖南的緊急部署，特別是集中保存工農武裝的安排，為后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1928年初的湘南暴動準備了基礎力量。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組織一個師的武裝去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當前處在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說：“前不久，我起草經常委通過的一個計劃，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v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薄尽睹珴蓶|年譜》上，第209頁?！?/p>

毛澤東提出并堅持以湖南為中心開展武裝斗爭，既表明了自力更生獨立革命的決心，也是以湖南已經形成的雄厚的革命力量基礎為支撐和保障的。首先，在國共合作之初，毛澤東就寫信給彭素民（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部長）、林伯渠商量在湖南國民黨組織的事宜，并親自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籌備員”，以后又有多次的指導。在他和中共湖南區委的領導下，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湖南各級國民黨黨部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正如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十五萬到二十萬的左派黨員及其組織曾在我們指導之下奮斗到現在。”【《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關于湘省工作的決議》（1927年8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46頁?！?/p>

其次，湖南的農民運動當時是最發達的，到1927年5月，農民協會的會員已達600萬，占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再者，按照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給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他們大力在農村發展中共黨員，到大革命失敗時已經發展農村黨員2萬人，【《湖南組織報告（5月-8月）》（1927年9月5日），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省委文件（1927年）》甲（5），1984年內部印行，第126頁?！?/p>

占全國中共黨員人數的三分之一。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和在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實績，使得毛澤東得以堅持以湖南為中心、依靠中共和工農的力量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這既是他在秋收起義隊伍受挫后不再徒勞地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來選擇在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獨立自主探尋中共革命之路的組織條件和實力依托。

其三，在發起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過程中，如何對待受中共領導或影響的一部分國民革命軍并促成他們與工農力量的結合，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新課題。共產國際和新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特別強調要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裝，強調發動工農的力量，強調要深入土地革命，其大方向無疑是正確和非常必要的。但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廣州的四一五事變、武漢的夏斗寅部叛亂、長沙的馬日事變、在鄭州的馮玉祥部與蔣介石的合流，以及唐生智、張發奎、朱培德等相繼反共的嚴酷現實，使他們對一部分深受中共影響包括直接在中共領導下繼續堅定地投入新的武裝斗爭的軍隊，都心存疑慮。比如南昌起義發動時，他們不得不倚重葉挺和賀龍所部，甚至虛位以待張發奎的加入?？墒窃谀喜鹆x軍剛剛南下就發生蔡廷鍇率部叛離事件后，他們就主觀地認定葉挺和賀龍所部都不可靠，“仍舊是舊式的雇傭軍隊，不加入工農分子使之改組，是不能擔負革命任務到底的”。【《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狀況報告》（1927年10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599頁?！?/p>

但迫于起義軍在南下行軍中無法遙控，只好寄希望于僥幸他們能夠成功進抵廣東，然后再行徹底改造。因此，后來對葉挺、賀龍部隊的指責成為中共中央研判南昌起義失敗原因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種心態下，他們只能一味地鼓動各地的農民自衛隊等暴動，期望出現登高一呼、群起響應、一戰而定的奇跡。結果是那些沒有經過軍事訓練又幾乎沒有槍械的農民起義隊伍，與敵人的正規軍碰撞，造成慘重的犧牲，基本上一一失敗。毛澤東則有所不同。他不僅一貫強調并在實踐中注重發揮工農的主力軍作用，而且同時，他從馬日事變時長沙附近10萬工農隊伍的反擊卻不抵許克祥、王東原兩個團的正規軍的失敗教訓中認識到，革命發動時必須有正規部隊參加。他在8月初起草并經中央批準的《湘南運動大綱》中就提出從江西革命軍中調一團人赴汝城，他認為“以革命軍一團作中堅，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毛澤東提出的湘南運動大綱》（1927年8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56頁。】

8月18日，他在召集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計劃時，進一步明確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就可以發動起來。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97頁。】

毛澤東把擬調一兩個團的兵力作為暴動“發火藥”的想法寫進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但卻受到中央23日回信的批評，認為其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好像不相信群眾的革命力量，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收到中央回信后，毛澤東和湖南省委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并于30日由毛澤東復信中央，再次強調要把軍事力量與工農群眾的暴動結合起來，并解釋說明暴動的主要戰斗者是工農，調兩個團是輔助工農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評是因為不了解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毛澤東對受中共影響的正規軍參加暴動問題的重視，既是汲取馬日事變血的教訓，也是基于他對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主持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巨大成效的了解和信任。在大革命時期，他和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在共同領導開展農民運動中結下深厚的友誼和互信關系，與中共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主要領導周恩來、惲代英等有密切的合作，與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二軍副黨代表（第一至第六軍的黨代表名義上均由汪精衛兼任）的湘籍共產黨人林伯渠、李富春，以及擔任其所轄各師黨代表的方維夏、蕭勁光、包惠僧等往來頻繁，并曾兼任過第二軍軍官學校的教官，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就是在第二軍的刊物《革命》上首發。因此，他深知中共在北伐軍部分軍隊中的影響和作用。對那時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毛澤東曾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尽逗陀浾哓愄靥m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頁?！?/p>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毛澤東十分珍惜在國民革命軍中保留的革命火種。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他對指揮二方面軍警衛團的盧德銘非常倚重，對該團的多數官兵也很信任，并以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已經發展為一個軍的事例鼓舞官兵們的士氣，特別是為促進警衛團官兵與起義軍中工農武裝力量的結合，他通過在三灣改編中把支部建在連上和設立士兵委員會，大大加強了中共對軍隊的領導，夯實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后來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實踐也印證了當初這一決策的正確，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指出：“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0頁。】

在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隊伍中，既有原國民革命軍二方面軍警衛團，又有安源路礦的工人和平瀏等地區的農民自衛軍，真正是“工農兵”的結合，這在當年的一百多次武裝暴動中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突出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領意義。

尤為難得和值得關注的是，毛澤東在籌劃發動秋收起義之初就注意到綠林武裝的問題。他在八七會議的討論發言中特地指出：“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因此種會黨土匪非常之多，我們應有一策略，有些同志以為只可以利用他們，這是中山的辦法，我們不應如此。只要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領導他們的。我們應當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弟兄，不應看作客人?！薄尽吨泄仓醒刖o急會議（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02頁?！?/p>

而當時的臨時中央雖然一再強調“必須依靠真正的農民的群眾力量”，但沒有具體的措施支撐，反而指責“坐待軍隊與土匪的行動，或許純全依靠軍隊的行動而忽略農民本身之組織力量與行動，這也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形式的表現”。【《中共中央關于兩湖暴動決議案》（1927年9月12發表于《中央通訊》），《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62頁?！?/p>

對此問題，后來中共中央有所改變，并且還更明確地指出：“土匪是失業的農民，有些還是未失業的農民，我們要領導他們來參加土地革命是對的，而且他們的問題也只有在土地革命成功之下才能解決?！薄尽吨泄仓醒腙P于工農運動的路線和策略給江蘇省委的指示》（1927年10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560頁。】

在大革命失敗之際，全國先后爆發了一百多次中共領導的武裝起義。當各支起義隊伍都在強敵的進攻下一一失敗的時候，各路起義軍的領導人除去都必須繼續堅持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外，還必須有一些獨特的途徑以保存力量東山再起。朱德是利用過去與云南將領范石生的同僚關系，保存了南昌起義軍的余部；賀龍則是憑借他深厚的血緣、地緣關系，后來在湘鄂邊重振旗鼓；毛澤東沒有拉桿子和在舊軍隊工作的經歷，但是，他有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的科學分析，有對原國民革命軍部分官兵高度政治覺悟的深刻認識，有對會黨土匪成份的深入了解，因此，他能表現出不同凡響的政策水平。這是他后來引兵上井岡山，成功團結袁文才和王佐武裝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從實際出發，以獨立自主的精神作出并堅持實施了引入受中共領導的正規部隊作為秋收起義“發火藥”的決策，以及團結改造以破產農民為主要成份的會黨土匪武裝的主張，壯大了革命陣營的力量，促進了革命武裝與工農群眾的融合，保留了秋收起義的火種，指明了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方向，為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探索井岡山革命道路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武力支撐。

深入土地革命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從事農民運動不是最早的，但他是立場最堅定、理論研究最深入和取得成效最突出的。大革命后期他不僅是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從1926年11月到中共五大），而且還被聘請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并且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三位常委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他在農民運動上獨立自主的探索及其與陳獨秀、與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上。

毛澤東并不是先知先覺。1926年12月13-18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毛澤東贊同中共湖南區委李維漢關于應該著手解決農民土地，實現耕地農有的主張，陳獨秀等則反對把贊成與不贊成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視為區分左右派的標準，認為目前主要是滿足農民減租減息和廢除苛捐什稅的要求，而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條件不成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p>

對此分歧，毛澤東后來說“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他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薄尽对谥醒刖o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47頁。】

在親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其勢如暴風驟雨的湖南農民運動后，經過冷靜的思考，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問題有兩個，即資本與土地。這兩個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此后，毛澤東積極地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奔走呼號。在撰寫和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同時，他和鄧演達、陳克文聯名向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交《土地問題草案》（通過時改為《農民問題決議案》）和《對農民宣言》，力圖“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他多次參加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和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會議，積極發言，并起草《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等文件草案。他認為土地沒收的標準和分配的方法，這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他主張：“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并無須別的辦法?，F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是了。”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連續三天開會，討論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出“要沒收全部出租土地”，“進而徹底消滅土地私有制”，【《毛澤東年譜》上，第193-194頁?！?/p>

準備提交中共五大討論，但是被陳獨秀拒絕?！久珴蓶|后來和斯諾談道：“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7頁?！?/p>

不僅如此，中共五大還改組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撤銷毛澤東的書記職務，改由譚平山接任，毛澤東只保留委員職務。

共產國際關于要深入土地革命等內容的“五月指示”下達后，要不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在中共內部已無大的爭議。但是該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沒收地主土地的標準問題，成為一個新的議題。中共五大的《土地問題議決案》提出沒收公共土地和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但是又明確“屬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土地問題議決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194頁?！?/p>

中共五大認為：“無產階級應非常注意小資產階級，否則，他將與資產階級一路走。上海暴動之失敗，最大原因是無產階級沒有得到小資產階級群眾的贊助?！薄尽墩涡蝿菖c黨的任務議決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179頁?！?/p>

當時中共黨內包括陳獨秀等都認為小地主是小資產階級，因此必須向他們作某些讓步。這種觀點反映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也迎合了當時國民黨左派的意見。毛澤東則在八七會議討論關于農民運動的決議案時提出不同的意見。他一方面贊同中央關于沒收大中地主土地的主張，并強調“大中地主的標準一定要定，不定則不知何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為可以五十畝為限，五十畝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沒收”；另一方面，他又依據他對中國農村狀況的透徹了解，非常明確地指出：“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的是在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民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辈粌H如此，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自耕農問題，富農中農的地權不同。農民要向富農進攻了，所以要確定方向?！薄尽吨泄仓醒刖o急會議（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02頁。】

毛澤東的這次發言和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有關論述，與陳獨秀為代表的對中國農村各界的認識，有個原則的區分。陳獨秀等把小地主認定為小資產階級；毛澤東則是把自耕農（包括富農中農）認定為農村的小資產階級（這一時期毛澤東對農村各階級的分析還不是十分精確，他已經注意到“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系在一起”，但對他們之間的原則區別還把握不準。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將二者并列為農村的中間階級，認為“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9頁。】

顯然，毛澤東的劃分更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他實際上是將小地主歸為“要根本取消的地主制”范疇，并與對待富農、中農采取不同的政策。隨后的斗爭實踐也證明，毛澤東“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的主張，比中央關于只沒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更能受到多數農民的擁護。后來中共中央在總結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時寫道：南昌起義“關于土地問題提出‘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的主張。這是非常大的錯誤，這證明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這種政綱可以使葉賀暴動根本上喪失其意義。廣東一個農民聽見這一主張便說到：‘這叫做耕者無其田！’這句批評是再正確也沒有”?！尽吨醒胪ǜ娴谑枴獙θ~賀失敗事件》（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義八一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頁?！?/p>

8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進行秋收起義的發動準備。他又召集了兩次調查會，然后草擬出《土地綱領數條》交湖南省委討論，并呈報中央。其中規定：“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歸之公有，由農協按照‘工作能力’與‘消費量’（即依每家人口長幼多少定每家實際消費量）兩個標準，公平分配給愿得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薄尽吨泄埠鲜∥o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1頁?！?/p>

這個規定相比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有所退步，主要因為它混淆了小地主與自耕農的界限，實施起來會侵犯中農的利益，引起中農的不滿。對此，學術界的看法幾乎是一致的。這里我不想引用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記錄的毛澤東在湖南省委討論此問題時的發言，【《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96-97頁。】

為毛澤東辯解，因為那個發言與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發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認為毛澤東當時確實有過沒收一切土地的設想，這在他后來主持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中可以得到印證。問題是“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與“只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或沒收二百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這兩個政策，哪一個更能吸引廣大農民群眾投身土地革命呢？哪一個對推動當時的土地革命更有力呢？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斷言：“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薄尽毒畬降亩窢帯罚?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9頁?！?/p>

的確，在土地革命發動之初，為了鼓動最大多數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參加，有瑕疵的前者肯定更能攪動這一潭沉寂了兩千多年的死水。毛澤東關于小地主的土地也要一并沒收的主張，如同他堅持打出共產黨旗幟的主張一樣，在一個月后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可和贊同。中共中央在指導發動廣州起義的過程中糾正了自己過去的意見，批評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政綱，指出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可以妨礙革命發展的”?！尽吨泄仓醒虢o南方局并轉廣東省委的信》（1927年9月2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509頁。】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關于“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的設想，不是憑空想象或是根據上級的指示（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而是源于他的調查。他在8月20日給中央的信中有明確的說明：“我這回從長沙清泰鄉（親到）、湘潭韶山（有農民五人來?。﹥商庎l村的農民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于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昨日與鄉下來幾位農民同志會商，征詢他們意見的結果，擬出土地綱領數條?！薄尽吨泄埠鲜∥o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1頁?！?/p>

一切從群眾中來，注重調查研究，已經成為毛澤東顯著的工作作風。不僅如此，他關于“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的設想，還和他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過程中及其以后一段時間里，對貧農問題的認識有直接關系。他根據長沙的調查得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币虼耍J為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大群眾，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皼]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薄尽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21頁。】

與充分肯定貧農的重要作用相比較，前文已述，毛澤東對包括自耕農（含中農）在內的小資產階級對革命作用的評價就淡化了許多。這可能是左右他制定“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政策的思想因素之一。無論如何，必須看到，毛澤東這一時期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對沒收和分配土地標準問題的探索，盡管尚存缺陷，但畢竟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真分析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得出的（他在撰寫并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的基礎上，通過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和領導全國的農民運動，對農村的階級、階層又有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畢竟是在農村斗爭的第一線向廣大農民群眾和基層黨員干部調查研究得出的，誠如他自己所言，“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他針對當時“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這種反常現象，發人深省地指出“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尽对谥醒刖o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6-47頁。】

這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繼“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之外的另一句至理名言，實際反映的是中共的群眾觀。

必須強調的是，毛澤東關于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探索，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當時，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在黨外，其成就尚無人能及。他在秋收起義前湖南省委討論土地綱領時發言的精神被彭公達概括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即“現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權的時期，此時黨對農民的政策，應當是貧農領導中農，穩住富農，整個地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對地主階級不是在沒收他們土地時候讓步，應在土地沒收之后去救濟土地已被沒收的沒有勞動能力的地主家庭，并且只要他們能耕種，仍須拿與農民同等之土地給他們耕種，以消滅地主階級”?！尽杜砉_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100頁?！?/p>

這是中共第一個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一個在剛剛要起步的階段就拿出來準備實施的土地革命路線，但是，和后來成熟的土地革命路線相比，其基本精神和大體輪廓已具雛形。更重要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和解剖中國農村成為毛澤東革命生涯的常態。此后，他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依據他在大革命后期已經運用的方式、方法，開展了更大規模和更深入的農村調查，經過不斷地完善和修正，終于制定出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土地革命路線及相應配套的標準和辦法，在中國農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

創建工農兵政權

中國革命的直接目標就是奪取政權。毛澤東是在領導開展農民運動的過程中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并且他認識到中國農民運動的特點是：“政治爭斗、經濟爭斗這兩者匯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爭斗的運動。內中表現得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斗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9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0-41頁?！?/p>

那時，毛澤東雖然從理論上認識到農民運動最本質的問題是推翻現政權，但在出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之初制定全國農運計劃時，還沒有把奪取政權列入農民運動的重點，他是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時候，從農民自發的行動中，才感受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他在給中央報告中寫道：“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認為：“在湖南湘中湘南各縣多數經過了一個烈風暴雨的農村革命時期（第二時期），鄉村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應立即實行民主的鄉村自治制度，變無政府為有政府，具體的建立農村聯合戰線，以免發生農民孤立的危險；農村中的農民武裝、民食、教育、建設、仲裁等問題也才有最后的著落。目前湖南的政治問題，莫急于鄉村自治這一點，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非在完成鄉村自治以后決無可言?！?/p>

毛澤東積極推崇的農民鄉村自治，從表面看來和中共中央自國共合作前后就一直熱衷號召的國民會議運動是一致的。在北伐軍攻克武昌后，中共中央仍然希望“由行使國民革命領導使命的國民黨”，出面召集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和其他各界職業團體來推舉多數代表，舉行國民會議、省民會議、縣民會議和鄉民會議，以產生新的政府。毛澤東所說的鄉村自治看似為其中的一環，但是，深入地分析看，毛澤東提倡的鄉村自治決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采用什么樣政體形式的問題，而他主張的是“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他說：“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他認為“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梢?，毛澤東所說的鄉村自治，不只是一個政體問題，其實質上還涉及一個國體問題，即由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專政的問題。正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倒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毛澤東以發動和支持廣大農民群眾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專制統治的基礎，作為他政權建設的出發點，在鄉村自治的基礎上高呼“一切權力歸農會”的響亮口號，顯示出其卓爾不群的真知灼見。

在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后，毛澤東在醞釀發動秋收起義的過程中關于政權問題的見解，與他關于必須高舉共產黨的旗幟的思想是緊密相連的。當時，共產國際和新的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一方面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已經變質的武漢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不肯放棄國民黨的旗子，試圖通過“國民黨左派運動”，重新建立一個“以CP占多數的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權”，利用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和影響，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為代表的寧漢政府，以號令天下。而毛澤東，如前文所述，則是依據他對形勢的客觀分析，堅決主張放棄國民黨的旗子，改用共產黨的旗幟相號召。這是毛澤東在政權問題上的最核心的見解。由此而來，毛澤東在新政權問題上表現出與中央有所不同的一些獨特之處。

其一，或許是因為所居的地位不同，毛澤東這時對暴動后建立政權的設想基本上是區域性的，而且更多地強調的是可操作性。比如他起草并經中央常委通過的《湘南運動大綱》就提出“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毛澤東提出的湘南運動大綱》（1927年8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56頁?！?/p>

再如，他在代表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探討的也是在湘中一地發動秋收起義，還是在湖南全省發動的問題。他似乎沒有登高一呼就能一蹴而就建立起全國性中央政權的奢望。我們沒有發現這一時期毛澤東有關于建設工農政權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的論述，但也不能把他當時的這種作為簡單地歸結為他還不是中央層面的領導地位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主張是有別于共產國際、中共中央考慮的建立中央政府或對政權的通盤設計的，反映出毛澤東務實的工作作風。

其二，具體就湖南的秋收暴動而言，首先，關于領導者。毛澤東和湖南省委是主張由中共獨立領導；中央是要以中共與國民黨少數左派聯合領導湖南的秋收暴動。其次，關于政權建設的目標。雖然毛澤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表述不同，但實質是一致的。毛澤東他們是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將暴動的目標確定為“建設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的革命政權（意為工農民主專政——引者注）”。再者，關于建立政權的步驟。前者主張在奪取長沙時即建立革命委員會，執行關于工農兵政權的一切革命行動；【《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關于湖南秋收暴動辦法》（1927年8月1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49頁?！?/p>

后者強調“革命委員會在暴動前是指導暴動的機關，由我黨指派同志及少數真正民左分子組織之，暴動成功后即是臨時革命政權的性質”，從宣傳的角度上可說“革命委員會勝利后當召集工農會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選舉會議，成立正式的民權政府”。此外，關于依靠力量。前者認為“主要戰斗者是工農”，所謂“要調某某兩團進攻長沙意義是輔助工農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輔助暴動的發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動成份”，“至于小資產階級，讓他們完全在紅旗領導之下，客觀上也必定完全在紅旗領導之下”；【《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1頁?！?/p>

后者則是要求從組織和政治上加強對湖南國民黨下級黨部及其左派黨員的領導，與他們共同爭斗，“使他們成為秋收暴動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關于湘省工作的決議》（1927年8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47-48頁?！?/p>

這里還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十分看重正規武裝對新政權的拱衛作用，認為“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97頁。】；而中共中央當時對此是漠視或重視不夠的?？梢?，二者關于暴動后政權建設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步驟和方法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

其三，毛澤東到長沙后曾與蘇聯駐長沙的領事馬也爾會晤，十分認可他傳達的關于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的共產國際最新訓令，并認為“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從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〇五年，這是極大的錯誤。工農兵蘇維埃完全與客觀環境適合”，“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并且在湖南實行”?！尽吨泄埠鲜∥o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0頁?！?/p>

對此，中共中央專門在8月23日的復信中予以嚴厲批評。復信強調：“中國現在仍然沒有完成民權革命，仍然還在民權革命第二階段。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但不是照以前那樣的工農贊助國民黨。到了第三階段才是國民黨消滅，蘇維埃實現的時候。你們以為目前中國革命已進到第三階段，可以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的政權，以為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這是不對的?！薄尽吨泄仓醒霃秃鲜∥罚?927年8月23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5-56頁。】

乍看起來，中央的批評很有道理，毛澤東似乎有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之嫌。但是，仔細分析來看，中共中央的批評依據的是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分三個階段的觀點，強調的重點是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性質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仍然處于民主革命階段；毛澤東強調的重點是革命的領導者。他在給中央的信中特別強調：“因國際這個新訓令，影響到我對國民黨的意見，即在工農兵蘇維埃的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0頁?！?/p>

我們沒有發現這一時期毛澤東有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線的言論。此前，1927年4月由他主持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制定的關于協作社的決議草案中明確寫道：“假使中國的革命結果勝利了，并且能成為一個真正民權方式的，那末中國農民的合作社在經濟方面須與革命的政府與城市發生密切的關系，在政治方面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毛澤東年譜》上，第197頁。】

此后，在彭公達當時向中央轉述的毛澤東的意見中也明確寫道：“但在這中間，重要的過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權是工農的，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現在應擴大的宣傳蘇維埃政權?！薄尽杜砉_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99頁。】

還可以引據的材料是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他并沒有因已經建立茶陵、遂川以及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而混淆中國革命性質，他明確寫道：“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薄尽毒畬降亩窢帯罚?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7頁?！?/p>

事實上，俄國1905年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假，但1917年的革命也不只是純粹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包含有不同性質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工農兵蘇維埃這種政權形式，既可適用于社會主義革命，也能適用于新民主主義革命。

如果說那時毛澤東已經有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肯定是極其牽強和罔顧史實的。但是，他在革命轉變時期醞釀建設新政權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主張共產黨的獨立領導，堅定地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建設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的革命政權”的正確方向，力主依靠工農大眾為主力的方針，從而為下一個階段的政權建設點亮了指路的明燈，其肇始之功，功在千秋。正是循著這個方向，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后，毛澤東否定沿襲舊套路建立政權的辦法，改由工會、農會和士兵委員會各選出一名代表組成工農兵代表會議，然后建立起第一個縣級的工農兵政權；隨后，毛澤東總結茶陵建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農政權時，提出紅軍的三大任務，組織隊伍深入農村打土豪和發動群眾，并制定實施了切實可行的《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以工農民主政權保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以工農民主政權行使民主革命階段的專政職責，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聯系為一體，夯實了工農政權的執政基礎，真正保證了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性質。

綜上所述，大革命失敗之際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使中共和廣大的工農群眾遭受了滅頂之災。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屈服，他從血泊中爬起來，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毛澤東是這一正確方針的積極推動者和堅定的實踐者。但是，面對著突然降臨的災難，究竟應該如何應變，不僅是中共黨內、黨外，包括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都莫衷一是。是繼續沿用有著深遠和廣泛影響的國民黨的旗號，還是勇敢地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像蘇聯那樣通過在中心城市發動工農武裝暴動而一舉定天下，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但是如北伐前的廣東政府或北伐過程中馮玉祥的國民軍那樣，設法獲得蘇聯的軍援而重振旗鼓是可行的捷徑嗎？深入土地革命既是民權革命的主要內容，又是動員和團結農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能否抓住小資產階級繼續革命和籠絡中下級軍官防變問題上的顧慮，使中共中央對沒收地主土地的標準和方法問題徘徊不定；是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還是大中小地主的土地一體沒收？建立新的政權是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是到底是建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權，還是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工農兵蘇維埃是宣傳的口號，還是必須馬上實行的行動目標？對于這些問題，一直戰斗在革命斗爭實踐的第一線，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毛澤東，給出了與眾不同的答案。

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探索，是以他以往的理論思索為基礎的，是從工農大眾的立場出發的，是總結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的斗爭經驗而來的，實際秉承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體現的是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因而，其結論更合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更符合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和愿望。雖然他的探索，還只是初步的，遠談不上完備，但卻是系統和有效的。他把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轉化為打出共產黨的旗幟，他把農民階級的主力軍作用具體落實為舉行秋收暴動的行動部署和組織方案，他把貧農作為革命的先鋒而倚重、把受中共領導的原國民革命軍的部分正規部隊作為暴動的“發火藥”、把土匪會眾作為在土地革命旗幟下可以號召的力量，他分析了小資產階級左中右三派的政治態度、認定他們“客觀上也必定完全在紅旗領導之下”，【《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51頁。】

他制定了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并確定了能動員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得出的數據，未必符合全國各地的實際）投身革命的沒收地主等土地的標準，他積極贊同并成功實施了“工農兵蘇維埃”這樣一個充滿號召力的政權建設目標。毛澤東的探索確定了下一階段革命的領導者，明確了主力軍和團結依靠的對象，制定了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闡明了革命政權建設的目標，實際提出和奠定了后來他在井岡山時期“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以政權建設為核心）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雛形。歷史的發展是有其自身的規律和必然性的。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后選擇井岡山而沒有選擇東固山或南岳衡山為落腳點，是一種偶然；但是選擇敵人統治薄弱而又布滿能引燃革命烈焰的干柴的農村發展，則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在他后來分析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五條原因中，黨的領導、一定力量的紅軍、大革命的影響（群眾基礎）是他在發動秋收起義前就論及的，而他當初關于“靠山的上山”“濱湖的上船”的思想和放棄打長沙的主張，則是他后來關于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地區進軍的思想萌芽。大革命失敗之際在革命危急和形勢混沌不清的轉折時期，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力排眾議獨立自主地作出這一系列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英明抉擇，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可以斷言，如果沒有毛澤東在大革命后期的革命實踐和理論準備，就沒有后來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和井岡山革命道路的開辟。大革命失敗之際毛澤東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探索中國式革命道路的開端和前奏。

還必須強調的是，當年毛澤東的探索，盡管在許多問題上與中央有分歧，但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行動中，他不僅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確定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而且力圖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攻打長沙的既定計劃，并無條件地執行中央關于建立革命委員會和使用“工農革命軍”旗號的指示。他與中央有分歧的意見，有的是在參加中央的會議時提出的，也有一些是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向中央報告的，還有的如停止打長沙的計劃，是在轉戰過程中無法請示時臨機做出的。即使在已經率領秋收起義余部經過艱難的行軍抵達井岡山并與袁文才等接上關系后，他安頓好傷病員，又率主力向湘南進軍，仍是要執行中央的原定計劃。只是當得知南昌起義軍已經失敗的情況下，他才率部折返井岡山。這些都反映出毛澤東高度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觀念。也就是說，毛澤東這一時期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問題，是在貫徹中央總方針的過程中進行的，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執行中央的命令是第一位的。其中既有堅持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正確方向，又有毛澤東不同凡響的獨到見解，還有因不明敵我力量懸殊的形勢試圖攻打長沙的失誤，而尤為難能的是他在此過程中對中國革命勝利之路的執著追求和無畏探索。正是大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和在實際斗爭第一線對工農群眾迫切要求的切身感受，打破了毛澤東“我素以為中央領導同志是正確的”觀念，使他更加堅定地認識到從實際出發、依靠群眾和獨立自主的極端重要性。他后來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判斷上級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需要的。他認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薄尽斗磳Ρ颈局髁x》（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1頁?！?/p>

總之，在危難時刻的艱險挑戰面前，毛澤東的見解和行動受到黨內同志的尊重。接替陳獨秀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稱贊說：“我黨有獨立見解的要算澤東。”在八七會議上，蔡和森、李維漢、陸沉等均提議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毛澤東卻以“我現在擔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和“自己非外面去做工不可”的理由婉拒?！尽吨泄仓醒刖o急會議（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405頁。】

他不僅謝絕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提議，而且謝絕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參加中央工作的邀請，表示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表現出置個人生死榮辱于不顧，“自力更生闖新路”的壯志豪情。

加主編微信TZBB668，備注進群，可進大觀粉絲群（本群為邀請制，謝絕空降）

注：除本平臺聲明的原創外，其它內容源于網絡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讀者多種文化視角的探討與解讀，并不代表“新大觀”的觀點和立場，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后臺留言，將第一時間處理。